1960年秋，我大学毕业后到上海师范大学（原上海师范学院）任教不久，历史系党总支通知我，去学校农场劳动锻炼。那时强调“知识分子劳动化”，下乡、下厂劳动是平常事，第二天我就去农场报到了。
　　当时，学校周围是上海县的梅陇公社牌楼大队和桂林大队，学校已是桂林路的尽头，现在的钦州南路还是水波浩淼的大河。进西部大门，以现在的迎宾路为界，直到河边的大片土地就是农场。饲养场位于农场的南端，紧挨着河浜。我被分派为饲养员，工作是每天为三十几头猪准备饲料和喂食，以及打扫猪舍。
　　上班第一天我就深深地感受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滋味。三十几头猪，一天喂两顿，而饲料呢，就是河面上的水浮莲。这水浮莲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是光喂水浮莲，猪根本不长膘，瘦得像猴子。所谓“精饲料”，不过是指望食堂的泔脚。那时，人都吃不饱，学校纵然有五千来人用膳，可是用餐过后，食堂门口的四只泔脚桶几乎总是空的。面对这种困境，农场领导和我都心急如焚。
　　此前，报纸上有过用大粪喂猪的介绍，农场领导主张进行这一尝试。于是这个任务落实给了我。我明白，农场领导作此决定也是实出无奈。我只能硬着头皮接受任务，尝试用大粪喂猪。
　　喂猪的大粪必须烧熟、煮透，为的是杀菌。我就这样做了。第二天早晨上班，饲养场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揭锅盖时，臭气冲天，差点把我熏背过去。有了第一次的教训，以后揭锅盖后，我就先逃向室外，待恶臭略微飘散之后，再将粉碎好的水浮莲倒进大锅搅拌。搅拌时的种种情景，几年后想起都忍不住作呕。然后将“饲料”倒入猪食糟。
　　此时，三十几头猪早已饿得嗷嗷乱叫，栅栏门一打开，就蜂拥而出。
　　奇事出现了。平常，猪都是冲向食槽，埋头争食，但闻一片吧嗒、吧嗒声。而此时，猪沿着食槽兜一圈，东嗅嗅，西嗅嗅，跑回去了，对“新饲料”来个“绝食抗议”。约莫过了五、六分钟，猪才三三两两，懒洋洋地走向食槽，用嘴巴乱翻、乱掘，专挑水浮莲吃。大耳朵一煽，粪汁四溅，弄得满屋子都是大粪，狼藉一片。打扫猪舍时，平常从河浜里挑一担水就够了，此时挑四担水还冲不干净。
　　用大粪喂猪不仅是猪不肯吃，我也狼狈、疲惫不堪，而且招来家属宿舍区的一片骂声。因为饲养场的西面就是家属区，东南风一刮，家属区整夜笼罩着臭气，令人难以忍受。这样坚持（实际上就是僵持）了十来天，农场领导终于同意停止这一尝试。
　　11月初，我两个月的劳动锻炼期满，农场领导给我做的鉴定是：“不怕脏、不怕苦；在饲料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养好猪。”鉴定的前一句是实情，至于后一句嘛，应当说我的力气是花了，猪并没有养好。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