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收藏历来是收藏的热门，涉足书画收藏的每一个人，恐怕都不可避免地碰到过木版水印带来的惊喜和烦恼。几年前，一位有着几十年玩画经验的朋友，拿来一幅原装旧裱的张大千的山水画，岁月留痕清晰可见，画款、印俱佳，纸、墨、绢、裱俱老。画的上款“仲渔”为民国时期天津市市长程克（1878-1936年），程克字仲渔，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中华民国成立后，历任北京政府内务部参事、内务总长等职，1935年任天津市市长。初步分析，这是一件开门见山的真迹。和所有搞收藏的人一样，他既兴奋，又有些不放心，迫不及待地拿过来给我看。当我看到这件东西时，第一印象也是真迹，找不到疑点。细看之后，忽然感到此画有些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随即找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张大千》查看，真的就有这幅画（图1）。起初，我的朋友大喜过望，以为买到了一件著录过的真迹。冷静下来再细看，头上的汗就下来了。透光观察，细微之处能清晰看到添墨的痕迹。原来这是一件民国木版水印后添墨作品，这是一种很难辨识的作伪方法，利用下真迹一等的木版水印，印制时间越久越逼真，用后添墨来弥补木版水印的惟一缺陷——墨气不足，使其达到乱真的地步。根据笔者多年的收藏经验，木版水印作品几乎都是没有上款的，而这幅张大千的山水画有明确的上款，使其更具迷惑性。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真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一经历，从一个侧面警示人们，书画收藏之高深莫测；另一方面，也说明木版水印仿真技艺之高妙绝伦。有鉴于此，就特别留意收集相关信息和资料，并始终关注和研究木版水印的鉴定方法和市场动向。渐渐地，便喜欢上了木版水印，而且一发不可收拾，遇到好的木版水印作品，也会像遇到好画一样，不能自已。
　　近年来，随着书画造假水平的快速提高、“高价”打眼事例的屡屡曝光，以及大量对簿公堂的买方败诉案件的披露，许多人对鉴别书画的真伪感到困惑不已，甚至教训惨痛，望而却步，陷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境地，包括我的老师——有着几十年书画收藏经历、曾经下过苦功钻研书画辨伪、给《中国美术全集》和《中国古代书画目录》挑过错的专家，面对如此复杂的书画市场，也由衷地感叹：在造假领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现实一再告诫我们，鉴定和收藏的学问高深无比，永无止境，即使倾毕生精力，也不可能做到精通。与书画市场相比，古籍善本市场要火得多。抛开其他因素，赝品较少，真伪较容易鉴别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书店2008年春拍，第257号拍品——1952年荣宝斋新记《十竹斋笺谱》版拱花套色印本，成交价25,300元，而半年之后的秋拍时，第398号拍品——同样的《十竹斋笺谱》，成交价则达到57,200元。同时，第258号拍品——1958年荣宝斋新记《北京笺谱》版拱花套色印本，成交价20,900元，同场拍卖会第404号拍品——1959年荣宝斋新记套色印本《白石墨妙》，成交价10,780元，其价位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书画市场日渐低迷之时，木版水印却一枝独秀，价位连创新高，应该是其艺术水平和收藏价值的真实体现。抛开投资价值不谈，仅就艺术欣赏和学习绘画技艺而言，木版水印应该是最好的工具。而在今天，书画投资面临巨大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形势下，木版水印的投资潜力也已经逐渐为大家所认可。下真迹一等，几可乱真，又几乎没有鉴定和证明作品真伪的麻烦和买到赝品的风险。这自然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收藏品种，无论是艺术欣赏、临摹学习，还是投资赢利，木版水印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也是其价位逆势上扬的原因吧。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和工艺特点。
　　木版水印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阶所刻《金刚经》扉页插图（图2），现尚流传于世，应是最早的单色木版水印作品，也是现代木版水印有记录的最早雏型。由其精湛和熟练的技艺看，木版水印的创制时间应该更早，可惜尚未找到实物证据。自唐以来，历经宋元日益发展的科学、文艺、戏剧、小说等书籍资料，多需附有精美的插图，这一任务，责无旁贷地由木版水印来完成，使得单色木版水印更加完善。至十六世纪开始有了“版”、“拱花”等复杂的套版叠印，即发展为分色分版彩色套印。以后的四百年中，木版水印艺术经历了一个稳定发展的过程。近三十年来，更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改进、革新，并获得了新的发展，现在不仅能印制诗笺小品、黑白插图，而且能印制技术十分复杂的套色绢本绘画和巨幅长卷。今日的木版水印适应中国画的特点，已发展成为一门综合了绘画、雕刻和印刷的再创造艺术，纯系手工操作，这是与其他现代仿真技术的根本区别。它具有现代用网线分色、油墨印刷所达不到的特殊效果，从而能更真实地重现中国画原作的笔情墨韵，表达画家的思想和感情，仿制效果几可乱真，现已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木版水印的印制方法是用许多块木板多次套印而成，全部印制过程分为勾描、刻版、印刷三道主要工序。首先，根据原作进行设计分版，由画家们担任勾描工作，第一步为分色分版——即把画稿上所有同一色调笔迹划归于一套版内。画稿上有几种颜色，就分成几套版。先由画家在赛璐珞（透明薄胶版）上勾摹原作，根据所勾墨线轮廓在雁皮纸上精确描绘刻稿；然后反贴在刨平的梨木板上，运用不同刀具和刀法，刻出线条版、枯笔版或平版；最后选配与原作相同的纸、绢和颜料，将水墨和色彩刷掸到已刻好的木板上，经多次套印，印到宣纸或画绢上。最后钤印，装裱或装订成册而成为木版水印的成品。目前，印制木版水印作品最好和最多的单位，应数北京的荣宝斋和上海的朵云轩。由于木版水印市场的火爆，很多出版机构、企业也加入到生产木版水印作品的行列中来，其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也是良莠不齐。判断优劣，鉴定出处，同样摆到了收藏者面前。让我们欣赏几件木版水印作品，也许会有些收获。
　　石涛《花卉》册页八开（图3），画心31×20厘米。此册为朵云轩上世纪六十年代成立之初，印制的最具代表性的木版水印作品。八十年代曾经再版，虽水平稍逊，但仍然是收藏者争相寻觅的珍品。这件花卉册，是石涛花卉作品中的巅峰之作，充分展现了他花卉作品的高超技法，以及石涛全面而深厚的绘画功力。石涛花卉作品的数量远远少于山水作品，使其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是难得一见的珍品。这套初版木版水印，从十二幅中选取八幅印制，技艺高超，几可乱真，是木版水印技艺的完美体现，代表了朵云轩木版水印的最高水平。印制作品与原作的最大区别，或者说印制的最大缺陷，是墨气不足，而此套册页，恰恰是在这一关键点上，获得了相当大的突破，笔情墨韵表现得相当逼真，水墨淋漓，气韵生动。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套册页时，第一印象就是真迹，只是由于多年的经验提醒自己——这样重量级的藏品不是那样容易看到和得到的。这才静下心来，仔细端详，发现了一些木版水印的蛛丝马迹，甚至在确定了是木版水印之后，还怀疑是不是后添过墨，特别是题款中，那些湮墨的笔划，怎么看都像是写上去的，而不像是印的，而且所有的印章都是手工钤盖的，使得画作更加逼真。看过之后，除了惊叹其水平之高超外，就只剩下爱不释手了。难怪前面提到的几件拍卖品，会有令人瞠目的天价。石涛《花卉》册页原作现藏上海博物馆，为十二开册页。由于其特殊的艺术和文物价值，曾有多种印刷品、仿制品面世，日本二玄社曾印制全部十二开，而朵云轩印制的这套册页为八开，应该是所有复制品中水平最高、最接近原作风貌的。
　　这也引出了另外的话题，木版水印在印制的过程中，可以对原作进行修改和取舍。对木版水印起过推动作用和做出巨大贡献的人，首推鲁迅和郑振铎。早在解放前，他们就收集整理并出版了《十竹斋笺谱》和《北平笺谱》等多种木版水印作品。其次便是徐悲鸿，解放初，他多次与荣宝斋合作出版自己的木版水印作品。一次，徐悲鸿曾向荣宝斋的师傅提出，能不能将自己作品中画得不满意的地方改动一下，师傅爽快地回答：“没有问题”。也就是说，木版水印甚至可以比原作更好。同时，如某些原作是有上款的，这些有上款的作品，原封不动地印制成木版水印作为商品出售，总有不方便之处（前面提到的张大千山水画应是解放前的木版水印）。如去掉上款，缩小和放大画幅，对原画进行裁剪，印制一件作品的局部，选取十二开册页的八开等等，都变得轻而易举，随心所欲，木版水印功不可没。
　　还有郑板桥《兰竹》册，是朵云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产品，七开，31×45厘米，收入郑板桥的六件兰竹图和一件书法。全水墨印制，虽不分色，但充分、完美地表现出了中国水墨画的特点。既浓淡相宜，墨分“五色”，甚至更多，又有水墨淋漓，充分体现了中国水墨画的独有特征——“水”的魅力与“墨”的交融，而产生变化无穷的韵味和意境。同时也充分展示了绘画大师郑板桥运用水与墨的超凡能力和独特技艺。原作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同样有多种复制品，而木版水印最好。
　　另外，木版水印还可以印制版画，壁画，各种器物图谱、笺谱等。在荣宝斋印制的众多作品中，其复制水平最高的、被后世公认为木版水印巅峰之作的是绢本手绢《韩熙载夜宴图》（图4）。《韩熙载夜宴图》是我国古代工笔人物画中的经典之作，他描绘了五代南唐大臣韩熙载放纵不羁的夜生活。全图共分为“听乐、观舞、歇息、清吹、散宴”五部分，是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惟一传世之作。荣宝斋复制此画，从1959年开始筹划，至1979年完成，历时长达二十年，勾描、刻版共1667套，使用与原件完全相同的材料和珍贵颜料，印制成品30幅。这是木版水印作品中使用木板数量最多、印刷过程最为复杂、仿真效果最好、名副其实的木版水印的代表作，被故宫博物院定为“次真品”。此手卷的成功复制，是中国传统技艺——木版水印新的里程碑，开辟了中国古典绘画高仿真复制的全新途径。《中国版画选》、《敦煌壁画选》（图5）、《中国古代漆器图案选》（图6）等也都是荣宝斋为木版水印复制艺术品开辟的新领域，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的新贡献。（责编：李禹默）
　　附注：本文参考和引用了荣宝斋和朵云轩的多种出版物，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