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成为舆论的热议话题。
　　在中国，如朱镕基前总理这样的官员出版著作，其著作权的实现，也仍要经过现今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同意和批准。党的高级官员离任退休后，撰写回忆录回顾一生的少，发表在任时的会议讲话、文件批示的多。而按照人们了解的惯例，大凡领导人的讲话，多是领导定调子，“写作班子”打底子，最终再由领导“亲自”润色定稿的产物。因此，富于个性的前总理朱镕基的一些没用“写作班子”为其打底、“根据现场录音”记录而成的“实录”，就显得独有特色。
　　如果有所谓“盛世”，那么，朱镕基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构筑“盛世”的主要操作者之一。当然，朱镕基可能并不喜欢这个用来形容国之气象的王朝政治语汇。诚如朱镕基言：“我8年来的体会，就是要办一件事，不开8次、10次会议就没法落实。如果发一个文件，能兑现20%就算成功了，不检查落实根本不行。”如果论者所称《朱镕基讲话实录》“提高了政治透明度”一说大体不谬的话，那么，人们从上述这句话中，尽可管窥构筑“盛世”之难点所在。
　　一个堂堂的国家政府总理，开10次、8次会议办不成一件事，一个国家政府的文件只有20%的效力，这些说法，在某种程度上真切地说明了政府政策在高层官员中的共识度，也同时反映了在此情況下各级政府对中央政府政策的执行力。然而，这些说法以及“盛世”的达成，也在相互对照中，说明了各级政府的执行力，在一个强势总理的促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而政府的执行力又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弥补共识度不足的政治现实。
　　共识度的问题，执行力的问题，不只朱镕基任上有，现在也仍然存在，并且似乎正在变得更严重。实际上，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寻求共识越来越不容易，但也绝非不可能。关键在于有否寻求共识的政治程序及其相应制度。
　　在经过了改革初始阶段后，几乎人人受益的“帕累托”神话不再。继之而来的是，几乎任何改革，总要以一部分人的利益丧失为代价。丧失一些利益也许并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正是利益得失结构的固化；甚至，利益得失结构在某个发展阶段的固化也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没有改变这一固化结构的政治程序及其制度。得者恒得，失者恒失的利益结构，使得者愈发想得，失者愈感失落，最终结果就是整个结构过度扭曲而致坍塌。
　　“盛世”带来的欢愉，在相当程度上舒缓了来自“失者”的政治变革压力，弱化了各方寻求社会共识的愿望。但这丝毫不能缓解当今中国社会凝聚改革共识的迫切性。我们必须认识到，发展业绩的取得是为改革赢得空间，但绝不意味着改革进程可以放缓。执政党党内改革共识的形成，是凝聚全社会改革共识的前提，但执政党对党员“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的党纪要求，并不能成为社会共识的替代品。只有真正形成社会共识，改革才能真正深入推进，中国社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世紀初，当中国第二轮改革接近尾声的时候，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探求新的改革共识，寻找启动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动力。数年过去了，共识难觅，分歧却似乎反而日盛。近年，北京官民各界屡有堪称是寻求中国前行道路共识的讨论。
　　寻求共识与统一思想，是两个相向的政治过程。寻求共识的前提，是“个识”的存在。“个识”是共识之本，也是凝聚之源。在寻求共识的过程中，要打捞沉默的声音，更要搬掉压在声音上的石头；要宽松异质思维，更要修正判定思维异质的标准。
　　在现实政治中，以共识作为政治行动前提的概率并不大。在利益多元化、尤其是利益分化冲突剧烈的社会中，利益几无交集，共识难寻。在没有寻求共识程序的制度条件下，所谓凝聚共识，很多时候只能是自说自话而已，对任何一方都有害无利。政府的政治主张及其贯彻，其首要的前提是代表了民意。政府合法性的来源，正是制度化的民意表达渠道以及制度化的决定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意就是共识。
　　处在高端的中国，其进一步发展，如朱镕基这样的强势政府官员的强力推动仍然重要，但更需要的是整体路径的设计，是“个识”的充分表达和制度化的民意表达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