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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天下之治在人才，成天下之才在教化，行教化之业在教师。对讲台的坚守不应成为教师的口号，而应成为一种鞭策和动力。高校需要更多常萍式教师的坚守和奉献，我们更期待常萍式教师的坚守和奉献不再成为新闻。
河南大学有一位一直很火的老师一一常萍。她讲课，教室场场爆满，门外蹭课的学生挤得密不透风，有时听课的学生提前一个小时还不一定能占到座位。但是，她从不写论文，一本书也没出过，到退休还是讲师职称。今年1月7日，河南大学破格返聘她为副教授，副校长亲自为她颁发返聘证书。
一直很火的老师，直到退休时才破格获得一张“副教授”聘书，在教育界和舆论场闹出了很大的动静，引发了热议。这对学校和个体来说自然是双赢的结果，只是反过来思考的话，事情可能就有些尴尬了：如果常萍一直是“讲师”职称，如果学校不返聘，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没有了当事人现在的“火”呢？而这样的“火”能持续多久呢？是高校和学生需要的“火”吗？
常萍之“火”反证学者寂寞和大学喧嚣
教师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当下，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回答，更有不同的选择，并且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不同的选择也应受到尊重和宽容。作为大学教师，由于分工的不同，可以科研和教学分而做之，也可有所侧重。但作为一名教师，不为了论文而论文，不为项目而项目，更不为职称而斯文扫地，相反，以倾心教学为荣，以真正的教书育人为要。对此，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予更多的掌声呢？
常萍老师在舆论场之“火”，恰恰反证了大学本原的流失和教师本意的落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曾几何时，不少大学老师为了职称可以大打出手，也可以请客送礼，但常萍不为所动，一直以讲师的身份沉潜教学，赢得了学生的真正拥护。常萍式教师太少了，公众和学生太期待出现常萍式的教师了。或许，当常萍式教师成为高校的常态时，我们的大学才算是公众期待中的大学吧？教师的为人师表形象也才能真正树立吧？
教师的最高境界是把教育当作幸福的活动。教育学原理告诉我们，只有当教学真真切切地与充满无限潜力的学生联系起来，师生之间交流知识、沟通情感、促进发展时，教师才能真正感受到作为一名教师的幸福。教师既是幸福的创造者，也是幸福的享受者；学生既是幸福的享受者，也是幸福的创造者。师生双方在教育幸福的创造和享受上得到了内在的统一。有学者明确指出，“没有什么比一种启发性的、富于想象力的、影响深远的教学更能恢复公众的信心。在当前的大学里，研究似乎已经吸引了人们大部分注意力，教师如果能意识到教学改变了学生的生活，他们也会感到获得了很大的回报”。常萍不出书、不发论文、不申报职称，专注教学30年，并且课堂堂堂爆满，有人驱车数百公里只为听她一节课，门外蹭课的学生挤得密不透风。这揭示了什么？恐怕就是无论大学环境如何变化，但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变的，也是不会变的，那就是师生情感交融、教学相长。
有人回忆她上课的潇洒狂放，有人感慨她淡泊名利独守内心的操守。这也未尝不是对教师职业最真诚的期待和期许，只是我们在这个充满喧嚣和功利的氛围中，故意忽略了教师的最基本坚守，这在显现出常萍老师最为可贵之处的同时，更多的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常萍之“火”不仅与职称评定有关
有人认为，常萍之“火”背后的罪魁祸首是职称评定体制，这种观点有些道理，但并非根源。在笔者看来，职称只能承担起自身应承担的责任，更大程度上与管理部门和高校把大学功能定位偏颇有关。当所有大学都以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和博士数量作为竞争筹码时，教学和科研的畸轻畸重就必然出现，不重视教学、不重视学生的恶习就成了难以拒绝的循环。
南京大学77岁的苏维宜教授在本科教学一线和高等数学打了53年的交道，成功把学生们最头疼的“高数”变成了到课率极高的“最受欢迎课堂”。这都让公众看到了师者本分和荣耀。他与常萍老师一样，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反面，是那些蝇营狗苟于职称评定和项目获取，而对学生漠不关心、对教学熟视无睹的“教师”。
众所周知，大学普遍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大学是培养人才和研究科学的场所，教学和科研不是替代关系。仅仅以科研来评估教师的政策导向使得个体把主要精力投人争取科研项目和撰写论文之中，乃至荒废了教学大业。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教学是教师的首要工作，教师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老师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培养学生智能，更要熏陶学生人格，教会学生如何做人，而这一切离开课堂教学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教学和科研位置颠倒乃至教学成为科研附庸和陪衬的当下，不少教授走上讲台，给学生尤其是本科生上课，竟然成了问题。尽管为了提高本科生教育质量，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对教师开展本科教学工作已有明文规定，但效果是难以让人满意。政治学家亨廷顿说，他倒是更乐意教本科生课。因为本科生年纪轻，尚未深受学科中条条框框的太多拘束，思想活跃、观念新鲜，能够提出刺激性的问题，令他视角拓宽。而在英国剑桥大学，知名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更是一种惯例。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坚守讲台教师的精神就值得我们礼赞和传颂。言传身教的责任使大学教师的工作更多了一分庄重和尊严，但这离不开课堂教学的支撑，更何况教师对学生潜移默化的熏陶是无法计算与衡量的。这是常萍老师的真正价值和启迪所在。
大学本质是教育机构，培养人才是使命所在，也是社会期望所在。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国际著名应用物理学家朱经武曾说过：“一流的学校就是要用一流的老师教出一流的学生，再让一流的学生造就一流的社会。”离开了对教学和教育事业的执着，离开了甘坐冷板凳的红烛精神，常萍式老师又怎会出现呢？大学教师，应扪心自问：是不是对教学工作充满热情？是不是激发了对知识的渴求愿望？是不是关心、尊重学生？是不是为学习而教，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是不是注重教学相长，进而根据学生的反馈对教学作出改善呢？
常萍之“火”倒逼大学本原和学者本真归位 “她把对人生的感受、想法都贯穿到自己的教学中，不只是教授知识，更是在传递人生的感悟。”在高校，讲师和教授的工资差距是很大的，而常萍却说：“讲师和教授的工资差距多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打听过。我不在乎这个。”正如“人民微评”指出的那样：不出书、不发论文、不申报职称，却是学生心中最好的老师，再次证明只要教得好学生就认同。但是，出书、发论文也不是丢人的事，论文崇拜有错，发论文没错。不发表论文，不是嘲笑或贬低发表论文的理由，更不等于就站在了道德高地。教得好与发论文矛盾吗？
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因多年未评上职称而掌掴院长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更有清华大学教师因为9年未晋职被迫转岗引发学生集体请愿，也有武汉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副教授竟对该院的一名教授大出打手，原因是“没能评上教授职称”。如此鲜明的对比说明了什么？
当下，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如过于重视科研和显性的评价管理，大学渐渐偏离了教书育人的轨道。站在最朴素的立场上，尊重倾心从事一线教学的教师应成为我们的认知底线。因传道授业效果好而受到鼓励，应成为学校的常态。
恪守育人天职，坚守个人理想，不忘初心，不为外界的浮华与诱惑所动的精神，以及为教育付出、对学生负责的理想信念，是常萍之“火”的本质原因。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教育仅仅关注对学生进行外在特质塑造，如知识的掌握、专业技能的提高、言行的规范等，而不关注其内在的精神需求，只注重发展教育的外向功能，而不切实地进行内在价值的导引，教育丢失了根基和灵魂，脱去了教化的外衣，退化为赤裸裸的“工具训练”，这是大学教育苍白、世俗的适应。大学应在教育过程中关怀学生的生命本体，使学生在掌握各种外在知识、获取各种专业技能的同时，满足其精神陶冶的需求，学到“何为人、人为何、应如何”的启迪与教化，从而使高超的谋生手段和高尚的人生目的完美地结合于一体。这样的大学教育，才可谓将适应性与超越性统一的教育。只有这样，大学教育才不会外在于生活和人生，而这样的大学教育需要众多的常萍式教师来支撑。
大学教育是通过一种伟大而平凡的手段去实现一个伟大而平凡的目的，它旨在提高社会的益智风气，旨在修养大众身心，旨在为公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旨在为公众的渴望提供固定的目标，旨在充实并约束时代的思潮，旨在便利政治权利的运用和净化私人生活中的种种交往。这深刻启示我们要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要充满对教学和教育事业的执着。作为教师，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否则，所谓一流大学仅仅是梦想罢了。
致天下之治在人才，成天下之才在教化，行教化之业在教师。对讲台的坚守不应成为教师的口号，而应成为一种鞭策和动力。高校需要更多常萍式教师的坚守和奉献，我们更期待常萍式教师的坚守和奉献不再成为新闻！
（作者系信阳师范学院教师）
责编：赵东
河南大学有一位一直很火的老师一一常萍。她讲课，教室场场爆满，门外蹭课的学生挤得密不透风，有时听课的学生提前一个小时还不一定能占到座位。但是，她从不写论文，一本书也没出过，到退休还是讲师职称。今年1月7日，河南大学破格返聘她为副教授，副校长亲自为她颁发返聘证书。
一直很火的老师，直到退休时才破格获得一张“副教授”聘书，在教育界和舆论场闹出了很大的动静，引发了热议。这对学校和个体来说自然是双赢的结果，只是反过来思考的话，事情可能就有些尴尬了：如果常萍一直是“讲师”职称，如果学校不返聘，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没有了当事人现在的“火”呢？而这样的“火”能持续多久呢？是高校和学生需要的“火”吗？
常萍之“火”反证学者寂寞和大学喧嚣
教师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当下，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回答，更有不同的选择，并且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不同的选择也应受到尊重和宽容。作为大学教师，由于分工的不同，可以科研和教学分而做之，也可有所侧重。但作为一名教师，不为了论文而论文，不为项目而项目，更不为职称而斯文扫地，相反，以倾心教学为荣，以真正的教书育人为要。对此，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予更多的掌声呢？
常萍老师在舆论场之“火”，恰恰反证了大学本原的流失和教师本意的落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曾几何时，不少大学老师为了职称可以大打出手，也可以请客送礼，但常萍不为所动，一直以讲师的身份沉潜教学，赢得了学生的真正拥护。常萍式教师太少了，公众和学生太期待出现常萍式的教师了。或许，当常萍式教师成为高校的常态时，我们的大学才算是公众期待中的大学吧？教师的为人师表形象也才能真正树立吧？
教师的最高境界是把教育当作幸福的活动。教育学原理告诉我们，只有当教学真真切切地与充满无限潜力的学生联系起来，师生之间交流知识、沟通情感、促进发展时，教师才能真正感受到作为一名教师的幸福。教师既是幸福的创造者，也是幸福的享受者；学生既是幸福的享受者，也是幸福的创造者。师生双方在教育幸福的创造和享受上得到了内在的统一。有学者明确指出，“没有什么比一种启发性的、富于想象力的、影响深远的教学更能恢复公众的信心。在当前的大学里，研究似乎已经吸引了人们大部分注意力，教师如果能意识到教学改变了学生的生活，他们也会感到获得了很大的回报”。常萍不出书、不发论文、不申报职称，专注教学30年，并且课堂堂堂爆满，有人驱车数百公里只为听她一节课，门外蹭课的学生挤得密不透风。这揭示了什么？恐怕就是无论大学环境如何变化，但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变的，也是不会变的，那就是师生情感交融、教学相长。
有人回忆她上课的潇洒狂放，有人感慨她淡泊名利独守内心的操守。这也未尝不是对教师职业最真诚的期待和期许，只是我们在这个充满喧嚣和功利的氛围中，故意忽略了教师的最基本坚守，这在显现出常萍老师最为可贵之处的同时，更多的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常萍之“火”不仅与职称评定有关
有人认为，常萍之“火”背后的罪魁祸首是职称评定体制，这种观点有些道理，但并非根源。在笔者看来，职称只能承担起自身应承担的责任，更大程度上与管理部门和高校把大学功能定位偏颇有关。当所有大学都以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和博士数量作为竞争筹码时，教学和科研的畸轻畸重就必然出现，不重视教学、不重视学生的恶习就成了难以拒绝的循环。
南京大学77岁的苏维宜教授在本科教学一线和高等数学打了53年的交道，成功把学生们最头疼的“高数”变成了到课率极高的“最受欢迎课堂”。这都让公众看到了师者本分和荣耀。他与常萍老师一样，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反面，是那些蝇营狗苟于职称评定和项目获取，而对学生漠不关心、对教学熟视无睹的“教师”。
众所周知，大学普遍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大学是培养人才和研究科学的场所，教学和科研不是替代关系。仅仅以科研来评估教师的政策导向使得个体把主要精力投人争取科研项目和撰写论文之中，乃至荒废了教学大业。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教学是教师的首要工作，教师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老师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培养学生智能，更要熏陶学生人格，教会学生如何做人，而这一切离开课堂教学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教学和科研位置颠倒乃至教学成为科研附庸和陪衬的当下，不少教授走上讲台，给学生尤其是本科生上课，竟然成了问题。尽管为了提高本科生教育质量，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对教师开展本科教学工作已有明文规定，但效果是难以让人满意。政治学家亨廷顿说，他倒是更乐意教本科生课。因为本科生年纪轻，尚未深受学科中条条框框的太多拘束，思想活跃、观念新鲜，能够提出刺激性的问题，令他视角拓宽。而在英国剑桥大学，知名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更是一种惯例。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坚守讲台教师的精神就值得我们礼赞和传颂。言传身教的责任使大学教师的工作更多了一分庄重和尊严，但这离不开课堂教学的支撑，更何况教师对学生潜移默化的熏陶是无法计算与衡量的。这是常萍老师的真正价值和启迪所在。
大学本质是教育机构，培养人才是使命所在，也是社会期望所在。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国际著名应用物理学家朱经武曾说过：“一流的学校就是要用一流的老师教出一流的学生，再让一流的学生造就一流的社会。”离开了对教学和教育事业的执着，离开了甘坐冷板凳的红烛精神，常萍式老师又怎会出现呢？大学教师，应扪心自问：是不是对教学工作充满热情？是不是激发了对知识的渴求愿望？是不是关心、尊重学生？是不是为学习而教，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是不是注重教学相长，进而根据学生的反馈对教学作出改善呢？
常萍之“火”倒逼大学本原和学者本真归位 “她把对人生的感受、想法都贯穿到自己的教学中，不只是教授知识，更是在传递人生的感悟。”在高校，讲师和教授的工资差距是很大的，而常萍却说：“讲师和教授的工资差距多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打听过。我不在乎这个。”正如“人民微评”指出的那样：不出书、不发论文、不申报职称，却是学生心中最好的老师，再次证明只要教得好学生就认同。但是，出书、发论文也不是丢人的事，论文崇拜有错，发论文没错。不发表论文，不是嘲笑或贬低发表论文的理由，更不等于就站在了道德高地。教得好与发论文矛盾吗？
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因多年未评上职称而掌掴院长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更有清华大学教师因为9年未晋职被迫转岗引发学生集体请愿，也有武汉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副教授竟对该院的一名教授大出打手，原因是“没能评上教授职称”。如此鲜明的对比说明了什么？
当下，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如过于重视科研和显性的评价管理，大学渐渐偏离了教书育人的轨道。站在最朴素的立场上，尊重倾心从事一线教学的教师应成为我们的认知底线。因传道授业效果好而受到鼓励，应成为学校的常态。
恪守育人天职，坚守个人理想，不忘初心，不为外界的浮华与诱惑所动的精神，以及为教育付出、对学生负责的理想信念，是常萍之“火”的本质原因。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教育仅仅关注对学生进行外在特质塑造，如知识的掌握、专业技能的提高、言行的规范等，而不关注其内在的精神需求，只注重发展教育的外向功能，而不切实地进行内在价值的导引，教育丢失了根基和灵魂，脱去了教化的外衣，退化为赤裸裸的“工具训练”，这是大学教育苍白、世俗的适应。大学应在教育过程中关怀学生的生命本体，使学生在掌握各种外在知识、获取各种专业技能的同时，满足其精神陶冶的需求，学到“何为人、人为何、应如何”的启迪与教化，从而使高超的谋生手段和高尚的人生目的完美地结合于一体。这样的大学教育，才可谓将适应性与超越性统一的教育。只有这样，大学教育才不会外在于生活和人生，而这样的大学教育需要众多的常萍式教师来支撑。
大学教育是通过一种伟大而平凡的手段去实现一个伟大而平凡的目的，它旨在提高社会的益智风气，旨在修养大众身心，旨在为公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旨在为公众的渴望提供固定的目标，旨在充实并约束时代的思潮，旨在便利政治权利的运用和净化私人生活中的种种交往。这深刻启示我们要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要充满对教学和教育事业的执着。作为教师，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否则，所谓一流大学仅仅是梦想罢了。
致天下之治在人才，成天下之才在教化，行教化之业在教师。对讲台的坚守不应成为教师的口号，而应成为一种鞭策和动力。高校需要更多常萍式教师的坚守和奉献，我们更期待常萍式教师的坚守和奉献不再成为新闻！
（作者系信阳师范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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