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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经主管部门的“中美电影人才交流计划”选派，郭帆和宁浩、陈思诚、肖央、路阳五位青年导演前往美国，观摩学习好莱坞电影工业。到了好莱坞，郭帆就明白了此行的目的。“我们还在吭哧吭哧骑自行车的时候，人家已经在开法拉利了。”在短暂的学习期间，郭帆看到了中美电影工业水平的差距。
学习结束，派拉蒙公司为远道而来的中国学员组织欢送会。在会上，郭帆问美国同行看不看中国电影。对方直截了当地回答：不看，因为我们不看字幕。他心里难受，许下愿望：“五到十年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进入美国市场。”
四年多之后，郭帆执导的《流浪地球》于2019年2月5日，即大年初一公映。电影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小说，核心设定是，未来太阳即将毁灭，地球面临生存危机，为寻得一线生机，科学家想到把地球推出太阳系的疯狂计划——“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可以说是中國第一部有资格称为“硬核科幻大片”的电影。
2015年，刘慈欣的小说《三体》获得雨果奖，自此掀起科幻IP热。《三体》《球状闪电》等根据刘慈欣作品改编的电影项目纷纷立项，媒体不断讨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但年年落空。除了《流浪地球》，上述电影的进展还是谜。刘慈欣曾透露，项目一直在进行中，只是需要时间。
《流浪地球》成为了第一部。
中国科幻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
郭帆从小就爱看科幻电影，但不明白中国为什么没有那样的科幻片。到后来，他才意识到科幻片是和国家实力挂钩的，如果国家不够强大，普通观众没有自信去看本国人解救世界危机。在他看来，太小太弱的国家缺乏拍摄科幻电影的土壤。
刘慈欣认同这种看法。在他的印象中，即便是韩国和印度拍摄的科幻电影，影响力都相对有限。
郭帆筹备《流浪地球》时，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宇航员已经环游太空，好莱坞大片里也出现中国人拯救世界的设定。大前提成立了，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科幻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
中国科幻意味着中国主演吗？对于近年好莱坞科幻大片里的中国元素、中国面孔，中国观众显然无法坦然接受。科幻作家陈楸帆认为，那些游离于剧情设定之外，强加上去的角色，只是出于商业市场考虑。有些电影喜欢说中文，出现汉字或其他视觉化的中国元素，背后是猎奇的目光，并未和剧情产生有机联系。
有趣的是，郭帆也许在美国找到了中国科幻的精神内核。2016年，他带着《流浪地球》的方案拜会为《星球大战》制作视觉特效的工业光魔时，这家顶级视效公司感兴趣的是文化差异：为什么地球出现危机时，你们逃跑都得带着家人？在好莱坞电影里，地球遭遇灭顶之灾时通常有两种解决途径：超级英雄解救全人类，或者建造“诺亚方舟”带人类逃出地球。
郭帆意识到这和中国人的文化有关，即对故土家园的情感和依恋是中国的价值观。
在电影主演李光洁的理解中，地球就是家，走到哪里家都不能扔。“你看我们历代大迁移，躲避战乱，中国人带的东西是最多的。”一开始，他不理解为什么讲述地球遭遇灭顶之灾的电影要安排在春节档，因为观众这时一般喜欢看合家欢电影，但和郭帆聊过，他知道这个决定是对的：电影讲的就是中国人对家的认知。
因此，《流浪地球》适合改编成电影。现在，原著作者刘慈欣对这一点的感受更深了。事隔二十多年，刘慈欣已经不太记得清当时的创作契机，但他觉得，写《流浪地球》时，背后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中国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在影响着他。
“相比海洋文明，在东方文化里，对故土和家园的感情更深，同时，地球在中国人心中象征着人类全部的生活、文化和历史。”刘慈欣认为，地球象征着最本源的东西。“太空航行是一种离开本源文化去流浪的情结，如果把地球变成宇宙飞船，就有了更深的含义——我们不是在流浪，依然和我们古老的文化在一起。”
在好莱坞的科幻电影里，超级英雄拯救人类是通行法则，但在《流浪地球》里，吴京饰演的宇航员通过炸毁空间站，在太空拯救了全人类。
在李光洁看来，吴京的角色是种自我牺牲的形象。“我们的文化、教育和历史里有太多这样的形象了，比如董存瑞、黄继光。但好莱坞大片里的超级英雄一定会活下来，这就是文化差异，我们对性命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刘慈欣本人并不喜欢漫威式科幻电影。他认为，漫威有深厚的美国文化背景，制作精良，是标准的生产线产品，代表特效制作的最高水平，但科幻电影同时也是艺术品，不仅仅是生产线产品，科幻的审美背后是对人自身境况的思考。
“美国科幻片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失去最初的创作力，这也是我们的机会。《流浪地球》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第一次真正把中国人的情感放在太空尺度上，放在末日情境下表达出来，中国人自己对未来太空的想象和欧美还是不一样。”刘慈欣向记者形容。
如果地球不能被推离太阳系，整个项目就黄了
找到情感内核后，更重要的是用故事把它表达出来。
郭帆进入了一场看不到方向和终点的马拉松，一度不确定电影能否拍出来。再往后，他几乎每天都在怀疑自己。
前期筹备时，郭帆的团队找来四位中科院的专家，共同研讨设计，解决天体物理和力学的问题。
“地球不能被推离。”一位专家非常诚实地表示。现场突然安静了，郭帆只好规劝这位老师，如果地球不能被推离，整个项目就黄了，只能假定地球可以被推离，再让它更合理。
地球被推离太阳系是刘慈欣原著小说的核心设定。科幻文学不等于科普以及科学，但与魔幻不同，科幻作品需要给出解释。因此，郭帆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即排除科学基础上的不合理性。
郭帆导演工作室的三楼堆放着一批物理书。从2006年开始，他为拍摄科幻电影做了很多积累。起初，这个心高气傲的文科生发现物理书如同天书，只好偷偷再买些儿童读物。除此之外，他又观看关于天体物理的国外纪录片，一部看许多遍才能弄懂。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科幻文学研究者吴岩曾有过一个论断：中国没有科幻电影的编剧。
科幻作家陈楸帆接触过许多编剧，但能做科幻题材的少之又少。科幻电影编剧既要熟谙影视作品的戏剧结构，还要有逻辑能力和基本科学素养。
在《流浪地球》的前期讨论会上，中科院专家们会就某个科学定律争论不休，并在黑板上列出公式演示。即便坐在一旁的几位编剧都是科幻迷，也仍旧一脸茫然。
《流浪地球》的职员名单上，总共出现了八位编剧。一开始并没有那么多编剧，之后人数就开始增加。这背后是好莱坞流水线式的编剧体系。
“悲剧的是，我们连统一的剧本格式都没有。”导演郭帆向记者感慨。《流浪地球》在编剧过程中使用的是编剧软件WriterDuet，编剧们可以利用它协同写作。电影工业的核心就是标准化，然后才可以量化、分工，提高效率。依电影工业的思维，郭帆和他的编剧团队要把剧本先变成数据库。
“比如四个编剧，我写一段，你写一段，我们彼此可以看到对方写的，可以修改，可以留言。”
科幻电影的编剧过程在不断地排除逻辑错误。首映当天，一位观众向郭帆提问：空间站难道没有消防系统吗？实际上，吴京饰演的角色关闭了消防系统，一个镜头一闪而过。但编剧们如果没有考虑这一点，就会被细心的观众察觉。而这些可能的逻辑错误曾像一团麻线，纠缠在编剧过程中。
此外，改编刘慈欣的原著，首先要面对科幻小说粉丝们的质疑。小说原著是中篇小说，时间跨度长达几百年，情节点相对分散，没有核心冲突点，而且结局是悲剧性的，导向对人类本性的绝望。电影剧本对小说加以大量调整，在保留核心设定的基础上重新编织人物关系，主要围绕一对父子展开。
在陈楸帆看来，《流浪地球》的改编是成功的，为科幻小说的影视化提供了典范。
“《流浪星球》将原著几百年的时间跨度压缩到20年内，父与子两条线战胜危机，非常适合用两个小时在大银幕上表现。电影在很多方面做了减法，给了一个光明的未来，整个改编非常符合商业片的市场和观众预期。”陈楸帆告诉记者。
剧本解决，投入拍摄就要面对技术性困难。尽管筹备四年有余，郭帆依然遇到大量想象不到的技术困难。在中国制作科幻电影，缺失的部门太多。譬如，就置景来说，传统置景是装修搭建，而科幻电影的置景是组装，从工厂拉過来，3D打印。
“一张海报，你觉得会有什么问题？”采访时，郭帆发问。
郭帆做设计出身，某次想打开海报修图，结果发现那张图大到机器都打不开。“所有现代的平面设计图层设计，一层加一层，一张图二十几个G。声音也是，中影的设备算很不错了，但所有音轨同时打开的时候，死机了。”
再比如，电影中的核心场景国际空间站，六个面形成一个立方体，而空间站是10亿个面。“难度在于，不是你想大就能大，想象的复杂（程度）是有硬件的限制的。”郭帆说。
在电影工业成熟的美国，这些技术困难并不算什么，他们知道如何合并，但美国团队不会分享这些用来赚钱的核心机密。因此，郭帆和他的团队只能自己摸索。这个团队一开始只有两个人，最后统计字幕时变成了7000人的超大规模团队。
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开启了吗？
《流浪地球》有七位导演客串，除郭帆自己，另外六位中的宁浩、张小北和路阳都在拍科幻电影，且都会在2019年上映。媒体认为他们是对手，但郭帆认为大家都是非常好的朋友。拍《流浪地球》时，宁浩就在隔壁摄影棚拍《疯狂的外星人》。
有一次，刚拍完《拓星者》的张小北去片场，郭帆提出让他客串角色。张小北迅速涂了一脸血，问郭帆：“怎么演，我需要什么表情。”郭帆说：就当你看到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张小北的脸色一下子就亮了，仿佛拨云见月。郭帆开玩笑，说那是张小北从影以来表情最到位的一次。
中国科幻电影的春天真的来了吗？或者说，“元年”开启了吗？毕竟，一年内会有多部本土科幻电影上映。
陈楸帆认为，从《三体》掀起IP热开始，经过几年沉淀和筹备，到出成果的时候了。
在陈楸帆看来，《流浪地球》会为中国科幻电影提振信心，市场、资方和影人会发现诸多预设并不成立。“好莱坞能做的我们也能做，而且做得也不差。”他预测，将有很多项目重获生机，赢得资本的信心，而且这会促使中国电影行业探寻新类型，把更多资源和成本分配到制作上。
尽管中国科幻电影的技术水平目前无法达到好莱坞的高度，但郭帆认为没必要放低标准：“就跟美国比呗，能不赔钱的话就可以做下一部。”
学习结束，派拉蒙公司为远道而来的中国学员组织欢送会。在会上，郭帆问美国同行看不看中国电影。对方直截了当地回答：不看，因为我们不看字幕。他心里难受，许下愿望：“五到十年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进入美国市场。”
四年多之后，郭帆执导的《流浪地球》于2019年2月5日，即大年初一公映。电影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小说，核心设定是，未来太阳即将毁灭，地球面临生存危机，为寻得一线生机，科学家想到把地球推出太阳系的疯狂计划——“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可以说是中國第一部有资格称为“硬核科幻大片”的电影。
2015年，刘慈欣的小说《三体》获得雨果奖，自此掀起科幻IP热。《三体》《球状闪电》等根据刘慈欣作品改编的电影项目纷纷立项，媒体不断讨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但年年落空。除了《流浪地球》，上述电影的进展还是谜。刘慈欣曾透露，项目一直在进行中，只是需要时间。
《流浪地球》成为了第一部。
中国科幻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
郭帆从小就爱看科幻电影，但不明白中国为什么没有那样的科幻片。到后来，他才意识到科幻片是和国家实力挂钩的，如果国家不够强大，普通观众没有自信去看本国人解救世界危机。在他看来，太小太弱的国家缺乏拍摄科幻电影的土壤。
刘慈欣认同这种看法。在他的印象中，即便是韩国和印度拍摄的科幻电影，影响力都相对有限。
郭帆筹备《流浪地球》时，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宇航员已经环游太空，好莱坞大片里也出现中国人拯救世界的设定。大前提成立了，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科幻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
中国科幻意味着中国主演吗？对于近年好莱坞科幻大片里的中国元素、中国面孔，中国观众显然无法坦然接受。科幻作家陈楸帆认为，那些游离于剧情设定之外，强加上去的角色，只是出于商业市场考虑。有些电影喜欢说中文，出现汉字或其他视觉化的中国元素，背后是猎奇的目光，并未和剧情产生有机联系。
有趣的是，郭帆也许在美国找到了中国科幻的精神内核。2016年，他带着《流浪地球》的方案拜会为《星球大战》制作视觉特效的工业光魔时，这家顶级视效公司感兴趣的是文化差异：为什么地球出现危机时，你们逃跑都得带着家人？在好莱坞电影里，地球遭遇灭顶之灾时通常有两种解决途径：超级英雄解救全人类，或者建造“诺亚方舟”带人类逃出地球。
郭帆意识到这和中国人的文化有关，即对故土家园的情感和依恋是中国的价值观。
在电影主演李光洁的理解中，地球就是家，走到哪里家都不能扔。“你看我们历代大迁移，躲避战乱，中国人带的东西是最多的。”一开始，他不理解为什么讲述地球遭遇灭顶之灾的电影要安排在春节档，因为观众这时一般喜欢看合家欢电影，但和郭帆聊过，他知道这个决定是对的：电影讲的就是中国人对家的认知。
因此，《流浪地球》适合改编成电影。现在，原著作者刘慈欣对这一点的感受更深了。事隔二十多年，刘慈欣已经不太记得清当时的创作契机，但他觉得，写《流浪地球》时，背后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中国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在影响着他。
“相比海洋文明，在东方文化里，对故土和家园的感情更深，同时，地球在中国人心中象征着人类全部的生活、文化和历史。”刘慈欣认为，地球象征着最本源的东西。“太空航行是一种离开本源文化去流浪的情结，如果把地球变成宇宙飞船，就有了更深的含义——我们不是在流浪，依然和我们古老的文化在一起。”
在好莱坞的科幻电影里，超级英雄拯救人类是通行法则，但在《流浪地球》里，吴京饰演的宇航员通过炸毁空间站，在太空拯救了全人类。
在李光洁看来，吴京的角色是种自我牺牲的形象。“我们的文化、教育和历史里有太多这样的形象了，比如董存瑞、黄继光。但好莱坞大片里的超级英雄一定会活下来，这就是文化差异，我们对性命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刘慈欣本人并不喜欢漫威式科幻电影。他认为，漫威有深厚的美国文化背景，制作精良，是标准的生产线产品，代表特效制作的最高水平，但科幻电影同时也是艺术品，不仅仅是生产线产品，科幻的审美背后是对人自身境况的思考。
“美国科幻片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失去最初的创作力，这也是我们的机会。《流浪地球》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第一次真正把中国人的情感放在太空尺度上，放在末日情境下表达出来，中国人自己对未来太空的想象和欧美还是不一样。”刘慈欣向记者形容。
如果地球不能被推离太阳系，整个项目就黄了
找到情感内核后，更重要的是用故事把它表达出来。
郭帆进入了一场看不到方向和终点的马拉松，一度不确定电影能否拍出来。再往后，他几乎每天都在怀疑自己。
前期筹备时，郭帆的团队找来四位中科院的专家，共同研讨设计，解决天体物理和力学的问题。
“地球不能被推离。”一位专家非常诚实地表示。现场突然安静了，郭帆只好规劝这位老师，如果地球不能被推离，整个项目就黄了，只能假定地球可以被推离，再让它更合理。
地球被推离太阳系是刘慈欣原著小说的核心设定。科幻文学不等于科普以及科学，但与魔幻不同，科幻作品需要给出解释。因此，郭帆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即排除科学基础上的不合理性。
郭帆导演工作室的三楼堆放着一批物理书。从2006年开始，他为拍摄科幻电影做了很多积累。起初，这个心高气傲的文科生发现物理书如同天书，只好偷偷再买些儿童读物。除此之外，他又观看关于天体物理的国外纪录片，一部看许多遍才能弄懂。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科幻文学研究者吴岩曾有过一个论断：中国没有科幻电影的编剧。
科幻作家陈楸帆接触过许多编剧，但能做科幻题材的少之又少。科幻电影编剧既要熟谙影视作品的戏剧结构，还要有逻辑能力和基本科学素养。
在《流浪地球》的前期讨论会上，中科院专家们会就某个科学定律争论不休，并在黑板上列出公式演示。即便坐在一旁的几位编剧都是科幻迷，也仍旧一脸茫然。
《流浪地球》的职员名单上，总共出现了八位编剧。一开始并没有那么多编剧，之后人数就开始增加。这背后是好莱坞流水线式的编剧体系。
“悲剧的是，我们连统一的剧本格式都没有。”导演郭帆向记者感慨。《流浪地球》在编剧过程中使用的是编剧软件WriterDuet，编剧们可以利用它协同写作。电影工业的核心就是标准化，然后才可以量化、分工，提高效率。依电影工业的思维，郭帆和他的编剧团队要把剧本先变成数据库。
“比如四个编剧，我写一段，你写一段，我们彼此可以看到对方写的，可以修改，可以留言。”
科幻电影的编剧过程在不断地排除逻辑错误。首映当天，一位观众向郭帆提问：空间站难道没有消防系统吗？实际上，吴京饰演的角色关闭了消防系统，一个镜头一闪而过。但编剧们如果没有考虑这一点，就会被细心的观众察觉。而这些可能的逻辑错误曾像一团麻线，纠缠在编剧过程中。
此外，改编刘慈欣的原著，首先要面对科幻小说粉丝们的质疑。小说原著是中篇小说，时间跨度长达几百年，情节点相对分散，没有核心冲突点，而且结局是悲剧性的，导向对人类本性的绝望。电影剧本对小说加以大量调整，在保留核心设定的基础上重新编织人物关系，主要围绕一对父子展开。
在陈楸帆看来，《流浪地球》的改编是成功的，为科幻小说的影视化提供了典范。
“《流浪星球》将原著几百年的时间跨度压缩到20年内，父与子两条线战胜危机，非常适合用两个小时在大银幕上表现。电影在很多方面做了减法，给了一个光明的未来，整个改编非常符合商业片的市场和观众预期。”陈楸帆告诉记者。
剧本解决，投入拍摄就要面对技术性困难。尽管筹备四年有余，郭帆依然遇到大量想象不到的技术困难。在中国制作科幻电影，缺失的部门太多。譬如，就置景来说，传统置景是装修搭建，而科幻电影的置景是组装，从工厂拉過来，3D打印。
“一张海报，你觉得会有什么问题？”采访时，郭帆发问。
郭帆做设计出身，某次想打开海报修图，结果发现那张图大到机器都打不开。“所有现代的平面设计图层设计，一层加一层，一张图二十几个G。声音也是，中影的设备算很不错了，但所有音轨同时打开的时候，死机了。”
再比如，电影中的核心场景国际空间站，六个面形成一个立方体，而空间站是10亿个面。“难度在于，不是你想大就能大，想象的复杂（程度）是有硬件的限制的。”郭帆说。
在电影工业成熟的美国，这些技术困难并不算什么，他们知道如何合并，但美国团队不会分享这些用来赚钱的核心机密。因此，郭帆和他的团队只能自己摸索。这个团队一开始只有两个人，最后统计字幕时变成了7000人的超大规模团队。
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开启了吗？
《流浪地球》有七位导演客串，除郭帆自己，另外六位中的宁浩、张小北和路阳都在拍科幻电影，且都会在2019年上映。媒体认为他们是对手，但郭帆认为大家都是非常好的朋友。拍《流浪地球》时，宁浩就在隔壁摄影棚拍《疯狂的外星人》。
有一次，刚拍完《拓星者》的张小北去片场，郭帆提出让他客串角色。张小北迅速涂了一脸血，问郭帆：“怎么演，我需要什么表情。”郭帆说：就当你看到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张小北的脸色一下子就亮了，仿佛拨云见月。郭帆开玩笑，说那是张小北从影以来表情最到位的一次。
中国科幻电影的春天真的来了吗？或者说，“元年”开启了吗？毕竟，一年内会有多部本土科幻电影上映。
陈楸帆认为，从《三体》掀起IP热开始，经过几年沉淀和筹备，到出成果的时候了。
在陈楸帆看来，《流浪地球》会为中国科幻电影提振信心，市场、资方和影人会发现诸多预设并不成立。“好莱坞能做的我们也能做，而且做得也不差。”他预测，将有很多项目重获生机，赢得资本的信心，而且这会促使中国电影行业探寻新类型，把更多资源和成本分配到制作上。
尽管中国科幻电影的技术水平目前无法达到好莱坞的高度，但郭帆认为没必要放低标准：“就跟美国比呗，能不赔钱的话就可以做下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