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留意过当代红学究竟有多少派。几年前，偶然被友人问及这个问题，瞠目之余，只好说但知少了一派——索隐派。
　　岂知在那以后，翻阅清末民初的书刊，凡见到与索隐派相关的材料，便不由得要多看上几眼。翻来翻去，又不禁对几桩历史公案有了兴趣，于是便写出来，聊供同受“红外线”灼热的朋友作为谈助。
　　
　　索隐派的代表作，无疑要数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这本小书，在“五四”前后，不过数年曾出了六版，可见它在那时的畅销程度。
　　索隐派受到打击，无疑要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为最有力。发表于一九二○年的这篇论文，说到以往的《红楼梦》的研究派别，竟将蔡著列入“附会的红学”一派。不宁唯是，胡适还用截断众流的手法，在论述中对蔡元培的方法，即不辞辛苦地搜罗列举康熙朝的政争史料，逐一推断指实大观园中那群人物，生活原型是谁或谁的做法，一笔予以否定。他甚至把用这种方法从事研究者称作“大笨伯”，把研究结果称作出了一串“笨谜”。
　　如今看来，胡适的批评，够尖刻的。且不说蔡元培在一八九四年被点为前清翰林院编修时，胡适还不过是年方三岁的乳臭小子。就说“五四”时期，胡适虽已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但声望仍远不及曾任民国首位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几十年后的人们看来，胡适的尖刻批评，适足以证明这个美国的假博士(没有通过论文答辩的博士候选人)，如何藐视中国的尊老敬贤的文化传统。
　　奇怪的是当时蔡元培不以为忤。他在副题为“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列举了胡适对他批评中最尖刻的语言，而回应仍极其温和，似乎重在表现“大人不计小人过”的长者风度。有人据此对比中西两种文化优劣，乃至据以指斥全盘西化及其论者之可恶。
　　其实，这种对比，不但忘记了蔡元培在西方留学的资格比胡适还老的事实，而且忘记了十八世纪汉学发达以来的中国学术传统。胡适的政见是否主张全盘西化，那是另外的问题。但他在学术争论中，不为尊长者讳，坚持“拿证据来”的态度，驳难攻讦，指名道姓，则正是他所佩服的汉学家的学术风度。他为在《红楼梦》研究中坚持“无征不信”的原则，甚至对自己敬佩的蔡元培出语不恭。而蔡元培仍不以为被少于自己二十三岁的胡适称作“笨伯”而发怒，仍然坚持以平等态度同他进行平心静气的“商榷”，更恰好证明“五四”时代的自由辩论，同中国文化传统中良好学风的联系。
　　可以证明蔡元培并非故作长者风度的，就是他与胡适“商榷”文的结论：“故鄙意《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士奇)、徐(元文、乾学)、余(国柱)、姜(宸英)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末可以全书属之曹家也。”(引文括弧内诸名是我加的)你看，他虽没有反唇相讥，但仍坚持“索隐”的基本见解，不能说态度温和便是表示退让。
　　然而争论的结局，是蔡元培输了。年长的败给年轻的。《石头记索隐》从此没有出新版。蔡元培在此后仍与胡适保持了长时间的友谊。这都是历史的事实。
　　这桩公案，不说也罢。说下去，必定涉及的头一个问题，就是那以后一蹶不振的索隐派，没有“魂兮归来”么？如果注意到三十年后，《红楼梦》乃“政治小说”的论调忽又红极一时，如果注意到这一派以为解开这部“政治小说”之谜的底牌就是小说第四回的那张护官符，那就很难说这一派不是索隐派的劫后重生。要不然，为什么蔡元培当年与胡适商榷文章的结论，竟然在半世纪后的“政治小说”论争中作为立言的尺度呢？
　　忝居近代文化史研究者，考察红学索隐派的历史，未免以为“魂从何来”的问题，较诸“魂兮归来”的问题，更能引起索解的兴味。
　　如所周知，鲁迅逝世前夕所写的《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长时间内被当作乃师章太炎的盖棺论定作品，而被国内论章太炎者反复引用。此文提到章太炎主持《民报》时给作者的印象，其一便是“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
　　章太炎的原文见于一九○六年十二月出版的《民报》第十号，题作《与人书》，一封公开信。受信者即×××，实为蓝志先，即蓝公武。这都不难查。令人困惑的是当年蓝公武仅十九岁，一名留日学生，怎么会与吴稚晖、梁启超同列，被章太炎当作“斗争”对象？为解此谜，首先需要对勘原文。犹忆十多年前，为查蓝文出处，曾大费周折，总算觅到刊有蓝文的《教育》杂志第一号。
　　原来，一九○六年十月创刊于东京的这份刊物，是当时留日学生中一个仅有三名成员的“爱智社”的社刊，内容也不谈教育学，而是“教育”人们学哲学即“爱智学”，主张“涅为心，道德为用，学问为器，利他为宗”，“使世界庄严洁净为旨归”，小团体的核心人物是张东荪。由他撰写的杂志社论和文章，显示他认为在中国首先应该净化的，是顽固的守旧派和好斗的革命党，因为两者相斗造成了“恶氛弥天”；而净化的手段，便是他杂取佛儒予以解说的柏格森、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这无疑就惹恼了《民报》大主笔章太炎。正好同期刊登了蓝公武对章氏《俱分进化论》的“批评”，说章太炎以为人类作恶水平也随着社会进化程度在提高，是否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知利学，于哲学亦所未明”，属于“不通之论”。这当然给章太炎对他们进行反“教育”提供了靶子。
　　但鲁迅用“斗争”来形容章太炎那通给蓝公武的公开信，也未免失当。《与人书》劈头便说：“足下尚崇拜苏轼《赤壁赋》，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所见如此，仆岂必与足下辩乎？”这两点，不见于蓝公武评《俱分进化论》文，而见于他在《教育》第一号发表的另外二文。一题《伦理臆说》，赞美《赤壁赋》表现苏轼已明白“涅”真趣。另一题《红楼梦评论》，引申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见解，盛称《红楼梦》的主题在于破除一个“情”字，而它所昭示的“至高之理”，便是“示诸行之无常，为成佛之要道”。这见解其实都在述说爱智社的宗旨，不过以幼稚之笔出之，没有张东荪那样较为圆到。在驳难对手时，顺手一巴掌，言在此而意在彼，原是章太炎对付论敌的长技。因而这两句话，与其说在批评蓝公武，不如说在嘲弄张东荪。怎么见得？《与人书》紧接上文，又说：“徐观尊著，虽无心得，不可谓非聪颖者，就此批评，无妨自伸其说以渎清听。”他在与吴稚晖、梁启超等论战时，便没有这种劝诱的口气。可见他对比自己小十八岁的青年，还是爱护的。《与人书》论及“俱分进化”论是否可以成立，采用的也是学术商榷口气。文末挖苦《教育》杂志用典错误，假充斯文，指的也是另一人的文章，更说明他的本意，不可能是与蓝公武“斗争”。
　　不过鲁迅对于章太炎当年顺带提及“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一语，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在回忆中过度估计了它的历史意义，也并非无因。那原因，在我看来，实在章太炎这一语表明他对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持否定态度。
　　王国维于一九○四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属于近代红学的开山之作。他在本世纪初，首次应用西方哲学诠释中国文学，首次从纯文学角度评估经典性小说，首次断言《红楼梦》的价值在于艺术和伦理意识的结合，这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石破天惊之论。但他相中的西哲是叔本华；他依据叔本华的美学观念，强调中国文学作品罕有悲剧意识；他因而断定唯有《桃花扇》、《红楼梦》两种所表现的“厌世解脱之精神”，才符合近代世界文学的潮流；他进而申述《桃花扇》所示来自“他律”的解脱算不上真解脱，因此只有取向相反的《红楼梦》，才可称“彻头彻尾之悲剧”、“悲剧中之悲剧”的唯一作品，如此等等见解，不待说每一点都必定引起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