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抱着双膝坐在靠背已经有些松动的木椅上，听旁边的旭子弹吉他。北京干燥多尘的空气让我从下火车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咳嗽，雾蒙蒙的天空让原本浓烈耀眼的阳光也变得有气无力。旭子捧着精致得和他破旧的临租房完全不相称的玫瑰木吉他，小窗口漏进的光线驻足在他干净修长的手指和琴弦上，指间流泻的音符让原本阴暗的小房间忽然有了耀眼的光。
　　我忽然想起在武汉的那个下午，他站在长江大桥上唱呼麦，低沉悠长的喉音中夹杂着奇异尖利的口哨声，引起过往行人的频频侧目。他停下歌声对我咧嘴一笑，哎呀，我好像吓到人了。话虽如此，却没有任何歉意，语气中尽是嚣张。
　　旭子是我在旅行路上认识的，上海遇见，武汉重逢，这次到北京索性直接给他打电话让他给我拎箱子。当我还整天枕着课本翘着二郎腿大喊学习不易爱情不顺的时候，旭子已经背着吉他一个人去了北京那所有名的摇滚音乐学校。他的爸爸在武汉的政府机关工作，有自己的住房和司机，他却蜗居在北京五环以外一间十平米左右的小房间里，靠着不固定的收入维持生活；即使没有人知道他唱的呼麦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内真正能唱好的人为数不多，他还是一样的自得其乐。他像是高纯度的烈酒，透明纯净，却可以轻易呛透我的五脏六腑。
　　北京是一座已经被很多年轻的背包客不屑的城市，因为它太有名，无论你走到哪个景点，都是踏着别人成千上万的脚印，这里似乎早已再无新奇可言。但它依旧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辗转的胡同紧贴着高耸的城墙，灰白的砖瓦和鲜红明黄的琉璃瓦形成压迫与被压迫的美，如织的游人虽然会有意无意地入侵并撕裂传统的静默，但并不会割裂它的风貌。
　　——每个城市都有他或她自己的样子，蜂拥涌入的人们不过是这张面孔上偶尔吹到的沙尘暴，但城市的模样不会因此改变。
　　我和旭子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从老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钟鼓楼徒步走到了最南端的前门大街。走到烟袋斜街的时候赶上了游人高峰，胡同口潮水般扑过来的人流让我们不得不经常侧肩，坐在小板凳上拉着二胡唱着京腔的老人更让这里显得拥挤不堪。老人身后装修精致的店面无一例外地有着文艺的名号，音响里放着流行的慢歌或者慵懒的爵士乐，将他已略显嘶哑的嗓音轻松盖过。胸前挂着单反的青年男女匆匆地直奔那些主题店铺，没有人像我俩一样站在老人的旁边听他把这一段唱完。
　　旭子听得比我认真，双眼一直盯着老人拨着琴弦的手，像是一个认真听讲的学生。老人的声音告一段落之后他才扭头看着我开口：“就这一段唱功和乐器，秒杀多少所谓的流行歌手。”他的眼睛闪着光，我忍不住说，旭子你现在真像个艺术家。
　　那天的北京莫名地晴朗，抬头居然可以看见明亮泛蓝的天空。从景山俯瞰紫禁城全景，金色的琉璃瓦折射着太阳的光芒，闪耀着不容造次的威严。我和旭子比比划划地讨论着从哪个角度拍照能更好地体现紫禁城的磅礴，但却不得不尴尬地承认谁也没有一台值钱的好相机。
　　我说旭子你吉他这么好，又会唱呼麦，你去酒吧驻唱吧，这样就可以挣钱买相机了。他扔给我一个白眼，说：“我唱歌是因为我热爱，用不着拿我热爱的东西去换钱。音乐和商业沾边，吉他就和乞讨的工具没有区别了。”
　　下山的路上偶遇两个坐在山石上练手风琴的老人，两人似乎不认识，起先只是各自占据一角；不一会两个人就凑到了一起，聊了几句彼此的乐器便开始合奏。我和旭子不由地停下脚步，坐在石头上安静地听。难以想象，音乐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让两个陌生人熟稔如多年的旧友。旭子嘴里哼着老人弹奏的曲子，迎着午后的阳光慵懒地眯起眼睛。
　　“建建，”他突然开口，“不管现实怎样不尽人意，听到音乐就会觉得生活很美好。”
　　他给我讲起他老师的故事——那个国内早已声名显赫的作曲家和影视编剧。他说老师曾经去西北采风，爬山的时候眼睁睁看着队友在自己眼前跌入了万丈深渊，那个时候才突然明白在自然面前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和卑贱，对于历经千万年的大自然，个体的生命往往只是一瞬间，甚至在消逝的时候都无声无息。
　　所以，旭子认真地看着我：没有人会永垂不朽，唯有青春不可辜负。在很多人眼里我在走一条歪路，连我爸爸也让我停止在外面瞎混回到他身边好好上学；可是这是我的梦想，是我十几岁时第一次摸吉他的瞬间就拥有了的梦想。正如建建你的梦想是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世界的大小，我的梦想是用音乐去衡量世界的深度。
　　因为有梦想所以我们都不再自觉庸碌，年轻最大的特权不是可以选择，是可以选错。即使有一天你我都不得不承认“他们”才是对的，至少我们不是空谈家；我们用自己的青春去证明这条路的尽头是南墙，也未必不是一段完美的回忆。
　　离开北京之前旭子问我你下一站去哪里，我说去广东，你呢？他说陪老师去内蒙采风。
　　我笑了：那我们真的就是天南地北了。不过没关系，说不定哪一天，我就空降到内蒙去听你唱呼麦。
　　他歪着头想了一下，也笑了：你啊，还真不一定！
　　——我们都要有最朴素的生活，和最遥远的梦想。即使明日天寒地冻，路远马亡。
　　编辑：张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