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进心口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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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过去了,那是一根深深扎入我心口的刺,一直纠缠着我,让我无法自拔。有时候是在梦里,有时候是在记忆里,让我清晰地感觉到疼痛。
  那一年,单位宣告破产,失去工作的我独自一人前往南方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谁知,一个月下来,带去的三千元钱已所剩无几,工作的事还是没有着落。
  后来我又辗转到佛山,想起大学同学娜娜也在这个城市,按照毕业时她留给我的地址找到她的住处,没想到她已到美国陪男友读书。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异乡的街道上,口袋里越来越少的钱让我底气不足,内心涌起一阵又一阵的恐慌,明天的早餐和工作会在哪里?我无从知晓。焦急、惶恐、不安,导致我的嘴巴上迅速长出一个又一个的水泡。我发起了烧,迷迷糊糊的。和那些打工妹挤在廉价的旅店里住了两个晚上的通铺后,我决定不再把剩下的二百元钱耗在旅店里,我要去租一间房,让自己在这儿找一份工作,最起码要挣够回程的车票。
  我强撑起病得东倒西歪的身体,到附近出租房集中的地方去租房。然而,由于这个小城市流动人口非常多,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腾空的出租房。偶尔有那么几间腾出的空房,房东无一例外地要收押金。我心里越来越焦急。我敲开最后一家出租房的门,房东靠在门边扶着门框和我交谈,态度很是倨傲,好像稍不留神我就会夺门而入似的,话还没说完就进门了。无奈之下,我准备转身回旅店。猛然听到一直站在窗户边听我们谈话的那个女孩在后面叫:“姐姐,你等等。”我四处看了看,发现四周并没有其他的人,她是在叫我吧。
  扎着马尾辫的女孩从房里跑了出来,我疑惑地看着她。她说她叫林晓蕊,也是从湖北来的,刚才听我向房东介绍自己的情况时,她都听到了。她也是湖北黄冈的,如果我不介意的话,可以和她合租。她羞涩的神情让我心里感到一丝温暖,看着这个比我小好几岁的女孩,我竟然一点戒备之心都没有。我点点头,很高兴地答应了下来。
  晓蕊热心地陪我去旅店拿行李。晓蕊说:“姐姐,你是不是不舒服?你睡下铺吧,你不熟悉这儿,免得晚上摔下来。”她手脚麻利地把上铺堆放的物件收拾了,又把下铺的被子搬到了上铺。这一晚,我和晓蕊用家乡话聊着来南方的见闻和以前的生活。我得知晓蕊的家在我们那个地区一个偏远的乡镇,晓蕊高中毕业后就来南方打工,已在这边干了三年,现在一家私营企业的人力资源部当人事助理。
  晓蕊说:“余姐,我们部的经理刚刚辞职,正在招人力资源部经理,你去试试吧,如果应聘上了,我们在一个厂一个部门呢,多好!”这一个月来应聘的失败,我的自信被击得四分五裂,我没有吱声。晓蕊像看透了我的心事,又说:“姐姐,你有大学学历,又有工作经验,能行的!”晓蕊的话,对我多少有些安慰。那一晚,是我到南方后睡得最踏实的一个晚上。
  在晓蕊的介绍下,凭着五年的人力资源实战经验,我成功地应聘上了那家私企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厂方给的工资待遇还不错,我决定在这个小城市一展身手。
  来佛山前,我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人力资源部工资科当负责人,对人力资源的相关业务比较熟悉。不到一个月,我便在人力资源部经理这个位置上干得很顺手了,晓蕊成为我得力的助手。我们部的另外一个女孩杨曦对我和晓蕊好像很有敌意,每次安排她做工作,她都有些不高兴,工作任务也完成得马马虎虎。五一到了,我让杨曦去拟一份五一期间的假期安排。本来是通知生产车间五一放假一天,其余部门除留负责人值班外,放假三天。她通知成五一全厂放假三天,并且通知没有审查就发下去了。晓蕊听生产车间的女工说起放假三天的事,急急忙忙地跑来告诉我。我狠狠地批评了杨曦,并扣了她当月的奖金。杨曦当着我的面什么也没说,事后,她朝晓蕊发起了脾气:“就你能臭显摆,你和经理合起来整我!”晓蕊气得哭了。回来和我说起此事,我想杨曦太不像话了,自己工作出了这么大的失误,厂纪厂规在那儿摆着,关晓蕊什么事呢?
  从这件事后,杨曦和晓蕊暗暗较起了劲。晓蕊哪是杨曦的对手。杨曦是佛山本地人,仗着父亲和这家厂的总经理是朋友,不仅不把晓蕊放在眼里,对我也是阳奉阴违,只是碍着我是她的上司,不敢明显地放肆。
  有一天,管人事的副总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人力资源部要精简一个人,精简掉的暂时安排到生产车间去当操作工。副总还说:“你想一想,看谁去合适,不要有别的想法,生产车间暂时招不到人。再说,厂子的人事工作都已经走上正轨,你们这个部门的人员也多了点。”杨曦是不适合长期在人力资源部干的,从工作能力和对人力资源方面知识的掌握上,她都不如晓蕊,我决定让杨曦去生产车间当操作工。
  没想到我还没在部门说起这件事,杨曦已经找上门来。“余经理,听说我们部门要精简一人到生产车间去?”杨曦直入主题,我对杨曦说这事还没定呢。那几天杨曦对我表现得特别热情,下了班以后就请我去泡吧。我本来挺看不惯杨曦的作为,碍于她在厂子里有些关系,就随她去了。她有意无意地向我透露,她父亲和总经理的关系非常铁,还说像余经理这样有真本事的人,厂里以后一定会重用的。她听父亲说,分管人事的副总马上要另谋高就了。“我给我老爸说一下,让他向总经理推荐你。”杨曦最后热情地说。
  杨曦的话,让我心里一动:我千里迢迢来这个城市,不就是为谋生吗?如果得罪了杨曦,就是得罪了她老爸,得罪了她老爸也就是得罪了总经理,得罪了总经理,我在这个厂就不一定能干得长久。要是杨曦的父亲帮我在总经理那儿说一句话,凭我的实力一定会胜任人事副总这一职位。
  最后,去生产车间的自然是晓蕊。我对晓蕊说:“这事是副总经理定的,我也没办法。”我知道我不能露出半点做了亏心事的样子,故意装出义愤填膺的神态,说了副总经理一通坏话。其实只有我知道,在做出让晓蕊到生产车间当操作工这个决定的过程中,副总经理并没有给我施加任何压力,相反,他还说:“小余呀,我知道你难以定夺,这个决定权在你,谁适合在人力资源部干就留下谁,一切为了工作嘛。”
  晓蕊离开了工作三年的办公室岗位,心里自然有些不服气。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她会败给什么也不会且是个小刺头的杨曦。晓蕊看着我愤愤不平的样子,还安慰着我:“余姐,你别难过,这事不怪你。”
  晓蕊到生产车间去后,由于要上晚班,晚上一个人回到我们租住的房间不安全,她搬出了我们共同租住的房子,和生产车间同一个组的女工住在了一起。房间里少了晓蕊的笑声,我不禁有几分落寞。
  晓蕊到生产车间期间,我过去看了一次。在生产车间当操作工的晓蕊神情疲倦,没有在办公室时的那份精气神。但晓蕊还是那么纯真,还是亲热地叫我“余姐”。她并没有想到这次调她到生产车间去是我的主意,只是流露出对副总的不满。因为和杨曦比,毕竟她是胜任助理这一职位的。
  有一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手机响了,是生产副总打来的。他说,生产车间一组的操作工林晓蕊出事了,手指被机器轧断。躺在床上懒懒地接着电话的我,惊得一下子从被子里跳了起来,打车飞快地赶到医院。从医生那儿得知,晓蕊左手的食指、中指被机器轧断,由于断指受损严重,已无法再植。看着晓蕊苍白的脸,我也难过得揪心。这个朝气蓬勃的爱美的女孩,转眼间就成了残疾,她能承受得了吗?
  厂子没有参加工伤保险,况且晓蕊是在其他的女工离开厂房后,独自清理机器里的渣滓而弄断手指的。厂方为了减少赔偿,要求我在谈判时违心地说这不在工伤的范围。我是资方参与赔偿谈判的代表之一。为了自己的工作更出色,得到总经理的认同,我昧着良心维护起了老板的利益。打工者和老板之间的纠纷,一般都是以打工者失败而告终。我在心里替晓蕊不平,但既然端着老板给的饭碗,不得不违心地站在厂方的利益和晓蕊周旋,赔偿的事一拖再拖。晓蕊最后只拿到了几千块钱的伤残补助,至于重新安排工作的事,老板说:“等着吧,等我们厂里有合适的岗位再说。”其实,我知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晓蕊应该得到的赔偿金远不止这个数目,并且还应该由厂方安排合适的工作。孤身在外的晓蕊无疑斗不过厂方组织的强大阵容,她黯然神伤地回到了家乡。在那个细雨纷飞的春天,我送晓蕊上了回家的汽车,看着晓蕊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也涌起了一阵阵的苦涩。
  晓蕊走后,杨曦的小刺头本性又露出来了,况且她从不学业务,我这个部门经理也成了光杆经理,杨曦以前说的什么让父亲推荐我当人事副总也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没有下属的支持,我的工作也难以开展,无奈之下,我只有辞职另谋他路。
  当我离开公司的那一刻,身在异乡的落寞再一次如此熟悉地笼罩着我。我想起那个初次见面就叫我“姐姐”的女孩。她那在青春年华残缺的身体,都是我这个在最困难的时候她曾帮助过的姐姐加之于她的。小时候听农夫和蛇的故事,曾让我无比痛恨那条不知恩图报的毒蛇,而多年后我为了自己的利益,遗失了灵魂深处最美好的东西,成为一条不知报恩的蛇。在我觉醒之时,晓蕊和我已经各奔东西。几年过去了,那是一根深深扎入我心口的刺,一直纠缠着我,让我无法自拔。有时候是在梦里,有时候是在记忆里,让我清晰地感觉到疼痛。有时候,从电视上看到一些打工者因工伤致残的镜头,我的歉疚就会更重。
  如今,我已经拥有不错的工作,可是我的心有不快乐的瞬间,在想起晓蕊的时候。我太想知道现在的她,过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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