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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适宜的沃土才能让园区茁壮成长，才能为真正有“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家们提供梦想的舞台。
自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硅谷诞生以后，高新科技园区像得到阳光雨露的种子一样在世界各地开花。虽然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出现了像中国中关村、台湾地区新竹、日本筑波、印度班加罗尔等较为成功的高新园区，但仍有失败案例，究其原因，多在于未能因地制宜，管理过渡，不适当地引进大企业等等。
实际上，园区最主要的功能在于促进产业集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陈乃醒认为，产业的集群与生物的集群是相似的，生物都生长在阳光、温度、水分、土壤适宜的地区，热带植被在寒带则无法生存，反之亦然，而园区的存在也需要一片适宜它发展的沃土。无论是举世闻名的美国硅谷，还是后起之秀中关村，都是自然形成的园区。陈乃醒认为，一片适宜的沃土是一个园区诞生的关键。
园区的发展
需要一片适宜的沃土
时间溯回至上世纪60年代。
在美国旧金山湾南端聚集着一些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美国一流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知名学府，智力的密集使这片地区形成了以高技术的中小公司群为基础，并拥有思科、英特尔、惠普、苹果等大公司的高新技术聚集群。这些大大小小的电子工业公司所生产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分别约占全美的1/3和1/6。随着生物、海洋、空间、通讯、能源材料等新兴技术的研究机构纷纷在该地区出现，硅谷由此诞生。
硅谷的出现，不仅成为美国高新技术的摇篮，硅谷模式对整个世界的高新技术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各地都模仿硅谷模式创建自己的硅谷，如美国波士顿的“第二硅谷”、韩国大德等，中国也不例外地建设了自己的硅谷——中关村。
其实中关村同硅谷一样，并非人为“建造”而成，它的出现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这片区域是中国科教智力和人才资源最为密集的地方，拥有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近41所，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所属院所为代表的国家（市）科研院所200多所；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67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27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8个；大学科技园26家，留学人员创业园33家。这就是支撑中关村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
而另外一类“园区”则极较为特殊，陈乃醒说，除了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科技园区之外，还有一些分散在各个地区的产业聚集地中出现的没有被政府接管的自然形成的园区。798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专业园，另外还有例如河北任县的零配件集散地等类似的工业聚集区域。这些尚未规划的区域，之所以能够生存并健康茁壮地发展，无一例外是因为他们有适宜自己生存的土壤。798的背景是众所周知的，而河北任县的零配件工业区的出现，则是因为这里曾经是日本的军工厂。虽然当地百姓并不都是知识分子，但多数人都会一些技术活，并靠此维持生计。
在走访世界多处知名园区之后，陈乃醒发现一些较为成功的园区多数是自然形成的，而非刻意打造。现在许多园区建立在金钱利之上，有场无势，造成很多资源浪费，而真正需要政府和商人来挖掘的价值高地却无人看管，自生自灭。面对这些自然形成的工业聚集地，如果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特别是对地方的社会秩序、产业生态环境进行监督管理，同时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并通过兼并重组形成大公司，鼓励自主创新，提高生产质量和生产效率，也许会出现名副其实的产业聚集区。
专业园建设应因势利导
到上世纪90年代，高新园区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我国出现了出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或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尤其以高新区更为突出的专业园，如软件园、文化创意产业园、大学科技园等。如今，中关村正在践行的“一区多园”战略就是建立在专业园出现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在中关村“一区多园”的带动下，全国多数高新区都实施了“一区多园”战略，并反过来促进了全国专业园的发展。
专业园作为产业集群形态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产业集群的重要模式和手段，应该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因为它代表着中国高新产业集群向细分产业领域发展，这种细分产业的聚集能够推动同一领域的各类创新要素在空间上的广泛集聚，通过提供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促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营造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体系，这既是专业园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高新区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有一些专业园并不“专业”。
最为明显的就是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文化产业成了备受商人追捧的对象。一位著名文化产业基金的投资总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一个行业目前可以用人傻、钱多、速来形容，那一定是文化产业。”于是，淘金热迅速在这个行业的每个角落蔓延，新媒体、数字出版、微电影成了大家追捧的对象，许多地产商投资创建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想借此大发横财。
在上海，投资近4千万元的8号桥，其场地包租年限仅为20年，而静安区的同乐坊，投资达1亿元，场地使用年限只有15年。大量的前期投入，让管理者想尽办法在其使用年限内回笼资金并盈利，而这对于一些新兴的创意产业园区而言，的确费思量。因此，有部分运营者为了收回成本，不惜降低门槛，谁出的租金高，就让谁进来，这显然是对专业园的嘲讽。
另外，还有一些产业聚集区正在面临着是否建设专业园的痛苦挣扎。
在北京的北太平庄地区，就聚集着数十家数字影视企业，形成了数字影视产业集群。而在是否要在此建设数字影视专业园区的问题上，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陈乃醒的设想是，专业园区的建设需要因势利导，通过自律和他律两种方式进行管理。所谓自律，就是通过行业协会来进行自我管理，他律则是要政府出台一些管理条例，特别是对区域的经营环境、生态之区等进行监督。适当的时候，还可以搭建孵化器扶持小型创业企业，但孵化器的建造要尽量简单，确保租金低廉，为真正有“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家们提供梦想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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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乃醒，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
自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硅谷诞生以后，高新科技园区像得到阳光雨露的种子一样在世界各地开花。虽然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出现了像中国中关村、台湾地区新竹、日本筑波、印度班加罗尔等较为成功的高新园区，但仍有失败案例，究其原因，多在于未能因地制宜，管理过渡，不适当地引进大企业等等。
实际上，园区最主要的功能在于促进产业集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陈乃醒认为，产业的集群与生物的集群是相似的，生物都生长在阳光、温度、水分、土壤适宜的地区，热带植被在寒带则无法生存，反之亦然，而园区的存在也需要一片适宜它发展的沃土。无论是举世闻名的美国硅谷，还是后起之秀中关村，都是自然形成的园区。陈乃醒认为，一片适宜的沃土是一个园区诞生的关键。
园区的发展
需要一片适宜的沃土
时间溯回至上世纪60年代。
在美国旧金山湾南端聚集着一些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美国一流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知名学府，智力的密集使这片地区形成了以高技术的中小公司群为基础，并拥有思科、英特尔、惠普、苹果等大公司的高新技术聚集群。这些大大小小的电子工业公司所生产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分别约占全美的1/3和1/6。随着生物、海洋、空间、通讯、能源材料等新兴技术的研究机构纷纷在该地区出现，硅谷由此诞生。
硅谷的出现，不仅成为美国高新技术的摇篮，硅谷模式对整个世界的高新技术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各地都模仿硅谷模式创建自己的硅谷，如美国波士顿的“第二硅谷”、韩国大德等，中国也不例外地建设了自己的硅谷——中关村。
其实中关村同硅谷一样，并非人为“建造”而成，它的出现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这片区域是中国科教智力和人才资源最为密集的地方，拥有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近41所，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所属院所为代表的国家（市）科研院所200多所；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67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27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8个；大学科技园26家，留学人员创业园33家。这就是支撑中关村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
而另外一类“园区”则极较为特殊，陈乃醒说，除了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科技园区之外，还有一些分散在各个地区的产业聚集地中出现的没有被政府接管的自然形成的园区。798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专业园，另外还有例如河北任县的零配件集散地等类似的工业聚集区域。这些尚未规划的区域，之所以能够生存并健康茁壮地发展，无一例外是因为他们有适宜自己生存的土壤。798的背景是众所周知的，而河北任县的零配件工业区的出现，则是因为这里曾经是日本的军工厂。虽然当地百姓并不都是知识分子，但多数人都会一些技术活，并靠此维持生计。
在走访世界多处知名园区之后，陈乃醒发现一些较为成功的园区多数是自然形成的，而非刻意打造。现在许多园区建立在金钱利之上，有场无势，造成很多资源浪费，而真正需要政府和商人来挖掘的价值高地却无人看管，自生自灭。面对这些自然形成的工业聚集地，如果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特别是对地方的社会秩序、产业生态环境进行监督管理，同时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并通过兼并重组形成大公司，鼓励自主创新，提高生产质量和生产效率，也许会出现名副其实的产业聚集区。
专业园建设应因势利导
到上世纪90年代，高新园区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我国出现了出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或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尤其以高新区更为突出的专业园，如软件园、文化创意产业园、大学科技园等。如今，中关村正在践行的“一区多园”战略就是建立在专业园出现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在中关村“一区多园”的带动下，全国多数高新区都实施了“一区多园”战略，并反过来促进了全国专业园的发展。
专业园作为产业集群形态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产业集群的重要模式和手段，应该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因为它代表着中国高新产业集群向细分产业领域发展，这种细分产业的聚集能够推动同一领域的各类创新要素在空间上的广泛集聚，通过提供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促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营造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体系，这既是专业园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高新区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有一些专业园并不“专业”。
最为明显的就是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文化产业成了备受商人追捧的对象。一位著名文化产业基金的投资总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一个行业目前可以用人傻、钱多、速来形容，那一定是文化产业。”于是，淘金热迅速在这个行业的每个角落蔓延，新媒体、数字出版、微电影成了大家追捧的对象，许多地产商投资创建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想借此大发横财。
在上海，投资近4千万元的8号桥，其场地包租年限仅为20年，而静安区的同乐坊，投资达1亿元，场地使用年限只有15年。大量的前期投入，让管理者想尽办法在其使用年限内回笼资金并盈利，而这对于一些新兴的创意产业园区而言，的确费思量。因此，有部分运营者为了收回成本，不惜降低门槛，谁出的租金高，就让谁进来，这显然是对专业园的嘲讽。
另外，还有一些产业聚集区正在面临着是否建设专业园的痛苦挣扎。
在北京的北太平庄地区，就聚集着数十家数字影视企业，形成了数字影视产业集群。而在是否要在此建设数字影视专业园区的问题上，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陈乃醒的设想是，专业园区的建设需要因势利导，通过自律和他律两种方式进行管理。所谓自律，就是通过行业协会来进行自我管理，他律则是要政府出台一些管理条例，特别是对区域的经营环境、生态之区等进行监督。适当的时候，还可以搭建孵化器扶持小型创业企业，但孵化器的建造要尽量简单，确保租金低廉，为真正有“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家们提供梦想的舞台。
链接：
陈乃醒，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