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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宝山墓葬区有一座墓，是公安部1955年4月1日立的。墓碑的正面书写着“任岳同志之墓”。从碑文看，任岳是在1920年9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工作25年之久。笔者与任岳的家人交往颇多，保留有一些相关资料。现在就从这座墓碑的碑文谈起，讲讲他们一家人的故事。
任岳，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今长沙市望城区）一个贫农家庭。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时，在长沙船山中学读书的任岳，满怀激情地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签“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和驱逐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群众爱国运动。1919年7月14日，由毛泽东主编的湖南省学联周刊《湘江评论》创刊。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给周士钊寫信说：“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9月15日，俄罗斯研究会在长沙成立。一天，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任弼时、萧劲光来找任岳，想通过他找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加入俄罗斯研究会。任岳告诉他们，听说研究会准备送一些学生去俄国勤工俭学。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了贺校长的办公室。经过交谈，贺校长让任弼时、萧劲光各填了一张登记表，表示：“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俄罗斯研究会’的成员了。”当前的任务是：“学习俄语、了解俄国、研究十月革命，认识共产主义。”不久，俄罗斯研究会遴选任岳和任弼时、萧劲光、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等6人，作为第一批赴苏俄学习的青年，从长沙来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开始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这时，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成立，书记俞秀松。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任岳、胡士廉、陈启沃等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为首批青年团团员。
1921年5月中旬，任岳和任弼时、萧劲光等6人，化装成不同职业人士，藏好组织介绍信，从上海吴淞秘密登上日本邮轮，取道长崎到达海参崴，经与共产国际派驻的联络员联络后，换乘闷罐火车西行7000多公里，于7月9日抵达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
任岳等人抵达莫斯科时，恰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他们正好与会议代表同住一家旅馆，于是便被安排以东方民族代表的身份轮流列席大会。列宁被选为名誉主席，并作了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告。
在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任岳和萧劲光、周昭秋、胡士廉4人被选送到苏俄一所初级军官学校学习军事。
1923年4月，经陈延年、任弼时介绍，任岳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秋，任岳和汪泽楷、袁达时、胡士廉、萧劲光等结束学业返回中国。中共中央决定派他们到江西安源地区工作。12月，安源地委开办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所党校。刘少奇、萧劲光、汪泽楷和任岳等，都是主要授课老师。随着安源革命力量的发展，反动军阀对共产党的组织、工会等革命团体进行残酷镇压。任岳等改名换姓，化装逃出安源矿区，向湖南省委作了汇报。
1926年3月，任岳受党中央派遣来到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担任苏联顾问团的秘书兼翻译，参加了北伐战争，直到攻克武昌城的战斗。在炮火连天的行军、战斗中，任岳协同苏联顾问团进行工作，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英勇牺牲的精神。后来，任岳等人又参加了南昌起义，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诞生。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培养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于1927年秋又将任岳等一批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党员，秘密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岳被分配到教员班，准备给新来的同学当翻译。1928年，任岳等一批同志又被分别送到莫斯科近郊的工程兵、步兵和炮兵学校学习，直到1930年。
这次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人员中，有一位来自武汉的名叫王一的姑娘。王一是湖北省荆门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之一是被誉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的向警予。在莫斯科学习期间，王一和任岳经常联系，任岳给了她很多帮助。通过对共同事业的追求，两人最终结为连理。
1930年学习结束后，任岳、王一等10余人被分配到西伯利亚，在伊尔库茨克边疆斯列金斯克州沙河托马金矿场担任工人指导员。金矿场的工人多为黑龙江南岸越境而来的破产农民和城镇苦力，劳动条件艰苦，生活苦不堪言。任岳和王一在国内都从事过工人运动，有一定的活动经验。他们不顾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不怕生活条件的艰苦，深入工人群众中去，下矿井，访宿舍，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组织工人学习政治和文化，参加各种文娱活动，激发了大家对生活的信心和生产积极性，为苏联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由于金矿无论是行政还是工会，都没有工人指导员的编制和工资预算，所以任岳、王一只能按“扫盲教员”领到最低工资，勉强维持生活。后来有个叫秋茨卡也夫（王一忘了他的中国名字）的同学调到伊尔库茨克市矿务总局任职。老秋很有组织能力，他以培训的名义，把这些在基层工作的同学陆续调到伊尔库茨克。任岳担任了金矿局的指导员，王一在中文《突击报》工作，这时他们的家庭生活才相对安定了短暂的时间。后来任岳被派到赤塔工作，王一也准备前往。但不久以后，他们接到联共（布）中央的通知回莫斯科，接受另外的任务。
任岳、王一回到莫斯科后，才得知是要派他们到新疆工作。
20世纪30年代，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军阀盛世才控制了新疆军政大权。他的政治野心极大，一心一意想把新疆变成“独立王国”，充当“新疆王”。为此，他于1934年4月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以争取苏联对他的支持。
1935年5月，应盛世才的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派出25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帮助工作。据王一回忆，那年春天，她和赵云蓉、赵实（化名王宝乾）、郑一俊（化名郑义钧）、江泽民（化名吴德铭）、稽直（化名栾宝廷）、任岳（化名刘贤臣），还有几位少数民族同志，一起前往新疆。这25人都是中共中央派往苏联留学的中共党员，但他们已按共产国际的规定，转为联共（布）党员，并加入苏联国籍，取俄文名字。按照联共（布）中央的布置，他们到新疆后受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管理，但对外隐蔽身份，执行“不公开党的面目，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的“三不”规定。离开莫斯科时，他们的党证都留在了联共（布）中央，每人领到一本“华侨”用过的旧护照，这实际上是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精心制作的假护照。当时规定以护照上的姓名作为他们的化名，不准暴露原来的真实姓名。对外宣称，他们是华侨知识分子，是从上海经苏联来到新疆的。 1935年春，任岳和王一拿着假护照，乘坐火车，从莫斯科到达阿拉木图，顺利通过边卡，进入新疆。塔城的赵行政长迎接他们到公馆住下，第二天他们又乘吉普车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迪化公安管理处的“秘书长”曾秀夫（化名王立祥）接待了他们。
盛世才依照与苏联达成的协议，为这些人安排了较为重要的职务，有的还身兼数职。
在派往新疆的同志中，有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俞秀松（化名王寿成）。他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这次俞秀松到新疆后，盛世才先后委任他担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新疆学院院长、督办公署政训处副处长、《反帝战线》主编、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盛世才并任命赵曾省为联合会副秘书长、任岳（化名刘贤臣）为组织部长、张逸凡（化名万献廷）为宣传部长，包尔汉为民政部长，郑一俊（化名郑义钧）为民族部长、满素尔为文化部长、张义吾为青年部长。联合会的委员长是盛世才，但实际工作却是俞秀松等人做的。到1936年底，全疆设立了5个区会和40个分会，会员一度达到5000多人。联合会的工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盛世才的胞妹盛世同思想进步，追求理想，向往新生，参加了革命活动，还和俞秀松结为夫妻。
此外，张逸凡（化名万献廷）被任命为新疆日报社社长和喀什地区行政长;江泽民（化名吴德铭）任新疆汽车运输总局局长;刘进中（化名陈培生）任新疆边务处副处长;稽直（化名栾宝廷）任哈密保安分局副局长、省政府交通处处长;等等。
任岳、王一到新疆后也得到了重用和恰当的安排。任岳（化名刘贤臣）被安置在新疆省公安管理处任副处长（兼保安科长），上校军衔;处长是张义吾，少将军衔。后来，盛世才对由共产党人掌握新疆的公安大权存有戒心。一次，张义吾、任岳指示保安科将部队训练、装备情况制表上报，本是了解情况，便于指导工作，然而却引起了盛世才的怀疑和不满。不久又有人说张义吾、任岳搞阴谋，要组织杀害盛世才。盛世才听信了这些谣言，撤销了他俩的职务。后来，又给他们戴上“托派”的帽子送回苏联处理。
王一化名高秀影，被分配到新疆一所女子学校，任小学部主任，并兼任师范班的物理教员。与她同行的赵云蓉，担任了该校附属职业班的班主任。当时新疆各族妇女，在反动统治的残酷压迫和封建宗法传统的束缚下，受尽了苦难。任何机关和单位，都不允许有女性参加工作，王一等人也不例外。这所学校是当时新疆唯一的女子学校，校长是盛世才的妻子邱毓芳。大多数学生是当时新疆“达官贵人”的亲属子女，年龄普遍较大，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也在该校学习。所以，这所学校实际上成为王一等人在新疆妇女中开展工作的“根据地”。王一上任后积极搞好教学，培养人才，并以之为基础大力推动新疆妇女解放运动。1937年夏，在女子小学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疆省立迪化女子中学，小学部改为女子中学附属小学。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一在新疆教育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她担任了教育工会会长，成为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委员，还被委任为新疆妇女协会的副委员长。
任岳、王一和女儿任晶晔合影，20世纪30年代初摄于莫斯科
据王一回忆，25人中还有一个“特殊”人物——曾秀夫（化名王立祥），自称是新疆“保安局的秘书长”，实际上他是这批共产党人的负责人。他先于大家到达迪化，进行前期安排。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解散前，曾秀夫就已被吸收到苏联内务部门工作，手里掌握着全校同学的名单和档案资料。王一还回忆说，曾秀夫是紧跟王明的，是苏联“绿牌军”大校（苏联内务部军官），主要是向上反映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她认为，俞秀松等人之死，肯定与曾秀夫的诬陷有关。曾秀夫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的将军，1948年还当过立陶宛加盟共和国的内务部长。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苏联返回延安途经新疆时，又向盛世才诬告俞秀松等人是“托派”。为讨好斯大林，盛世才将这些人或撤职逮捕，或押送回苏联受审。俞秀松于1937年12月10日被盛世才逮捕，1938年6月25日被押送回苏联，1939年2月21日被枪杀于莫斯科。半个多世纪以来，俞秀松的妻子安志洁（即盛世同），一直为查清俞秀松的冤案而申诉。1962年，民政部追认俞秀松为烈士。1996年8月，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院为其彻底平反。此后，王一等人还为安志洁出具1935年就参加了革命的证明，解决了她的离休待遇问题。
关于25名共产党人援疆的历史功绩，1955年新疆維吾尔自治区成立时，《人民日报》社论作了充分肯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从1933年起就派遣了许多优秀党员到新疆工作。这批共产党人在新疆的主要功绩是帮助盛世才制定和贯彻进步政纲——六大政策，使新疆政局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1937年8月，任岳、王一因所谓“托派”之嫌，从新疆返回莫斯科接受审查。审查尚未结束，联共（布）中央就让他们回伊尔库茨克去，但扣下了他俩的党证。因无党证，当地党组织就不负责分配工作，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也成了问题。任岳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工厂当食堂管理员，获取微薄薪资。王一考入伊尔库茨克医科大学，依靠助学金生活。194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伊尔库茨克一家医院工作。这时，一家人的境遇才稍好一些。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岳、王一一心想回国参加抗战，但首先必须将党证要回。说到党证，他俩经历了一个颇为离奇的过程。原来，他们从中国刚来到苏联时，按当时联共（布）中央的规定，来自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一律转为联共（布）正式党员，而中国因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是主要的社会阶层，因此即使是中共正式党员，也要先转为联共（布）候补党员。任岳、王一被分配到西伯利亚工作以后，提出转正申请。按照联共（布）党章规定，经过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委批准，他们转为正式党员。联共（布）中央扣下的党证就是他们转正以后的党证。
毛泽东：“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
任岳，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今长沙市望城区）一个贫农家庭。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时，在长沙船山中学读书的任岳，满怀激情地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签“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和驱逐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群众爱国运动。1919年7月14日，由毛泽东主编的湖南省学联周刊《湘江评论》创刊。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给周士钊寫信说：“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9月15日，俄罗斯研究会在长沙成立。一天，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任弼时、萧劲光来找任岳，想通过他找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加入俄罗斯研究会。任岳告诉他们，听说研究会准备送一些学生去俄国勤工俭学。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了贺校长的办公室。经过交谈，贺校长让任弼时、萧劲光各填了一张登记表，表示：“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俄罗斯研究会’的成员了。”当前的任务是：“学习俄语、了解俄国、研究十月革命，认识共产主义。”不久，俄罗斯研究会遴选任岳和任弼时、萧劲光、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等6人，作为第一批赴苏俄学习的青年，从长沙来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开始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这时，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成立，书记俞秀松。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任岳、胡士廉、陈启沃等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为首批青年团团员。
1921年5月中旬，任岳和任弼时、萧劲光等6人，化装成不同职业人士，藏好组织介绍信，从上海吴淞秘密登上日本邮轮，取道长崎到达海参崴，经与共产国际派驻的联络员联络后，换乘闷罐火车西行7000多公里，于7月9日抵达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
任岳等人抵达莫斯科时，恰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他们正好与会议代表同住一家旅馆，于是便被安排以东方民族代表的身份轮流列席大会。列宁被选为名誉主席，并作了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告。
在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任岳和萧劲光、周昭秋、胡士廉4人被选送到苏俄一所初级军官学校学习军事。
返回祖国参加大革命
1923年4月，经陈延年、任弼时介绍，任岳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秋，任岳和汪泽楷、袁达时、胡士廉、萧劲光等结束学业返回中国。中共中央决定派他们到江西安源地区工作。12月，安源地委开办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所党校。刘少奇、萧劲光、汪泽楷和任岳等，都是主要授课老师。随着安源革命力量的发展，反动军阀对共产党的组织、工会等革命团体进行残酷镇压。任岳等改名换姓，化装逃出安源矿区，向湖南省委作了汇报。
1926年3月，任岳受党中央派遣来到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担任苏联顾问团的秘书兼翻译，参加了北伐战争，直到攻克武昌城的战斗。在炮火连天的行军、战斗中，任岳协同苏联顾问团进行工作，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英勇牺牲的精神。后来，任岳等人又参加了南昌起义，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诞生。
艰苦转战西伯利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培养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于1927年秋又将任岳等一批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党员，秘密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岳被分配到教员班，准备给新来的同学当翻译。1928年，任岳等一批同志又被分别送到莫斯科近郊的工程兵、步兵和炮兵学校学习，直到1930年。
这次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人员中，有一位来自武汉的名叫王一的姑娘。王一是湖北省荆门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之一是被誉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的向警予。在莫斯科学习期间，王一和任岳经常联系，任岳给了她很多帮助。通过对共同事业的追求，两人最终结为连理。
1930年学习结束后，任岳、王一等10余人被分配到西伯利亚，在伊尔库茨克边疆斯列金斯克州沙河托马金矿场担任工人指导员。金矿场的工人多为黑龙江南岸越境而来的破产农民和城镇苦力，劳动条件艰苦，生活苦不堪言。任岳和王一在国内都从事过工人运动，有一定的活动经验。他们不顾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不怕生活条件的艰苦，深入工人群众中去，下矿井，访宿舍，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组织工人学习政治和文化，参加各种文娱活动，激发了大家对生活的信心和生产积极性，为苏联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由于金矿无论是行政还是工会，都没有工人指导员的编制和工资预算，所以任岳、王一只能按“扫盲教员”领到最低工资，勉强维持生活。后来有个叫秋茨卡也夫（王一忘了他的中国名字）的同学调到伊尔库茨克市矿务总局任职。老秋很有组织能力，他以培训的名义，把这些在基层工作的同学陆续调到伊尔库茨克。任岳担任了金矿局的指导员，王一在中文《突击报》工作，这时他们的家庭生活才相对安定了短暂的时间。后来任岳被派到赤塔工作，王一也准备前往。但不久以后，他们接到联共（布）中央的通知回莫斯科，接受另外的任务。
派往新疆工作的25名共产党人
任岳、王一回到莫斯科后，才得知是要派他们到新疆工作。
20世纪30年代，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军阀盛世才控制了新疆军政大权。他的政治野心极大，一心一意想把新疆变成“独立王国”，充当“新疆王”。为此，他于1934年4月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以争取苏联对他的支持。
1935年5月，应盛世才的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派出25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帮助工作。据王一回忆，那年春天，她和赵云蓉、赵实（化名王宝乾）、郑一俊（化名郑义钧）、江泽民（化名吴德铭）、稽直（化名栾宝廷）、任岳（化名刘贤臣），还有几位少数民族同志，一起前往新疆。这25人都是中共中央派往苏联留学的中共党员，但他们已按共产国际的规定，转为联共（布）党员，并加入苏联国籍，取俄文名字。按照联共（布）中央的布置，他们到新疆后受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管理，但对外隐蔽身份，执行“不公开党的面目，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的“三不”规定。离开莫斯科时，他们的党证都留在了联共（布）中央，每人领到一本“华侨”用过的旧护照，这实际上是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精心制作的假护照。当时规定以护照上的姓名作为他们的化名，不准暴露原来的真实姓名。对外宣称，他们是华侨知识分子，是从上海经苏联来到新疆的。 1935年春，任岳和王一拿着假护照，乘坐火车，从莫斯科到达阿拉木图，顺利通过边卡，进入新疆。塔城的赵行政长迎接他们到公馆住下，第二天他们又乘吉普车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迪化公安管理处的“秘书长”曾秀夫（化名王立祥）接待了他们。
盛世才依照与苏联达成的协议，为这些人安排了较为重要的职务，有的还身兼数职。
在派往新疆的同志中，有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俞秀松（化名王寿成）。他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这次俞秀松到新疆后，盛世才先后委任他担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新疆学院院长、督办公署政训处副处长、《反帝战线》主编、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盛世才并任命赵曾省为联合会副秘书长、任岳（化名刘贤臣）为组织部长、张逸凡（化名万献廷）为宣传部长，包尔汉为民政部长，郑一俊（化名郑义钧）为民族部长、满素尔为文化部长、张义吾为青年部长。联合会的委员长是盛世才，但实际工作却是俞秀松等人做的。到1936年底，全疆设立了5个区会和40个分会，会员一度达到5000多人。联合会的工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盛世才的胞妹盛世同思想进步，追求理想，向往新生，参加了革命活动，还和俞秀松结为夫妻。
此外，张逸凡（化名万献廷）被任命为新疆日报社社长和喀什地区行政长;江泽民（化名吴德铭）任新疆汽车运输总局局长;刘进中（化名陈培生）任新疆边务处副处长;稽直（化名栾宝廷）任哈密保安分局副局长、省政府交通处处长;等等。
任岳、王一到新疆后也得到了重用和恰当的安排。任岳（化名刘贤臣）被安置在新疆省公安管理处任副处长（兼保安科长），上校军衔;处长是张义吾，少将军衔。后来，盛世才对由共产党人掌握新疆的公安大权存有戒心。一次，张义吾、任岳指示保安科将部队训练、装备情况制表上报，本是了解情况，便于指导工作，然而却引起了盛世才的怀疑和不满。不久又有人说张义吾、任岳搞阴谋，要组织杀害盛世才。盛世才听信了这些谣言，撤销了他俩的职务。后来，又给他们戴上“托派”的帽子送回苏联处理。
王一化名高秀影，被分配到新疆一所女子学校，任小学部主任，并兼任师范班的物理教员。与她同行的赵云蓉，担任了该校附属职业班的班主任。当时新疆各族妇女，在反动统治的残酷压迫和封建宗法传统的束缚下，受尽了苦难。任何机关和单位，都不允许有女性参加工作，王一等人也不例外。这所学校是当时新疆唯一的女子学校，校长是盛世才的妻子邱毓芳。大多数学生是当时新疆“达官贵人”的亲属子女，年龄普遍较大，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也在该校学习。所以，这所学校实际上成为王一等人在新疆妇女中开展工作的“根据地”。王一上任后积极搞好教学，培养人才，并以之为基础大力推动新疆妇女解放运动。1937年夏，在女子小学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疆省立迪化女子中学，小学部改为女子中学附属小学。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一在新疆教育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她担任了教育工会会长，成为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委员，还被委任为新疆妇女协会的副委员长。
据王一回忆，25人中还有一个“特殊”人物——曾秀夫（化名王立祥），自称是新疆“保安局的秘书长”，实际上他是这批共产党人的负责人。他先于大家到达迪化，进行前期安排。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解散前，曾秀夫就已被吸收到苏联内务部门工作，手里掌握着全校同学的名单和档案资料。王一还回忆说，曾秀夫是紧跟王明的，是苏联“绿牌军”大校（苏联内务部军官），主要是向上反映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她认为，俞秀松等人之死，肯定与曾秀夫的诬陷有关。曾秀夫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的将军，1948年还当过立陶宛加盟共和国的内务部长。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苏联返回延安途经新疆时，又向盛世才诬告俞秀松等人是“托派”。为讨好斯大林，盛世才将这些人或撤职逮捕，或押送回苏联受审。俞秀松于1937年12月10日被盛世才逮捕，1938年6月25日被押送回苏联，1939年2月21日被枪杀于莫斯科。半个多世纪以来，俞秀松的妻子安志洁（即盛世同），一直为查清俞秀松的冤案而申诉。1962年，民政部追认俞秀松为烈士。1996年8月，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院为其彻底平反。此后，王一等人还为安志洁出具1935年就参加了革命的证明，解决了她的离休待遇问题。
关于25名共产党人援疆的历史功绩，1955年新疆維吾尔自治区成立时，《人民日报》社论作了充分肯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从1933年起就派遣了许多优秀党员到新疆工作。这批共产党人在新疆的主要功绩是帮助盛世才制定和贯彻进步政纲——六大政策，使新疆政局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争取回国费尽周章
1937年8月，任岳、王一因所谓“托派”之嫌，从新疆返回莫斯科接受审查。审查尚未结束，联共（布）中央就让他们回伊尔库茨克去，但扣下了他俩的党证。因无党证，当地党组织就不负责分配工作，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也成了问题。任岳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工厂当食堂管理员，获取微薄薪资。王一考入伊尔库茨克医科大学，依靠助学金生活。194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伊尔库茨克一家医院工作。这时，一家人的境遇才稍好一些。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岳、王一一心想回国参加抗战，但首先必须将党证要回。说到党证，他俩经历了一个颇为离奇的过程。原来，他们从中国刚来到苏联时，按当时联共（布）中央的规定，来自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一律转为联共（布）正式党员，而中国因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是主要的社会阶层，因此即使是中共正式党员，也要先转为联共（布）候补党员。任岳、王一被分配到西伯利亚工作以后，提出转正申请。按照联共（布）党章规定，经过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委批准，他们转为正式党员。联共（布）中央扣下的党证就是他们转正以后的党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