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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退为进
以退为进是一种公关策略，是指以退让的姿态和心态作为进取的阶梯，退是一种表面现象，由于在形式上采取了退让，使对方能从己方的退让中得到心理满足，不仅思想上会放松戒备，而且作为回报，对方也会满足己方的某些要求，而这些要求正是己方的真实目的。
汉代公孙弘年轻时家贫，后来贵为丞相，但生活依然十分俭朴，吃饭只有一个荤菜，睡觉只盖普通棉被。就因为这样，大臣汲黯向汉武帝参了一本，批评公孙弘位列三公，有相当可观的俸禄，却只盖普通棉被，实质上是使诈以沽名钓誉，目的是为了骗取俭朴清廉的美名。
汉武帝便问公孙弘：“汲黯所说的都是事实吗？”公孙弘回答道：“汲黯说得一点没错。满朝大臣中，他与我交情最好，也最了解我。今天他当着众人的面指责我，正是切中了我的要害。我位列三公而只盖棉被，生活水准和普通百姓一样，确实是故意装得清廉以沽名钓誉。如果不是汲黯忠心耿耿，陛下怎么会听到对我的这种批评呢？”汉武帝听了公孙弘的这一番话，反倒觉得他为人谦让，就更加尊重他了。
公孙弘面对汲黯的指责和汉武帝的询问，一句也不辩解，并全都承认，这是一种公关智慧。汲黯指责他“使诈以沽名钓誉”，无论他如何辩解，旁观者都已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也许在继续“使诈”。公孙弘深知这个指责的份量，采取了十分高明的一招，不作任何辩解，承认自己沽名钓誉。这其实表明自己至少“现在没有使诈”。由于“现在没有使诈”被指责者及旁观者都认可了，也就减轻了罪名的份量。公孙弘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对指责自己的人大加赞扬，认为他是“忠心耿耿”。这样一来，便给皇帝及同僚们这样的印象：公孙弘确实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既然众人有了这样的心态，那么公孙弘就用不着去辩解沽名钓誉了，因为这不是什么政治野心，对皇帝构不成威胁，对同僚构不成伤害，只是个人对清名的一种癖好，无伤大雅。
在现代公关情境中，一个团队的领袖，受公众关注的程度肯定会高于一般人。而有些人可能对情况不怎么了解又喜欢乱下结论，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加到头上，这时候你去辩解反而会让人觉得你心中有鬼，即便最后得到澄清也极可能给旁人一种不好的印象，何况有时候你无意之中真的会犯一些错误。对没有的事情不置可否，事情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那时候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尊敬。
不辩自明，以退为进，是一种优秀的公关心态。
寂静藏锋
寂静藏锋的前提是能屈能伸，汉·袁康《越绝书·外传纪策考》：“始有灾变，蠡专其明，可谓贤焉，能屈能伸。”指人能适应各种境遇，在失意时能忍耐，在得志时能施展抱负。曾国藩说：“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曲。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保持高洁的操守，就属于伸的一方面；言语谦逊，就是屈的一方面。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
西汉游侠郭解是很有才华的历史人物，他懂得如何保护自己，懂得寂静藏锋。他在洛阳的时候，有一位男子因与人结怨而处境困难，许多人出面当和事佬，但对方一句话也听不进去，最后只好请郭解出面。郭解晚上悄悄地造访对方，热心进行劝服，对方逐渐让步了。如果是一般人，一定会为对方的转变而沾沾自喜，但郭解却不同。他对那位接受劝解的人说：“我听说你对前几次的调解都不肯接受，这次很荣幸能接受我的调解。不过，身为外地人的我，却压倒本地有名望的人，成功地排解了你们的纠纷，这实在是违背常理。因此，我希望你这次就当作我的调解失败，等到我回去，再有当地有威望的人来调解时才接受，怎么样？”郭解的这种做法虽然异于常人，但却是一种公关智慧，是一种使自己免遭众人嫉恨的明智之举。既保护了自己，又留下了为人称道的美名。
《史记》记载了孔子请教老子的故事。老子告诫孔子说：“一个聪明而富于洞察力的人，身上经常隐藏着危险，那是因为他喜欢批评别人。雄辩而学识渊博的人也会遭遇相同的命运，那是因为他暴露了别人的缺点，因此，一个人还是节制为好，不可处处占上风，而应采取谨慎的处世态度。”
寂静藏锋的人“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无论初涉世事，还是位居高官，无论是做大事，还是一般人际关系，都不要锋芒毕露。有才华固然好，但在合适的时机显现才华而不被人猜忌，避免功高盖主，所以有才华的人必须把保护自己也算作才华之列。
自修明强
自修即修养自己的德性。《礼记·大学》曰：“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明强亦可谓明疆，精明强干。《新唐书·戴胄传》：“﹝ 胄 ﹞性坚正，干局明彊，善簿最。”尤其是为官者，最讲究修养心性，注重明强。在遇到困难时，能够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决不求一时之功，决不轻举妄动。
自修明强，是指追求的不是对他人的优越，而是自我超越，当然也不会形成对他人的威胁或者伤害，也就不存在征服与反抗的矛盾。因为此时征服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才能消除恶行，光大善举。明强不是逞强斗狠。逞强斗狠，其目的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这种优越感的获得是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别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而且这种征服必然激起他人持久的抵抗；征服的人越多，反抗就越大，最后就把自己人为地陷入到一个孤立的境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
北宋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精神锐意改革，但最终失败了。旧史评价说，王安石性格坚强刚愎，遇到事情不管可与否，都固执己见。在议论变法时，在朝廷百官全部持不可变法之观点的情况下，王安石附会经义，提出了自己的各种主张，辩论起来动辄数百言，众人皆不能使他屈服。细究起来，从公关心态的角度讲，王安石性格中的刚烈之风却是其变法最终失利的重要原因。
唐朝后期的救世功臣刘晏，是自修明强的标尺人物。当时朝中权贵都想通过刘晏的关系，替自己亲戚朋友在理财部门安插一个职位。刘晏为了改革的成功，不得罪他们，满足他们对官职和俸禄的要求，给予官位但不用这些人管事，只用厚俸养着他们。这样，既不得罪权贵，又避免了败坏的吏风对理财的干扰。刘晏把他选用的人分为两类：一是士，一是吏。他说：“士人多清廉，洁身自好，求名重于求利；佐吏虽然廉洁奉公，终究没有什么前途，求利重于求名。”把钱物稽核出纳的事务交给士人掌管，把奉命办理文书的事务交给佐吏掌管。这样既调动了官员的积极性，又防止了贪污腐败。刘晏所任用的人，即使远在千里之外，执行政令，就像在他的眼前，就连吃饭、睡觉、说话、做事，也丝毫不敢隐瞒。正因为如此，刘晏的理财主张和措施才能贯彻到底，并取得巨大成就。
（未完待续）
以退为进是一种公关策略，是指以退让的姿态和心态作为进取的阶梯，退是一种表面现象，由于在形式上采取了退让，使对方能从己方的退让中得到心理满足，不仅思想上会放松戒备，而且作为回报，对方也会满足己方的某些要求，而这些要求正是己方的真实目的。
汉代公孙弘年轻时家贫，后来贵为丞相，但生活依然十分俭朴，吃饭只有一个荤菜，睡觉只盖普通棉被。就因为这样，大臣汲黯向汉武帝参了一本，批评公孙弘位列三公，有相当可观的俸禄，却只盖普通棉被，实质上是使诈以沽名钓誉，目的是为了骗取俭朴清廉的美名。
汉武帝便问公孙弘：“汲黯所说的都是事实吗？”公孙弘回答道：“汲黯说得一点没错。满朝大臣中，他与我交情最好，也最了解我。今天他当着众人的面指责我，正是切中了我的要害。我位列三公而只盖棉被，生活水准和普通百姓一样，确实是故意装得清廉以沽名钓誉。如果不是汲黯忠心耿耿，陛下怎么会听到对我的这种批评呢？”汉武帝听了公孙弘的这一番话，反倒觉得他为人谦让，就更加尊重他了。
公孙弘面对汲黯的指责和汉武帝的询问，一句也不辩解，并全都承认，这是一种公关智慧。汲黯指责他“使诈以沽名钓誉”，无论他如何辩解，旁观者都已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也许在继续“使诈”。公孙弘深知这个指责的份量，采取了十分高明的一招，不作任何辩解，承认自己沽名钓誉。这其实表明自己至少“现在没有使诈”。由于“现在没有使诈”被指责者及旁观者都认可了，也就减轻了罪名的份量。公孙弘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对指责自己的人大加赞扬，认为他是“忠心耿耿”。这样一来，便给皇帝及同僚们这样的印象：公孙弘确实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既然众人有了这样的心态，那么公孙弘就用不着去辩解沽名钓誉了，因为这不是什么政治野心，对皇帝构不成威胁，对同僚构不成伤害，只是个人对清名的一种癖好，无伤大雅。
在现代公关情境中，一个团队的领袖，受公众关注的程度肯定会高于一般人。而有些人可能对情况不怎么了解又喜欢乱下结论，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加到头上，这时候你去辩解反而会让人觉得你心中有鬼，即便最后得到澄清也极可能给旁人一种不好的印象，何况有时候你无意之中真的会犯一些错误。对没有的事情不置可否，事情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那时候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尊敬。
不辩自明，以退为进，是一种优秀的公关心态。
寂静藏锋
寂静藏锋的前提是能屈能伸，汉·袁康《越绝书·外传纪策考》：“始有灾变，蠡专其明，可谓贤焉，能屈能伸。”指人能适应各种境遇，在失意时能忍耐，在得志时能施展抱负。曾国藩说：“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曲。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保持高洁的操守，就属于伸的一方面；言语谦逊，就是屈的一方面。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
西汉游侠郭解是很有才华的历史人物，他懂得如何保护自己，懂得寂静藏锋。他在洛阳的时候，有一位男子因与人结怨而处境困难，许多人出面当和事佬，但对方一句话也听不进去，最后只好请郭解出面。郭解晚上悄悄地造访对方，热心进行劝服，对方逐渐让步了。如果是一般人，一定会为对方的转变而沾沾自喜，但郭解却不同。他对那位接受劝解的人说：“我听说你对前几次的调解都不肯接受，这次很荣幸能接受我的调解。不过，身为外地人的我，却压倒本地有名望的人，成功地排解了你们的纠纷，这实在是违背常理。因此，我希望你这次就当作我的调解失败，等到我回去，再有当地有威望的人来调解时才接受，怎么样？”郭解的这种做法虽然异于常人，但却是一种公关智慧，是一种使自己免遭众人嫉恨的明智之举。既保护了自己，又留下了为人称道的美名。
《史记》记载了孔子请教老子的故事。老子告诫孔子说：“一个聪明而富于洞察力的人，身上经常隐藏着危险，那是因为他喜欢批评别人。雄辩而学识渊博的人也会遭遇相同的命运，那是因为他暴露了别人的缺点，因此，一个人还是节制为好，不可处处占上风，而应采取谨慎的处世态度。”
寂静藏锋的人“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无论初涉世事，还是位居高官，无论是做大事，还是一般人际关系，都不要锋芒毕露。有才华固然好，但在合适的时机显现才华而不被人猜忌，避免功高盖主，所以有才华的人必须把保护自己也算作才华之列。
自修明强
自修即修养自己的德性。《礼记·大学》曰：“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明强亦可谓明疆，精明强干。《新唐书·戴胄传》：“﹝ 胄 ﹞性坚正，干局明彊，善簿最。”尤其是为官者，最讲究修养心性，注重明强。在遇到困难时，能够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决不求一时之功，决不轻举妄动。
自修明强，是指追求的不是对他人的优越，而是自我超越，当然也不会形成对他人的威胁或者伤害，也就不存在征服与反抗的矛盾。因为此时征服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才能消除恶行，光大善举。明强不是逞强斗狠。逞强斗狠，其目的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这种优越感的获得是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别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而且这种征服必然激起他人持久的抵抗；征服的人越多，反抗就越大，最后就把自己人为地陷入到一个孤立的境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
北宋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精神锐意改革，但最终失败了。旧史评价说，王安石性格坚强刚愎，遇到事情不管可与否，都固执己见。在议论变法时，在朝廷百官全部持不可变法之观点的情况下，王安石附会经义，提出了自己的各种主张，辩论起来动辄数百言，众人皆不能使他屈服。细究起来，从公关心态的角度讲，王安石性格中的刚烈之风却是其变法最终失利的重要原因。
唐朝后期的救世功臣刘晏，是自修明强的标尺人物。当时朝中权贵都想通过刘晏的关系，替自己亲戚朋友在理财部门安插一个职位。刘晏为了改革的成功，不得罪他们，满足他们对官职和俸禄的要求，给予官位但不用这些人管事，只用厚俸养着他们。这样，既不得罪权贵，又避免了败坏的吏风对理财的干扰。刘晏把他选用的人分为两类：一是士，一是吏。他说：“士人多清廉，洁身自好，求名重于求利；佐吏虽然廉洁奉公，终究没有什么前途，求利重于求名。”把钱物稽核出纳的事务交给士人掌管，把奉命办理文书的事务交给佐吏掌管。这样既调动了官员的积极性，又防止了贪污腐败。刘晏所任用的人，即使远在千里之外，执行政令，就像在他的眼前，就连吃饭、睡觉、说话、做事，也丝毫不敢隐瞒。正因为如此，刘晏的理财主张和措施才能贯彻到底，并取得巨大成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