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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之前，已经失眠两个晚上了，我。
真的有点蹊跷，这次为何连续失眠。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换了以前，就是去年，这都是很惬意的事。老婆带着两个娃，还有保姆，回老家了。剩我一人，自由自在。晚上不用再给大女儿讲故事，早上不再被小儿子拉被子、吵醒。早上起来，不用做早餐，不是不用做，是不做。裤衩、拖鞋到楼下的“永和大王”吃个早餐，然后下车库开车，去公司干活。晚上呢，像一不小心啄开了笼子插销的鸟，奔向五光十色的酒色之地。若即若离又始终不离的老情人，是要会一会的，十里春风拂面，无论做什么，都像回到一见钟情的日子。老兄弟，也是要出来喝两杯的。当年习惯去的酒吧，早已倒下，酒吧变成了餐吧，然后变成了发型设计工作室，接着又改成美容美体，现今已是一個卖钢材、水管的建材店！我们只好一个酒吧一个酒吧地转，直到觉得气氛合适才坐下。老友聚会跟大学同学集会是一样的，只有叙旧，尽情回忆在这座南方之城耗尽的青春，以及遭遇过的女人和爱情。
你看，仅这两样——老情人、老兄弟，就够爽了。可这次，却一反常态，似乎，都无法激起内心的波澜。在公司干完活，哪里也不想去，回到家，吃饭、上网、刷朋友圈，十一点洗澡，洗澡完躺在床上，看会手机，关灯。接着是翻来覆去，怎么也无法入睡。再打开手机，看篇文章，看部电影，时间一溜，到了凌晨两点，放下手机，拼命暗示自己早点睡觉，他妈的明天还有一堆的事呢，即使没事，半夜不睡，第二天肯定没精神，补觉也没用，病鬼似的。但就是不行，睡不着！
第二个晚上，躺在床上，我开始分析为什么。是想孩子了？毕竟分开两天了。有一些，又没那么想。昨天给老婆打视频，就是想看看两个娃，听听他们的声音。老婆没接。我也没继续坚持打下去。
肚子咕咕叫起来。凌晨两点了还没睡，加上收工收得早，晚饭吃得也早，饥饿感袭来，正常。要不要起来弄点啥吃的？冰箱里，保姆特意给我做了一锅酸菜鱼，用保鲜膜密封着，还没动过。想到酸菜鱼，肚子的咕咕声，瞬间变成了老式发动机“空”、“空”、“空”，陈胜吴广农民起义一般。我的脚指头动了动，然后停止了：算了，吃什么吃，睡觉！
就是这一个小小的心理斗争，我突然得到了答案：这是老了的标志！
老情人不想约，老兄弟不想见，肚子饿了不想动，唯一一点想法是打个视频看看孩子，在我看来，这就是老了的标志！
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如果不是老婆孩子回老家，自己不会有此发现。真要感谢他们，让我有这么一个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机会。一台机器总是机械地转动着，是不知道自己正在慢慢折旧的，除非它停下来。
当然，也要感谢失眠。尽管失眠确实难受。
我怎么会老了呢？今晚——第三个失眠之夜，我开始问自己这个愚蠢的问题。今年我四十有七，算老了吗？每天早上，依旧有晨勃，算老了吗？每年三月，参加城中最盛大的马拉松并且坚持跑完，算老了吗？公司里的小姑娘，有时候还试探我的年龄——我一张该死的娃娃脸，欺骗了很多人、很多年。答案在“是”和“好像不是”之间摇摆。这让我继续睡意全无，也让我苦恼。
我无法继续躺下去。肚子有股胀气，慢慢隆起，接着往上走，到两胸之间，逐渐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灼热感。我那久违的反流性食管炎来了。那个灼热感，又叫“烧心”，是胃酸倒流、进入食管所致。这个病，很多年了，一开始“烧心”频频，还以为是心脏的问题。这个病严重起来，是不能平躺的。
我坐起来，脚踩在地板上。点开手机，时间正好十一点。
这个时间点，让我想起解梅来。解梅是和我保持了至少十年之久的老朋友。是的，因为时间太久了，我不想用“老情人”这个词。老朋友，更显尊重，尊重她，尊重我自己，也尊重难得的时光。
我是单身时认识解梅的，在一个乱糟糟的KTV包厢里。其他男女都在摇骰子拼酒，手脚也放得很开，摸摸捏捏、搂搂抱抱的。金融圈似乎都这样，工作紧张、压力太大，一有放松机会就特别使劲。我特别讨厌摇骰子喝酒法，于是独自唱歌。我那时候突然喜欢上了达明一派的粤语歌，尤其是《石头记》这首歌。于是点开，轻轻唱起来。歌曲正要到高潮副歌，一个女声进来了，接着有人一屁股挤坐在我身边。这人就是解梅。她似乎带着一个热浪而至，压在我的后背上。“热浪”这种很奇妙的、甚至很迷离的感觉，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她的声音很大，我干脆不唱了。她独自唱完，勾着头说，年轻仔，你还知道这个歌啊，来喝一杯！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接着讨论达明一派，讲那些涉及政治、国际时事等话题的歌曲。渐渐，我的体内也形成一股热浪。两股热浪在吵闹的包房里碰撞、拉扯，我借着酒劲，拉着她出了包厢，绕过迷宫式的过道，在一个露台上和她热吻。我们回到包厢，先后假装有事先撤，然后在楼下会合，当晚就去了她的住所。她洗澡的时候，我偷看了她的身份证，其实她比我还小两岁。包厢里，她叫我“年轻仔”，我猜她是大姐大的做派惯了。
另外，她的包里还有一本崭新的红本本，一看，居然是离婚证。我一直以为离婚证是绿色的，没想到跟结婚证一样。红色的。当天，她刚离婚。
而后的很多年，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约会。后来约会都省了，直接办男女之事。双方从来不问对方最近如何，结婚没有，孩子多大，生意如何，就是直接办事。办完事就聊当天的热点话题：欧洲难民、希腊债务危机、亚投行、金砖银行、世界杯、飞机失事、博鳌亚洲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等。每一次，走出酒店，不管是烈日当头，还是滂沱大雨，都会有一种眩晕的感觉。不是头眩晕，是灵魂眩晕。
我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解梅了，少也有两年了。
我心中冒出一个问题：她会不会死了！
经济发展进入“L”形态，金融业大姐大资金链断裂，最后天台上见，这个推理不是没有可能。
强烈的念头促使我搜出她的微信，发出两个字：在吗？
这两个字，既是问题，也是我们过往多年要约见办事的暗号。 屏幕上的时间数字跳动着，十一点过五分了。
在呀！——两个字出现在微信对话框里。
熟悉的字，熟悉的回复，熟悉的热浪，熟悉的解梅！
我去接你。
好，老地方。
我弹簧式地起身、翻衣服、穿裤子、找车钥匙、蹬上鞋，反手拉门，出去了。
“老地方”就是解梅小区正门口的7—11便利店。说明这位大姐大情况还可以，没有崩盘，住的还是CBD富人区。另外，应该依旧是单身一枚。
谢天谢地。世界一直在变。楼市在变，股市在变。楼下小笼包价格在变，国际关系在变。就是我们，始终没变。这是上天给予我和解梅这两个中年人最大的馈赠。中年人啥都不怕，就怕变化，难道不是吗？
心情愉悦，三十分钟的车程是那么地轻快。松开油门，车徐徐落在灯火通亮的便利店前。早在等候的解梅绕到车尾，拉开车门，鳗鱼一样屁股先落座，然后双腿鱼尾巴一样，一摆就端正了，再车门一拉。
寒暄的口头禅都没变：可以啊，挺快的啊。
我把车开出正道，按约定俗成的步骤，接下来是我把车停路边，然后拿出手机订酒店。不知为何，这次我没有。
没有的原因，是看到解梅这次穿得非常庄重，跟上班似的：上身是黑色西装，里面是绸缎的白色立领衬衫，下身是黑色西裤，我斜着眼看到，鞋也是平底黑皮鞋，对了，包都是漆黑的。
办事的欲望被这一身黑给压住了。
接着听到解梅说：看你朋友圈了，阿姨应该八十了吧？
我瞬间明白了。她说的是我的母亲去世的事。正好一个月前的事。对了，我发了朋友圈。
母亲其实没到八十，但我回答，嗯。
车始终没有停下来，我载着一身庄重的解梅，毫无目的地开在一条大路上。接近零点的城市依旧车流不息、熙熙攘攘，路灯甚至比任何一个时刻都亮。不知道为什么，我似乎对解梅一点兴趣也没有了，对，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我想说服自己有兴趣。但似乎没有力气。
今天就是出来看看你，我请你喝点东西，咱们老朋友很多年了。我看着头顶上方的红灯，轻轻对解梅说。
解梅说，嗯。
红灯一过，旁边即是一个24小时开放的麦当劳。我把车停路边，给解梅拉开车门，我们一起进到店里。大半夜没啥好喝的，我买了两杯橙汁。
麦当劳暖色的灯光下，解梅脸色温和，但也看得出她这次基本上是素颜而出。解梅开启话头，说起了国际关系。我早几年就离开了证券业，转而做线上培训，对很多宏观经济大势不再关注，所以只有听的份。解梅像跟客户介绍产品一样，自言自语着。我感觉她第二天是有一堂百人以上的演讲，现在拿我当练习。
我一边微笑地“倾听”着，一边注意到身边的一桌人：应该是一对母子。母亲应该和我差不多年纪，孩子十四五岁的样子。天哪，孩子还在做卷子！大半夜在麦当劳里做题、做卷子！桌子上厚厚一叠卷子！母亲呢，呆呆地望着窗外的闪闪车流，跟个傻子似的。接着，又看到停下笔的孩子，也呆呆地望着窗外的闪闪车流，跟個呆子似的。
我为这对母子走神了。快零点了，他们为何还在麦当劳里做试卷？没有家吗？家里不更安静吗？No，看他们的穿着、带的包、带的水瓶、用的手机就知道，他们是这个城市典型的中产阶级。一定是孩子下午就和同学在麦当劳里写作业，结果没写完。没写完，怎么办，继续写！孩子继续写，母亲继续陪！一定是这样的。
我的大儿子刚上初一，这对母子的经历，迟早我也要走一遍。在这座新兴之城，中考比高考难。家有中考生，那是最煎熬的一件事。
我无心再听解梅纵论大势。撤吧，我说。
于是就撤了。我送解梅回她的小区。
车里，解梅解开了西装，胸前两团鼓鼓囊囊顶着丝绸面料的衬衫，跟棉花糖一样。我无法解读她这个微小动作的用意。是希望把事办下去，还是只是热了。
我撇头这么问了一句：今天干吗穿这么正式？
解梅没有回答。
连过两个红绿灯，马上到解梅小区。我担心是不是我的声音太小，她没听到，于是又重复了一遍：
今天干吗穿这么正式？
问完，我面带微笑，偏过头去看她。
没想到，看到的却是泪流满面的她！
吓住我了！我连忙问，怎么了？
解梅说，我母亲也刚去世，一周以前。
我愣住了，把车停下。
解梅又说，生活开始变了，变难了。
说完，到了，解梅推开车门，下车了。我想把她叫住，安慰她一下，但后面的车一刻也不耐烦地按着喇叭，我只好把车开走了。
解梅的泪流满面，让我想起母亲。葬礼结束后，我一直不愿意回想母亲去世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我失去的不仅是母亲。
一个月前，母亲突然倒在自己的卧室地板上，脑出血。当时，早上九点了，保姆发现怎么老人一直没有起来，就叫我三岁大的小儿子去叫奶奶起来吃早饭。小儿子推开房门，看见奶奶睡在地上，弓着身子，悄无声息。三岁大的孩子哪里分得清楚这是啥情况，还念起打油诗：“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叫妈妈，妈妈不在，叽里咕噜滚下来。”唱完就拉奶奶，拉不动，又唱：“拔萝卜拔萝卜。嘿哟嘿哟，拔萝卜，嘿哟嘿哟，拔不动。”“拔”不动，这回着急了，保姆也进来了，看到这一幕，赶紧打我电话。我一边打120，一边赶回家。赶回家路上，我在手机上点开了家里的监控。这个监控，专门安装在母亲房里。手机屏幕上看到母亲穿着一身白色睡衣，蜷在地上，蚕宝宝一样。保姆立在一边，像棵树一样，不知所措。
母亲是老家省队的篮球运动员，一米七八的个头，三十五岁退役后，进了省体委。没工作几年，开始有高血压，一直吃药。六十岁，正是退休那年，有天提着两袋米从超市回来，一到家，突然发现呼吸困难，上气不接下气，幸亏楼下就是医院，父亲把母亲扶出小区，叫路边卖甘蔗的人把母亲背进了急诊科，一检查，结论是尿毒症。从此母亲开始漫长的血透之路：把身体里的血液抽出来，在机器里过滤干净，再放回体内。一开始每周透析两次，慢慢地变成两次半，有时候甚至三次，隔一天透一次。幸亏，血透很快纳入医保，不然父母那点退休工资全要卷在那台每次无声无息运转三四个小时的透析机里。 尿毒症最好的办法是换肾，但肾源紧张。合法的肾源，以及轮到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轮到你，还不一定匹配。同时手术并发症是一定存在的。母亲跟绝大部分病友一样，选择了繁琐到了习惯成自然的定期透析。
我到家，救护车也到了。母亲有呼吸，但不省人事。救护车里，医生给母亲挂上吊瓶，给医院打电话。我听清楚了两个关键词：脑创、双瞳孔放大。
人进了急诊室，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待。三个小时后，我等到的结果是两句话：太晚了，没抢救过来。
头一天晚上还好好的人，就这样，没了，连句告别的话都没有机会说。
接下来是我和妹妹料理后事。我负责殡仪馆的一摊手续。妹妹负责通知在乡下的舅舅。
舅舅、两个表弟，正好一辆车，也是一路高速，火速赶到。当时，母亲还在病床上，妹妹和老婆正在给母亲抹身子、穿衣服。看到母亲，舅舅突然数落我们起来：人走得为什么这么突然，你们做崽女的，怎么搞的！话讲得很大声，彷佛是我们害了母亲。
舅舅还说，你让我妹妹客死他乡，我不准！
我一直都理解舅舅的表现，因为他和母亲感情要好，而且小时候母亲在河里洗澡差点淹死，是他看到了跳进旋涡里救出来母亲。舅舅应该是觉得，这是我用命救出来的人，怎么到了你手里说没就没了。
总之，后面的事一发不可收拾。舅舅要背着母亲的遗体回山里。他像一个疯子一样，坚持要做这个事，要回山里做三天五夜的道场。动静闹得很大，医院最后叫来了保安。但舅舅视保安而不顾，依旧要抢夺遗体。我早已疲惫不堪，大叫一声：舅舅你再搞，我就报警了，这是我老娘，跟你没关系;你再搞，你也不是我舅舅，我也不是你外甥。
舅舅愣了一下，“啪”的一声，给了我一巴掌。打完，他走了，头撞到玻璃门上。我恶狠狠地说：滚！
一切都太突然了。母亲突然地离去，舅甥之间突然起冲突。舅舅不仅救了母亲，也给过我和妹妹很多温暖记忆。小时候每到寒暑假，我和妹妹都是在舅舅家度过的，好吃好玩的，永远是我和妹妹先，表弟表妹后。至今，舅舅依旧不接我电话，固定电话打过去，听到我声音就扣上。这场面，让我无奈，更多的则是难过，丢了东西的那种难过。
就在这时，手机亮了，是一条微信信息。
我滑开，是解梅的：
你也变了。我们以后不联系了。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回复。最后想到的是一个微笑的表情。
表情发过去，却显示解梅已经把我删除了。
我加上油门，返回家去。路中，到加油站加了一次油。等待过程中，突然想起人生中的另外一位老朋友，老段。老段家就在加油站旁边的公务员小区里。
老段爱说，我们是忘年交。其实算不上。他比我大个半轮而已。他今年应该是五十二三了。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公务员，单位是区里的发改局。我当小科员时，老段是科长了，办公室主任。有一天，我们科要派车外出调研，需要去办公室填单。副主任不在，老段接待了我。老段说，你们这批大学生不是学经济的，就是学法律的，不好玩。我接话说，你觉得什么好玩？老段回，我喜欢学文学或者哲学的。为了和办公室主任搞好关系，我套近乎说，我也喜欢文学和哲学。老段斜着眼问，是吗，你喜欢哪个作家？我说，俄罗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老段接话，可以啊，我也喜欢，我还喜欢鲁迅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拷问真实下面的虚伪，拷问虚伪下面的真实。我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真的，自然继续接话，鲁迅看得确实准，认识到人虚伪不难，难的是虚伪下面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就那个上午，我和老段聊出了火花。他是军转干部，但读书之多、涉猎之广，出乎意料。跟我第一次和解梅一样，我和老段也是一见钟情、一拍即合，当天中午，他就请我下了馆子，继续聊陀思妥耶夫斯基。
后面很快我离开了政府大院，辞职进了证券公司赚快钱去了。但我们交往甚密，至少有五年时间，隔不了一天两天，我们都会在一个固定的酒吧或者茶馆见面。在酒吧里，主要是看美女。在茶馆里，主要是吹牛。后来，他二婚生子，见面次数少了，但依然保持在一月一次，有时候甚至到他家吃饭。他妻子是一个非常贤惠的潮汕女人，在一家国企里做财务。这样的频率又保持了将近五年左右，然后轮到我结婚生女，以及二胎，才疏于来往。
我们之所以能保持如此密切的关系，后来我发现主要原因也就一点：我们永远不聊单位的人和事，不是刻意避开，而是就觉得那些东西对于我俩来说，太不像个事，轻如鸿毛。
两年前，听前同事讲起他的事：贪腐。贪腐数字放在一线城市，不算大，但也不算小。好在有人一举报，他收到风声后，当晚就主动找纪委，供认不讳，并交出所有财产，最后得到的处分是开除公职。本来以为事情就这么结局了，接下来是老段自由安排自己的后半生。没想到，老段用了一年时间举报当年举报他的人，即自己的顶头上司，一个上任不久的副局长。只要屁股不干净，办公室主任要收集副局长的证据，不会太难。结果是，他扳倒了这个副局长。
遗憾的是，纪委网站挂出这个副局长的处罚决定后，老段住院了。我猜他是心累着了。有点像我刚开始跑马拉松，毫无技巧，完全是凭着一口气坚持到终点，一到终点就想长久地歇它几个小时。他在医院里待了足足半年。中间待到一半，他妻子电话我，叫有空来看看段大哥。我立即赶去医院，在病房里我明白了嫂子为何叫我过去。老段变了，不再是过去的军人作风，而是啰嗦、爱抱怨、易怒。说话的时候，他是紧握拳头的。我们失去了交流的乐趣。
病房出来，就再也没联系了。
加好油，我看了下时间，十二点四十了。我绕到老段那个小区围墙外的小路上。黑暗中，把车停下来。老段的房子就紧靠围墙，且是二楼。有几年，我们出去玩，那时我也有车了，每次我就是这样，把车停在围墙外路边，然后大吼一句：老段！老段冒个头出来，冲我挥挥手。
那个窗户还亮着。光亮透过淡黄色的窗帘，像打散了的蛋黄。我打开手机看看老段的朋友圈，发现他设置了仅可看到半年内的内容。可是，半年内的内容也是一片空白。强烈的念头再次涌现出来：
老段会不会死了？
我拿手机的手有点发颤。我该怎么办？给他发个信息？还是直接打个电话？
迟疑之间，我摇下了车窗玻璃，几乎不假思索地喊了一声：
老段！
窗户上那团打散了的“蛋黄”沉默着、纹丝不动。我等了一会，只好启动车子。突然，一道光洒下来，窗帘撩开了！人影没看清，声音先下来：
大半夜的，搞什么鬼！
我赶紧回应：这不是老段的家吗，老段不住这里了？
早不住了！
搬哪里去了？
不知道！
窗帘拉上了，不一会，灯也黑了。
我果断掉头走了。我与老段，老段与我，都太久没有联系了，似乎互相也不需要了。我也不想發信息问他搬哪里了。这次深夜喊一声“老段”，就算是最后一句问候吧。
我几乎是飙着车回的家。一切的一切都被我的速度甩在身后。
遗憾的是，反流性食管炎依旧没有舒缓，阵阵“烧心”带来的不适令我无法入睡。客厅踱步的时候，我猛地想起母亲卧室里的铁床是可以升降的。而缓解反流性食管炎的一招就是让床头整体抬高十到十五厘米，减轻胃酸倒流。
我摇动铁床，躺了上去。科学得到了验证，几分钟后，身体里的烧灼感逐渐平息。我又舒服地躺了一会，肚子终于安静下来。床头床尾不一样高，终究还是不习惯，我甚至担心溜下来。起身把床放平。放平后，我在床沿上坐了坐。母亲在的时候，她也经常是在床沿上坐着，有时候我在客厅里，倚在房门边，有时候也坐在床沿上，和她有一句没一句地讲话。母亲讲话声总是很大，我经常调侃她：
你讲那么大声搞什么？跟篮球场上打球一样。
回想这些，我自己差点笑出声来，接着泪水无声落下来，总觉得母亲还在。于是我在床沿上坐了很久很久，直到坐累了。我倒头睡在母亲经常睡的那一边。
嗯，这一次，我是真的要睡了。
（责任编辑：李璐）
真的有点蹊跷，这次为何连续失眠。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换了以前，就是去年，这都是很惬意的事。老婆带着两个娃，还有保姆，回老家了。剩我一人，自由自在。晚上不用再给大女儿讲故事，早上不再被小儿子拉被子、吵醒。早上起来，不用做早餐，不是不用做，是不做。裤衩、拖鞋到楼下的“永和大王”吃个早餐，然后下车库开车，去公司干活。晚上呢，像一不小心啄开了笼子插销的鸟，奔向五光十色的酒色之地。若即若离又始终不离的老情人，是要会一会的，十里春风拂面，无论做什么，都像回到一见钟情的日子。老兄弟，也是要出来喝两杯的。当年习惯去的酒吧，早已倒下，酒吧变成了餐吧，然后变成了发型设计工作室，接着又改成美容美体，现今已是一個卖钢材、水管的建材店！我们只好一个酒吧一个酒吧地转，直到觉得气氛合适才坐下。老友聚会跟大学同学集会是一样的，只有叙旧，尽情回忆在这座南方之城耗尽的青春，以及遭遇过的女人和爱情。
你看，仅这两样——老情人、老兄弟，就够爽了。可这次，却一反常态，似乎，都无法激起内心的波澜。在公司干完活，哪里也不想去，回到家，吃饭、上网、刷朋友圈，十一点洗澡，洗澡完躺在床上，看会手机，关灯。接着是翻来覆去，怎么也无法入睡。再打开手机，看篇文章，看部电影，时间一溜，到了凌晨两点，放下手机，拼命暗示自己早点睡觉，他妈的明天还有一堆的事呢，即使没事，半夜不睡，第二天肯定没精神，补觉也没用，病鬼似的。但就是不行，睡不着！
第二个晚上，躺在床上，我开始分析为什么。是想孩子了？毕竟分开两天了。有一些，又没那么想。昨天给老婆打视频，就是想看看两个娃，听听他们的声音。老婆没接。我也没继续坚持打下去。
肚子咕咕叫起来。凌晨两点了还没睡，加上收工收得早，晚饭吃得也早，饥饿感袭来，正常。要不要起来弄点啥吃的？冰箱里，保姆特意给我做了一锅酸菜鱼，用保鲜膜密封着，还没动过。想到酸菜鱼，肚子的咕咕声，瞬间变成了老式发动机“空”、“空”、“空”，陈胜吴广农民起义一般。我的脚指头动了动，然后停止了：算了，吃什么吃，睡觉！
就是这一个小小的心理斗争，我突然得到了答案：这是老了的标志！
老情人不想约，老兄弟不想见，肚子饿了不想动，唯一一点想法是打个视频看看孩子，在我看来，这就是老了的标志！
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如果不是老婆孩子回老家，自己不会有此发现。真要感谢他们，让我有这么一个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机会。一台机器总是机械地转动着，是不知道自己正在慢慢折旧的，除非它停下来。
当然，也要感谢失眠。尽管失眠确实难受。
我怎么会老了呢？今晚——第三个失眠之夜，我开始问自己这个愚蠢的问题。今年我四十有七，算老了吗？每天早上，依旧有晨勃，算老了吗？每年三月，参加城中最盛大的马拉松并且坚持跑完，算老了吗？公司里的小姑娘，有时候还试探我的年龄——我一张该死的娃娃脸，欺骗了很多人、很多年。答案在“是”和“好像不是”之间摇摆。这让我继续睡意全无，也让我苦恼。
我无法继续躺下去。肚子有股胀气，慢慢隆起，接着往上走，到两胸之间，逐渐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灼热感。我那久违的反流性食管炎来了。那个灼热感，又叫“烧心”，是胃酸倒流、进入食管所致。这个病，很多年了，一开始“烧心”频频，还以为是心脏的问题。这个病严重起来，是不能平躺的。
我坐起来，脚踩在地板上。点开手机，时间正好十一点。
这个时间点，让我想起解梅来。解梅是和我保持了至少十年之久的老朋友。是的，因为时间太久了，我不想用“老情人”这个词。老朋友，更显尊重，尊重她，尊重我自己，也尊重难得的时光。
我是单身时认识解梅的，在一个乱糟糟的KTV包厢里。其他男女都在摇骰子拼酒，手脚也放得很开，摸摸捏捏、搂搂抱抱的。金融圈似乎都这样，工作紧张、压力太大，一有放松机会就特别使劲。我特别讨厌摇骰子喝酒法，于是独自唱歌。我那时候突然喜欢上了达明一派的粤语歌，尤其是《石头记》这首歌。于是点开，轻轻唱起来。歌曲正要到高潮副歌，一个女声进来了，接着有人一屁股挤坐在我身边。这人就是解梅。她似乎带着一个热浪而至，压在我的后背上。“热浪”这种很奇妙的、甚至很迷离的感觉，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她的声音很大，我干脆不唱了。她独自唱完，勾着头说，年轻仔，你还知道这个歌啊，来喝一杯！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接着讨论达明一派，讲那些涉及政治、国际时事等话题的歌曲。渐渐，我的体内也形成一股热浪。两股热浪在吵闹的包房里碰撞、拉扯，我借着酒劲，拉着她出了包厢，绕过迷宫式的过道，在一个露台上和她热吻。我们回到包厢，先后假装有事先撤，然后在楼下会合，当晚就去了她的住所。她洗澡的时候，我偷看了她的身份证，其实她比我还小两岁。包厢里，她叫我“年轻仔”，我猜她是大姐大的做派惯了。
另外，她的包里还有一本崭新的红本本，一看，居然是离婚证。我一直以为离婚证是绿色的，没想到跟结婚证一样。红色的。当天，她刚离婚。
而后的很多年，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约会。后来约会都省了，直接办男女之事。双方从来不问对方最近如何，结婚没有，孩子多大，生意如何，就是直接办事。办完事就聊当天的热点话题：欧洲难民、希腊债务危机、亚投行、金砖银行、世界杯、飞机失事、博鳌亚洲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等。每一次，走出酒店，不管是烈日当头，还是滂沱大雨，都会有一种眩晕的感觉。不是头眩晕，是灵魂眩晕。
我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解梅了，少也有两年了。
我心中冒出一个问题：她会不会死了！
经济发展进入“L”形态，金融业大姐大资金链断裂，最后天台上见，这个推理不是没有可能。
强烈的念头促使我搜出她的微信，发出两个字：在吗？
这两个字，既是问题，也是我们过往多年要约见办事的暗号。 屏幕上的时间数字跳动着，十一点过五分了。
在呀！——两个字出现在微信对话框里。
熟悉的字，熟悉的回复，熟悉的热浪，熟悉的解梅！
我去接你。
好，老地方。
我弹簧式地起身、翻衣服、穿裤子、找车钥匙、蹬上鞋，反手拉门，出去了。
“老地方”就是解梅小区正门口的7—11便利店。说明这位大姐大情况还可以，没有崩盘，住的还是CBD富人区。另外，应该依旧是单身一枚。
谢天谢地。世界一直在变。楼市在变，股市在变。楼下小笼包价格在变，国际关系在变。就是我们，始终没变。这是上天给予我和解梅这两个中年人最大的馈赠。中年人啥都不怕，就怕变化，难道不是吗？
心情愉悦，三十分钟的车程是那么地轻快。松开油门，车徐徐落在灯火通亮的便利店前。早在等候的解梅绕到车尾，拉开车门，鳗鱼一样屁股先落座，然后双腿鱼尾巴一样，一摆就端正了，再车门一拉。
寒暄的口头禅都没变：可以啊，挺快的啊。
我把车开出正道，按约定俗成的步骤，接下来是我把车停路边，然后拿出手机订酒店。不知为何，这次我没有。
没有的原因，是看到解梅这次穿得非常庄重，跟上班似的：上身是黑色西装，里面是绸缎的白色立领衬衫，下身是黑色西裤，我斜着眼看到，鞋也是平底黑皮鞋，对了，包都是漆黑的。
办事的欲望被这一身黑给压住了。
接着听到解梅说：看你朋友圈了，阿姨应该八十了吧？
我瞬间明白了。她说的是我的母亲去世的事。正好一个月前的事。对了，我发了朋友圈。
母亲其实没到八十，但我回答，嗯。
车始终没有停下来，我载着一身庄重的解梅，毫无目的地开在一条大路上。接近零点的城市依旧车流不息、熙熙攘攘，路灯甚至比任何一个时刻都亮。不知道为什么，我似乎对解梅一点兴趣也没有了，对，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我想说服自己有兴趣。但似乎没有力气。
今天就是出来看看你，我请你喝点东西，咱们老朋友很多年了。我看着头顶上方的红灯，轻轻对解梅说。
解梅说，嗯。
红灯一过，旁边即是一个24小时开放的麦当劳。我把车停路边，给解梅拉开车门，我们一起进到店里。大半夜没啥好喝的，我买了两杯橙汁。
麦当劳暖色的灯光下，解梅脸色温和，但也看得出她这次基本上是素颜而出。解梅开启话头，说起了国际关系。我早几年就离开了证券业，转而做线上培训，对很多宏观经济大势不再关注，所以只有听的份。解梅像跟客户介绍产品一样，自言自语着。我感觉她第二天是有一堂百人以上的演讲，现在拿我当练习。
我一边微笑地“倾听”着，一边注意到身边的一桌人：应该是一对母子。母亲应该和我差不多年纪，孩子十四五岁的样子。天哪，孩子还在做卷子！大半夜在麦当劳里做题、做卷子！桌子上厚厚一叠卷子！母亲呢，呆呆地望着窗外的闪闪车流，跟个傻子似的。接着，又看到停下笔的孩子，也呆呆地望着窗外的闪闪车流，跟個呆子似的。
我为这对母子走神了。快零点了，他们为何还在麦当劳里做试卷？没有家吗？家里不更安静吗？No，看他们的穿着、带的包、带的水瓶、用的手机就知道，他们是这个城市典型的中产阶级。一定是孩子下午就和同学在麦当劳里写作业，结果没写完。没写完，怎么办，继续写！孩子继续写，母亲继续陪！一定是这样的。
我的大儿子刚上初一，这对母子的经历，迟早我也要走一遍。在这座新兴之城，中考比高考难。家有中考生，那是最煎熬的一件事。
我无心再听解梅纵论大势。撤吧，我说。
于是就撤了。我送解梅回她的小区。
车里，解梅解开了西装，胸前两团鼓鼓囊囊顶着丝绸面料的衬衫，跟棉花糖一样。我无法解读她这个微小动作的用意。是希望把事办下去，还是只是热了。
我撇头这么问了一句：今天干吗穿这么正式？
解梅没有回答。
连过两个红绿灯，马上到解梅小区。我担心是不是我的声音太小，她没听到，于是又重复了一遍：
今天干吗穿这么正式？
问完，我面带微笑，偏过头去看她。
没想到，看到的却是泪流满面的她！
吓住我了！我连忙问，怎么了？
解梅说，我母亲也刚去世，一周以前。
我愣住了，把车停下。
解梅又说，生活开始变了，变难了。
说完，到了，解梅推开车门，下车了。我想把她叫住，安慰她一下，但后面的车一刻也不耐烦地按着喇叭，我只好把车开走了。
解梅的泪流满面，让我想起母亲。葬礼结束后，我一直不愿意回想母亲去世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我失去的不仅是母亲。
一个月前，母亲突然倒在自己的卧室地板上，脑出血。当时，早上九点了，保姆发现怎么老人一直没有起来，就叫我三岁大的小儿子去叫奶奶起来吃早饭。小儿子推开房门，看见奶奶睡在地上，弓着身子，悄无声息。三岁大的孩子哪里分得清楚这是啥情况，还念起打油诗：“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叫妈妈，妈妈不在，叽里咕噜滚下来。”唱完就拉奶奶，拉不动，又唱：“拔萝卜拔萝卜。嘿哟嘿哟，拔萝卜，嘿哟嘿哟，拔不动。”“拔”不动，这回着急了，保姆也进来了，看到这一幕，赶紧打我电话。我一边打120，一边赶回家。赶回家路上，我在手机上点开了家里的监控。这个监控，专门安装在母亲房里。手机屏幕上看到母亲穿着一身白色睡衣，蜷在地上，蚕宝宝一样。保姆立在一边，像棵树一样，不知所措。
母亲是老家省队的篮球运动员，一米七八的个头，三十五岁退役后，进了省体委。没工作几年，开始有高血压，一直吃药。六十岁，正是退休那年，有天提着两袋米从超市回来，一到家，突然发现呼吸困难，上气不接下气，幸亏楼下就是医院，父亲把母亲扶出小区，叫路边卖甘蔗的人把母亲背进了急诊科，一检查，结论是尿毒症。从此母亲开始漫长的血透之路：把身体里的血液抽出来，在机器里过滤干净，再放回体内。一开始每周透析两次，慢慢地变成两次半，有时候甚至三次，隔一天透一次。幸亏，血透很快纳入医保，不然父母那点退休工资全要卷在那台每次无声无息运转三四个小时的透析机里。 尿毒症最好的办法是换肾，但肾源紧张。合法的肾源，以及轮到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轮到你，还不一定匹配。同时手术并发症是一定存在的。母亲跟绝大部分病友一样，选择了繁琐到了习惯成自然的定期透析。
我到家，救护车也到了。母亲有呼吸，但不省人事。救护车里，医生给母亲挂上吊瓶，给医院打电话。我听清楚了两个关键词：脑创、双瞳孔放大。
人进了急诊室，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待。三个小时后，我等到的结果是两句话：太晚了，没抢救过来。
头一天晚上还好好的人，就这样，没了，连句告别的话都没有机会说。
接下来是我和妹妹料理后事。我负责殡仪馆的一摊手续。妹妹负责通知在乡下的舅舅。
舅舅、两个表弟，正好一辆车，也是一路高速，火速赶到。当时，母亲还在病床上，妹妹和老婆正在给母亲抹身子、穿衣服。看到母亲，舅舅突然数落我们起来：人走得为什么这么突然，你们做崽女的，怎么搞的！话讲得很大声，彷佛是我们害了母亲。
舅舅还说，你让我妹妹客死他乡，我不准！
我一直都理解舅舅的表现，因为他和母亲感情要好，而且小时候母亲在河里洗澡差点淹死，是他看到了跳进旋涡里救出来母亲。舅舅应该是觉得，这是我用命救出来的人，怎么到了你手里说没就没了。
总之，后面的事一发不可收拾。舅舅要背着母亲的遗体回山里。他像一个疯子一样，坚持要做这个事，要回山里做三天五夜的道场。动静闹得很大，医院最后叫来了保安。但舅舅视保安而不顾，依旧要抢夺遗体。我早已疲惫不堪，大叫一声：舅舅你再搞，我就报警了，这是我老娘，跟你没关系;你再搞，你也不是我舅舅，我也不是你外甥。
舅舅愣了一下，“啪”的一声，给了我一巴掌。打完，他走了，头撞到玻璃门上。我恶狠狠地说：滚！
一切都太突然了。母亲突然地离去，舅甥之间突然起冲突。舅舅不仅救了母亲，也给过我和妹妹很多温暖记忆。小时候每到寒暑假，我和妹妹都是在舅舅家度过的，好吃好玩的，永远是我和妹妹先，表弟表妹后。至今，舅舅依旧不接我电话，固定电话打过去，听到我声音就扣上。这场面，让我无奈，更多的则是难过，丢了东西的那种难过。
就在这时，手机亮了，是一条微信信息。
我滑开，是解梅的：
你也变了。我们以后不联系了。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回复。最后想到的是一个微笑的表情。
表情发过去，却显示解梅已经把我删除了。
我加上油门，返回家去。路中，到加油站加了一次油。等待过程中，突然想起人生中的另外一位老朋友，老段。老段家就在加油站旁边的公务员小区里。
老段爱说，我们是忘年交。其实算不上。他比我大个半轮而已。他今年应该是五十二三了。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公务员，单位是区里的发改局。我当小科员时，老段是科长了，办公室主任。有一天，我们科要派车外出调研，需要去办公室填单。副主任不在，老段接待了我。老段说，你们这批大学生不是学经济的，就是学法律的，不好玩。我接话说，你觉得什么好玩？老段回，我喜欢学文学或者哲学的。为了和办公室主任搞好关系，我套近乎说，我也喜欢文学和哲学。老段斜着眼问，是吗，你喜欢哪个作家？我说，俄罗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老段接话，可以啊，我也喜欢，我还喜欢鲁迅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拷问真实下面的虚伪，拷问虚伪下面的真实。我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真的，自然继续接话，鲁迅看得确实准，认识到人虚伪不难，难的是虚伪下面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就那个上午，我和老段聊出了火花。他是军转干部，但读书之多、涉猎之广，出乎意料。跟我第一次和解梅一样，我和老段也是一见钟情、一拍即合，当天中午，他就请我下了馆子，继续聊陀思妥耶夫斯基。
后面很快我离开了政府大院，辞职进了证券公司赚快钱去了。但我们交往甚密，至少有五年时间，隔不了一天两天，我们都会在一个固定的酒吧或者茶馆见面。在酒吧里，主要是看美女。在茶馆里，主要是吹牛。后来，他二婚生子，见面次数少了，但依然保持在一月一次，有时候甚至到他家吃饭。他妻子是一个非常贤惠的潮汕女人，在一家国企里做财务。这样的频率又保持了将近五年左右，然后轮到我结婚生女，以及二胎，才疏于来往。
我们之所以能保持如此密切的关系，后来我发现主要原因也就一点：我们永远不聊单位的人和事，不是刻意避开，而是就觉得那些东西对于我俩来说，太不像个事，轻如鸿毛。
两年前，听前同事讲起他的事：贪腐。贪腐数字放在一线城市，不算大，但也不算小。好在有人一举报，他收到风声后，当晚就主动找纪委，供认不讳，并交出所有财产，最后得到的处分是开除公职。本来以为事情就这么结局了，接下来是老段自由安排自己的后半生。没想到，老段用了一年时间举报当年举报他的人，即自己的顶头上司，一个上任不久的副局长。只要屁股不干净，办公室主任要收集副局长的证据，不会太难。结果是，他扳倒了这个副局长。
遗憾的是，纪委网站挂出这个副局长的处罚决定后，老段住院了。我猜他是心累着了。有点像我刚开始跑马拉松，毫无技巧，完全是凭着一口气坚持到终点，一到终点就想长久地歇它几个小时。他在医院里待了足足半年。中间待到一半，他妻子电话我，叫有空来看看段大哥。我立即赶去医院，在病房里我明白了嫂子为何叫我过去。老段变了，不再是过去的军人作风，而是啰嗦、爱抱怨、易怒。说话的时候，他是紧握拳头的。我们失去了交流的乐趣。
病房出来，就再也没联系了。
加好油，我看了下时间，十二点四十了。我绕到老段那个小区围墙外的小路上。黑暗中，把车停下来。老段的房子就紧靠围墙，且是二楼。有几年，我们出去玩，那时我也有车了，每次我就是这样，把车停在围墙外路边，然后大吼一句：老段！老段冒个头出来，冲我挥挥手。
那个窗户还亮着。光亮透过淡黄色的窗帘，像打散了的蛋黄。我打开手机看看老段的朋友圈，发现他设置了仅可看到半年内的内容。可是，半年内的内容也是一片空白。强烈的念头再次涌现出来：
老段会不会死了？
我拿手机的手有点发颤。我该怎么办？给他发个信息？还是直接打个电话？
迟疑之间，我摇下了车窗玻璃，几乎不假思索地喊了一声：
老段！
窗户上那团打散了的“蛋黄”沉默着、纹丝不动。我等了一会，只好启动车子。突然，一道光洒下来，窗帘撩开了！人影没看清，声音先下来：
大半夜的，搞什么鬼！
我赶紧回应：这不是老段的家吗，老段不住这里了？
早不住了！
搬哪里去了？
不知道！
窗帘拉上了，不一会，灯也黑了。
我果断掉头走了。我与老段，老段与我，都太久没有联系了，似乎互相也不需要了。我也不想發信息问他搬哪里了。这次深夜喊一声“老段”，就算是最后一句问候吧。
我几乎是飙着车回的家。一切的一切都被我的速度甩在身后。
遗憾的是，反流性食管炎依旧没有舒缓，阵阵“烧心”带来的不适令我无法入睡。客厅踱步的时候，我猛地想起母亲卧室里的铁床是可以升降的。而缓解反流性食管炎的一招就是让床头整体抬高十到十五厘米，减轻胃酸倒流。
我摇动铁床，躺了上去。科学得到了验证，几分钟后，身体里的烧灼感逐渐平息。我又舒服地躺了一会，肚子终于安静下来。床头床尾不一样高，终究还是不习惯，我甚至担心溜下来。起身把床放平。放平后，我在床沿上坐了坐。母亲在的时候，她也经常是在床沿上坐着，有时候我在客厅里，倚在房门边，有时候也坐在床沿上，和她有一句没一句地讲话。母亲讲话声总是很大，我经常调侃她：
你讲那么大声搞什么？跟篮球场上打球一样。
回想这些，我自己差点笑出声来，接着泪水无声落下来，总觉得母亲还在。于是我在床沿上坐了很久很久，直到坐累了。我倒头睡在母亲经常睡的那一边。
嗯，这一次，我是真的要睡了。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