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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明的窗口
铜鼓是流行于亚洲东南部许多民族之间的打击乐器。最早的铜鼓诞生于距今约3000年前，是亚洲稻作文明的重要遗产之一。铜鼓文化广泛分布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并在古代中华文明与各民族文明交流融合的漫长历史中，被广泛应用和传播，现已渗透至许多地区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在中国广西的一些村镇，青蛙被当地奉为雨神，而当地人认为敲击铜鼓能够将青蛙请来，保佑当地风调雨顺，铜鼓因此成为“蚂拐节（青蛙节）”等民俗活动的礼器或文化旅游项目中的用品；而在泰国，铜鼓及其文化被泰国王室很好地保护和传承，至今仍在御耕节以及其他一些王室的活动中使用。
“铜鼓的鼓面象征着天空的物体和宇宙，鼓身则象征人间；铜鼓上的水波纹反映当时人们逐水而居的生活方式，这说明水对于当时的社会发展十分重要。”李富强教授举例道。
民心相通的纽带
在李富强教授看来，铜鼓文化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共享的文化遗产，是古代中华文明与东南亚民族人民往来、文化相融的重要例证。“铜鼓的例证证明，我们的祖先就能够友好的往来。那么我们今天同样可以做到。”
李富强教授表示，建设“一带一路”要文化先行，实现文化相通，其中最主要的方面是需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所以我们做的这个工作等于是在铺路，为‘一带一路’建设起心灵沟通的作用。”
有趣的是，开展这次研究的初衷，也正是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东盟学者间的另一次面对面交流。当时的李富强教授任职于广西民族研究所，在该机构组织的一次名为“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的项目中，李富强教授与泰国的学者们关系非常密切。
“当时一位泰国的考古教授知道中国也有铜鼓后，表示对中国的铜鼓感兴趣，于是我们相约一起来做关于中国南方铜鼓的调查研究。”李富强教授回忆道。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合作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开展。
2012年，机会终于再次降临。当广西人民出版社一名负责人询问是否有研究项目需要申报时，李富强教授很快决定，重启当年未能如愿的铜鼓研究。
曲折的探索之路
将铜鼓文物的尺寸、重量、纹饰和形制等内容尽可能详尽地记录，而后进行考古学和民族学等领域的分析研究，这是李富强教授的研究团队在考察过程中主要的研究方式。东盟国家的博物馆、村镇、收藏家的私人场所则是团队最常探访的地点。
这些年来，研究项目团队已走过老挝、越南、缅甸、柬埔寨和泰国5个国家开展考察，不久的将来还将访问马来西亚和印尼。
而困難几乎贯穿团队研究活动的始终。为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团队不仅要在东盟国家跋山涉水，甚至在恶劣的条件下开展田野调查；后期编辑、排版、校对时，也因种种原因而动员了很多力量参与其中。在《老挝卷》的编辑工作中，仅校审就用了近1个月的时间。
2015年，团队在缅甸考察时，遭遇了当地4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暴雨很快发展成为洪灾，而缅甸基础设施相对薄弱，许多公路被洪水淹没。“当时原定的到达时间是下午5点左右，但由于车辆无法行进，直到深夜才到达目的地。”这一天，团队的所有人都感到非常疲倦。
“不过像我们搞科研的，条件基本过得去也就可以了。”李富强教授面对记者，这样说道。显然，这样的困难并不能击败项目团队“将研究进行到底”的决心。
研究成果成为老挝国礼
团队的研究成果所带来的效益，目前已经体现在包括学术、社会、外交等诸多层面。
李富强教授带领的团队在学术的层面所取得的成就，在老挝历史研究，乃至世界铜鼓研究史上都堪称史无前例，为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另一方面，通过团队3年多的努力和各方的大力支持，项目的第一部著作《老挝卷》已于2016年完成。
老挝方面十分重视这本著作，在该国新闻文化旅游部的提议下甚至成为了老挝的国礼。随后，这本书在2016年第19届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11届东亚峰会上已被赠与前来与会的国家首脑。
这也是广西出版界首次对东盟国家实现版权的出口。该著作隆重的国礼交接和首发仪式于2016年9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文物与遗产司司长本天·西里巴攀评价称，《老挝卷》是中老两国达成的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下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文化合作成果。
据悉，研究完成后团队将出版《中国—东南亚铜鼓》丛书共计10卷。
铜鼓文化的存续危机
然而如今团队最大的担忧是，中国与东盟共有的这一铜鼓文化纽带，其存续现已经面临严峻挑战。
铜鼓文化虽广泛分布于中国和东盟国家，但早已远离了人们的生活，也远离了主流文化；在东南亚的某些地区，历史上战争的破坏和非法走私等，导致铜鼓文物流失严重。
“贩卖铜鼓文物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生活上的燃眉之急，据说一面铜鼓在一些地区可以在市场上换7头牛。这对于经济困难的民众来说相当可观。”随李富强教授一同接受采访的，还有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卫彦雄，他向记者透露道，“这些铜鼓被贩卖后有几种流向，其中以黑市、周边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等为主要目的地。”
文物流向发达的地区或是收藏家手中，一定程度上可使之免于破坏，却也存在较大的弊端。一方面，一些收藏家对铜鼓文物的保护未必在行；另一方面，离开了原生环境的铜鼓文物，文化内涵久而久之被人遗忘，铜鼓也就变成了一件“死”的器物。
“现在迫在眉睫的是民间传承人的问题。铜鼓作为一个文物，无法使用则终有一天会风化、会损毁，与之相应的文化也就消失了。” 卫彦雄副教授表示，研究团队也希望通过科研，唤醒更多人对于传承和保护铜鼓文化的意识。
·联系编辑：[email protected]
铜鼓是流行于亚洲东南部许多民族之间的打击乐器。最早的铜鼓诞生于距今约3000年前，是亚洲稻作文明的重要遗产之一。铜鼓文化广泛分布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并在古代中华文明与各民族文明交流融合的漫长历史中，被广泛应用和传播，现已渗透至许多地区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在中国广西的一些村镇，青蛙被当地奉为雨神，而当地人认为敲击铜鼓能够将青蛙请来，保佑当地风调雨顺，铜鼓因此成为“蚂拐节（青蛙节）”等民俗活动的礼器或文化旅游项目中的用品；而在泰国，铜鼓及其文化被泰国王室很好地保护和传承，至今仍在御耕节以及其他一些王室的活动中使用。
“铜鼓的鼓面象征着天空的物体和宇宙，鼓身则象征人间；铜鼓上的水波纹反映当时人们逐水而居的生活方式，这说明水对于当时的社会发展十分重要。”李富强教授举例道。
民心相通的纽带
在李富强教授看来，铜鼓文化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共享的文化遗产，是古代中华文明与东南亚民族人民往来、文化相融的重要例证。“铜鼓的例证证明，我们的祖先就能够友好的往来。那么我们今天同样可以做到。”
李富强教授表示，建设“一带一路”要文化先行，实现文化相通，其中最主要的方面是需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所以我们做的这个工作等于是在铺路，为‘一带一路’建设起心灵沟通的作用。”
有趣的是，开展这次研究的初衷，也正是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东盟学者间的另一次面对面交流。当时的李富强教授任职于广西民族研究所，在该机构组织的一次名为“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的项目中，李富强教授与泰国的学者们关系非常密切。
“当时一位泰国的考古教授知道中国也有铜鼓后，表示对中国的铜鼓感兴趣，于是我们相约一起来做关于中国南方铜鼓的调查研究。”李富强教授回忆道。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合作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开展。
2012年，机会终于再次降临。当广西人民出版社一名负责人询问是否有研究项目需要申报时，李富强教授很快决定，重启当年未能如愿的铜鼓研究。
曲折的探索之路
将铜鼓文物的尺寸、重量、纹饰和形制等内容尽可能详尽地记录，而后进行考古学和民族学等领域的分析研究，这是李富强教授的研究团队在考察过程中主要的研究方式。东盟国家的博物馆、村镇、收藏家的私人场所则是团队最常探访的地点。
这些年来，研究项目团队已走过老挝、越南、缅甸、柬埔寨和泰国5个国家开展考察，不久的将来还将访问马来西亚和印尼。
而困難几乎贯穿团队研究活动的始终。为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团队不仅要在东盟国家跋山涉水，甚至在恶劣的条件下开展田野调查；后期编辑、排版、校对时，也因种种原因而动员了很多力量参与其中。在《老挝卷》的编辑工作中，仅校审就用了近1个月的时间。
2015年，团队在缅甸考察时，遭遇了当地4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暴雨很快发展成为洪灾，而缅甸基础设施相对薄弱，许多公路被洪水淹没。“当时原定的到达时间是下午5点左右，但由于车辆无法行进，直到深夜才到达目的地。”这一天，团队的所有人都感到非常疲倦。
“不过像我们搞科研的，条件基本过得去也就可以了。”李富强教授面对记者，这样说道。显然，这样的困难并不能击败项目团队“将研究进行到底”的决心。
研究成果成为老挝国礼
团队的研究成果所带来的效益，目前已经体现在包括学术、社会、外交等诸多层面。
李富强教授带领的团队在学术的层面所取得的成就，在老挝历史研究，乃至世界铜鼓研究史上都堪称史无前例，为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另一方面，通过团队3年多的努力和各方的大力支持，项目的第一部著作《老挝卷》已于2016年完成。
老挝方面十分重视这本著作，在该国新闻文化旅游部的提议下甚至成为了老挝的国礼。随后，这本书在2016年第19届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11届东亚峰会上已被赠与前来与会的国家首脑。
这也是广西出版界首次对东盟国家实现版权的出口。该著作隆重的国礼交接和首发仪式于2016年9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文物与遗产司司长本天·西里巴攀评价称，《老挝卷》是中老两国达成的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下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文化合作成果。
据悉，研究完成后团队将出版《中国—东南亚铜鼓》丛书共计10卷。
铜鼓文化的存续危机
然而如今团队最大的担忧是，中国与东盟共有的这一铜鼓文化纽带，其存续现已经面临严峻挑战。
铜鼓文化虽广泛分布于中国和东盟国家，但早已远离了人们的生活，也远离了主流文化；在东南亚的某些地区，历史上战争的破坏和非法走私等，导致铜鼓文物流失严重。
“贩卖铜鼓文物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生活上的燃眉之急，据说一面铜鼓在一些地区可以在市场上换7头牛。这对于经济困难的民众来说相当可观。”随李富强教授一同接受采访的，还有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卫彦雄，他向记者透露道，“这些铜鼓被贩卖后有几种流向，其中以黑市、周边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等为主要目的地。”
文物流向发达的地区或是收藏家手中，一定程度上可使之免于破坏，却也存在较大的弊端。一方面，一些收藏家对铜鼓文物的保护未必在行；另一方面，离开了原生环境的铜鼓文物，文化内涵久而久之被人遗忘，铜鼓也就变成了一件“死”的器物。
“现在迫在眉睫的是民间传承人的问题。铜鼓作为一个文物，无法使用则终有一天会风化、会损毁，与之相应的文化也就消失了。” 卫彦雄副教授表示，研究团队也希望通过科研，唤醒更多人对于传承和保护铜鼓文化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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