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诗人余光中先生走了，乡愁时代却没有就此结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不舍昼夜的逝者以外，重要的是跳动的中国心，还有美丽且鲜明的中国诗文，以及你我的记忆与吟诵活泼如初。
　　1982年，纽约，圣约翰大学，中国当代文学讨论会。我听到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作家、评论家黄维梁先生发言，他高度评价余光中的诗文，而且认为余先生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散会后，黄教授将余先生作品集与黄教授评论集赠送给我。我一路上饶有兴趣地阅读着，感染着余先生的清晰、明白与真诚。当时，大陆上更热衷的是朦胧诗，是诗语言的锤炼与变幻莫测，而这位台湾诗人的诗明白如话，深入浅出，不转，不做作。我甚至觉得他的诗还欠一点发酵与点燃。
　　不幸的是，飞机经停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我下来稍事休息，再登机，两本书被机上的清洁工清理掉了。责任在我自己没有将它们携带下机，我觉得郁闷。我似乎先验地对不起他与黄教授。
　　1986年初，又是纽约，我作为国际笔会嘉宾，在第四十八届年會上碰到了余先生。我们握手问好，文明礼貌，同时，保持着难以没有的戒心与距离。
　　1993年，我参加《联合报》召开的两岸三地文学四十年讨论会，我与余诗人，是仅有的作晚餐演讲的主讲人。我听到演讲的两个主题，一个是说小岛也能产生大作家，一个是他严厉抨击所谓“台语写作”自我封闭的愚蠢与狭隘。他有他的天真和明朗之处，他有他的红线。
　　此后大陆改革开放，两岸关系有了长足进展。我们见面越来越频繁了。而且余先生在大陆文坛，有了越来越高的威望与越来越大的影响。记得轻易不夸奖谁的四川资深诗人学者流沙河就对余光中作品评价甚高。邀请余光中访问做客的大陆文学团体与大学越来越多。有一个笑话，说是南京大学邀请了余光中与其他几位台湾诗人到访，打的横幅是“热烈欢迎余光中先生一行”，有一位也是台湾资深诗人的客人，长得高高大大，他一到场，立刻被青年学生围上，唤道：“您是余先生吗？”他回答：“我不是余光中，我是‘一行’。”
　　2001年，我三次参加香港中文大学“新世纪征文”活动，我与白先勇是小说终审评委，而余光中是文学翻译的终审评委。我们变成了同事。
　　2006年，评出第三次征文的优胜者以后，我还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的活动。会后，我把他与白先勇及文学院副院长、翻译家金圣华教授请到了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做客，还举行了包括余先生作品在内的诗歌朗诵会。他的《乡愁》再一次赢得了热烈掌声与欢呼，而他的英语诗朗诵，尤其令人赞美。他是我听到过的国人中不列颠式英语发音的佼佼者，从他那里，我感觉到的是不列颠之梦。
　　他说喜欢我的诗《不老》。他给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题字：“从伊犁到青岛，拾尽大师的足印。”
　　中间的2004年，我们应邀到海南师范学院与黄维梁先生一起作关于散文的座谈，主持人是海师喻大翔教授。活动在体育馆举行，学生听众极其踊跃。谈到我此生读过的最好散文时，我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而余先生说，诗是他的情人，散文是他的妻子。
　　他的学养很好，21世纪初我访问爱尔兰的时候在都柏林欣赏了爱尔兰的话剧团演出的王尔德名剧《莎乐美》，回北京后我从国家图书馆借到了余光中翻译的《莎乐美》，书中附有他谈文学翻译的文字。我在香港、青岛的大学也亲耳听到他讲翻译的课。他有在美国求学与任教的经历。他关于中英文比较的文章极有见地，例如他不赞成由于英语的影响而在中文写作被动态语句中滥用那么多“被”字，饭吃了，水喝了，当然用不着说成饭被吃了与水被喝了。他说的这些文字上的毛病我也有。他的英语很高明，他的中文很地道，绝对不带翻译调调。好得很，即使从这里，也看出他的中国心与大陆情结。
　　他定居在高雄。他在台湾反对过可能有某些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还说过什么“狼来了”。然而，他的后半生在他的诗中惦念缠绕的长江黄河华山、济南南宁……到处留下了他的音容笑貌足迹。他说，他要住在台湾的西部，从窗子上望出去，就是故乡大陆，而如果住在台东，看过去是美国，有什么意思？当然，他的梦与愁跟你我一样在中华，不在美利坚也不在不列颠。
　　陈水扁主政期间，余先生公开反对文化教育“去中国化”，当陈不通至极地用“罄竹难书”赞扬台湾义工的业绩时，台湾教育行政负责人居然为陈“擦皮鞋”，他愤然予以指责。“擦皮鞋”一词我是从他那里听来的，应该是拍马与掩饰的意思吧。
　　文化是一种力量。文化是一种分野。文化是一种天命。余光中走了。我想着应该怎么样安慰与他同命运六十余载的夫人范我存……两岸各地友人与读者怀念着他，默诵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外头里头，情意超越生死。长江黄河，奔流澎湃汹涌。中华是屈原、李白、杜甫的中华，也是鲁迅、艾青的中华，还是余光中、郑愁予，以及欢迎他们接待他们一行的男女老少……的中华。余光中永在，中华诗歌永存，乡愁永远，仍然是那么明白，那么简单，那么深情，那么不可抗拒也不可分割。
　　（选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