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与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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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人的信仰特征可以概括为“和”的精神。“和”的精神就是对任何一种宗教、文化来说都是扬弃的精神。扬弃的标准是“和”。当代中国,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儒释道为主干,各种地方文化与国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为补充的有骨头有肉的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和”文化体系,而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化过程中不断和学化。和学与马克思主义在根本观点、远大目标、人类利益、科学性上高度一致。和学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和学化在当代中国并轨共进,是历史发展偶然中的必然。
  关键词:和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学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8/09-0054-03
  作者简介:王殿明(1952- ),男,河北临西人,河北省和谐文化研究会干部,主要研究方向为和文化;李海玲(1977- ),女,山西永济人,河北省和谐文化研究会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和文化。
  一、中国人的信仰特征
  1.信仰特征:“和”
  西方人说,中国人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做,他们没有上帝。还有人说,中国人什么都信,什么有用信什么,临时抱佛脚,一会儿信佛教的菩萨、一会儿信道教的天尊,有孔庙、关庙、妈祖庙、龙王庙、土地爷、灶王爷,还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其实,中国人不仅有信仰,而且中国人所信多不胜数,他们不会全信其中任何一个,更不会长期全信其中的一个。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国教的国家。老百姓对佛教、道教都信得马马乎乎,佛教庙里有时有道教的神,而且佛道庙里竟会出现孔子和关圣帝君文武俩圣人。有钱人家办丧事,既请道士,也请和尚,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一团和气,处之泰然。因此,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战争。[1]
  这种信仰特征产生的原因在于中国人骨子里所信的是“和”的精神,就是对任何一种宗教、文化的扬弃精神。对任何一种宗教、文化我们都信其可信之处、吸收其有用之處,都不信其不可信之处、排斥其有害之处。
  什么有用信什么,这个“有用”是对“和谐”而言的。什么对身心和谐有用,什么对家庭和谐有用,什么对社会和谐有用,什么对世界和谐有用,什么对天人和谐有用,我们就信什么。无论是在交通、住房、教育、医疗问题,还是在单位、学校、国家问题上,凡是利于和谐的,我们就信。我们从儒教、佛教、道教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宗教和非宗教、主流和非主流、共同和个别的信仰中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没有闭目塞听、没有门户之见、没有排他排外,有的是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吸收融合,有的是遵循规律、务求实际,有的是开放自信、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老子的道法自然、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孔子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家的积德行善、大慈大悲,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以致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只要科学合理,我们就吸取;只要能促进和谐,我们就信。“和”是我们灵魂里万事万物共生共存的最佳关系、最佳状态;是把中国人血液里流淌、骨子里遗传的信仰从无目的、不明了的自发状态发展到有目的、主动追求的自觉状态;是让更多的人明确、自觉地以和为法,信和、尚和、守和、讲和、做和。提出“和”的精神是21世纪东方文化益惠人类的需要,也是民族、时代的必然。
  2.“和”的特征
  “和”的现代特征可以概括为多元一统、开放包容、规律规则、传承创新、生生不息。这五大特征互为一体,其中,多元一统是“和”最基本的特征,规律规则是指生生不息的法则,开放包容、传承创新则是“和”的时代要求。
  多元是一分为二,一统是合二为一;多元是和的前提,一统是和的目标。从一到二再到一是否定之否定。“合”不是简单的1+1,是寻求共同利益最大化,寻求优缺点、长短处的互补。多元一统强调事物的构成特点,也强调对待事物的态度。事物有多种,同一种事物又有多面性,对待任何事物都要有多元共存的态度,要照顾多元利益,做事不能搞一刀切。多元要以“和”为目标,以“和”为准绳。和谐可以分为: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天人和谐几个层次,这几个层次之间也要寻求一统、寻求中庸。不能为个人利益侵害社会利益,不能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侵害别国利益,不能为当代人利益损害后代人利益。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身心、家庭、社会、国家、天人之间是共促的关系,如果造成一伤或互伤那就不是真正的和谐。总之,“和”是共同利益最大化,既保护自身利益,也不损害他方利益。
  古今中外,各门各派,凡是主张“和”、阐释“和”、促进“和”的都是“和”文化。我们应当请进来、走出去,迎接人类一切有益于和谐的优秀文明成果,使这些“和”文化为我所用,也为大家所用。“和”不以东西划界,不以宗教科学划界,不以唯物、唯心划界,不以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划界。那么,以什么划界?以和与不和划界,和是标准。任何认识都是历史的认识,我们不是用现在的认识去否定过去历史的认识,因为任何认识都在民族、时代历史的否定之否定中发展的。
  3.“和”对哲学终极拷问的回答
  哲学的三个终极拷问是,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人为什么活着?“和”对此的回答是:人从和中来,最后中和而去,人活着是追求一种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天人和谐的过程。
  和宗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的事物尽管是相对、相反的,但相反才能相成,才能生万物。不同事物冲突融合,通过物理变化、化学变化化生新事物。没有“和”,就没有生。“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土与土合在一起还是土。同则不继,相同因素的简单相加是不能化生新事物的。现代科学证明,最简单的有机物也具备碳氢两种元素,而有机物是生命出现的前奏,不同元素合成有机物,不同的有机物又“和”成生命,新生命再不断地融合不同元素,最终“和”出人类,人类又在不断地和生中进化。和生万物,生生不息,万物从和中来,人亦从和中来,最后中和而去,完成和的元素的转换。天阳地阴,男阳女阴,阴阳和,则万物育。不断地和才有不断地生,正是在和生中,天地万物男女才呈现一派生生欣欣的兴旺景象。   生和死是哲学中一直思考的问题。知生知死,等于把人生的全景勘察了一遍。看到人生的全景,就看到了人生的限度。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说:哲学是预习死亡。周国平先生说:从自然的眼光来看,生命不过是过程的一部分。一个人在世界上生活要有积极进取的一面,同样,也要有超脱的一面,光有一面是可悲的。知道了人“和”中来、“和”中去,是不是过程就应该是不断地追求身心和、家庭和、社会和、天人和呢?
  二、“和”与马克思主义
  提出“和”,必须面对“和”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接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到马克思,我们仍然既要继续继承,又要在继承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从马克思再反复到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时代发展,使他们更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和佛教中国化一样,应该形成为我所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
  1.“和”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是开放包容。“和”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以他平他谓之和,要求尊重他者并积极地与他者融合,在融合的过程扬弃、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亦强调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二是发展不息。马克思从创立他的学说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极力反对把他的思想教条化,他从不否认自己的某些论断有过时的可能性,也从不讳言自己的预测有可能失误。马克思说:“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它,就会把思想、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恩格斯和列宁都强调马克思主义者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一切以马克思的本本为依据,以马克思的话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应该是发展的态度,应该是在发展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
  “和“文化是发展的文化,是不息的文化,和生万物,生生不息。“和”不仅强调发展,更强调在和生中发展,和生中发展就是扬弃中吸收融合,实现发展。“和”文化的扬弃精神不排斥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发展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也是和生观吸收融合的对象。毛泽东说: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和”文化是在不放弃斗的前提下外圆内方的斗、温和坚定的斗,更灵活、更科学、更人性的斗。和的发展观、斗争观反过来也是马克思主义吸收融合的对象。
  三是辩证统一。“和”的阴阳辩证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殊途而同归。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事物在矛盾中发展,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动力;“和”认为,人类历史是在和与不和的斗争中发展的,没有最“和”,只有更“和”。另外,事物往往不只正反两面,而是多侧面的,所以多元一统更符合自然社会实际,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的一个方面。
  四是目标一致。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共产主义,“和”的目标是和谐社会。马克思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和谐社会是万事万物和谐共存,“和”是全人类解放及守护地球家园的唯一归宿。二者的目标都是为了地球上所有生命之间、生命与地球之间更好地共依共存、和谐共存、幸福共存。所以,构建和谐社会与实现共产主义本质是一个并轨共进的过程。
  2.和学马克思主义化与马克思主义和学化
  “和”文化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儒释道为主干,各种地方文化与国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为补充的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和”文化体系,这可称之为和学马克思主义化。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是大道之源。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都以“和”为根本。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太极[2],就是阴阳和合,就是求“中”、求“和”,极高明而道中庸。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蕴涵着阴阳对待的关系,从而构成冲气,冲气就是“和”[3],“和”就是道。佛家讲:修炼成佛,佛的境界就是心灵解脱、心性和谐。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儒道和谐共存。佛教徒“和尚”,又曰“和上”,意“以和为尚”、“和中最上”。所以,“和”是中国文化之根、之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讲,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学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和学化的阶段性成果。
  明确、主动地践行马克思主义和学化是民族的需要,时代的需要。继承传统文化就是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吸收外国文化,进行文化交流,就是保持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与时代性贯彻人类社会始终。[4]马克思主义和学化是中国文化发展不息的科学选择。
  和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都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二者是知己相逢、肝胆昆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生根发芽,不断被辩证科学地吸收,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和”本身是科学辩证的,它们的根本观点在源头上是一致的,都是符合人类利益的,二者的远大目标是一致的。两者在互相吸收融合下形成了和学马克思主义化与马克思主义和学化,这是历史发展偶然中的必然。
  参考文献:
  [1]季羡林.漫谈人生[M].北京:文汇出版社,2007:11.
  [2]曾仕强.易经的奥秘[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
  [3]张立文.和合、和谐与现代意义[J].江汉论坛,2007(02).
  [4]蔡德贵.和谐人生——纪念季羡林诞辰100周年[J].中国和学年鉴2011,2011(12).
  责任编辑:戴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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