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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界对“民主大选优越性”的困惑
刚刚过去的2012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大选年，将近2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大选或是领导人换届。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里，美、俄、法都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大选，中国的执政党也进行了换届；在西欧、东北亚、拉美地区举足轻重的西班牙、韩国和墨西哥也完成了政府更替；而中国地区的香港和台湾，也是各自举行了地区领导人选举；年末，政局动荡的日本也结束了民主党长达三年的执政时间，早已摩拳擦掌许久的自民党卷土归来。 相比21世纪的前十年，全球媒体对拉美世界在大选中集体“向左转”的风潮瞠目结舌，2012年的大选之年，不仅在情理之中，也同样大体在意料之中。没有左右之间意识形态分界的明火执仗，也少了许多如布什戈尔之争这样戏剧因素的帮衬，也许是媒体在阿拉伯之春的变局中，口味已然被吊得很高，也许是后金融危机和欧洲危机时代，各国选民都选择了更为务实而非极端的投票选择，2012年，风平浪静。不过这种风平浪静之下，也一样是暗流涌动。 也许是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世界对于“民主”的热议似乎在不断降温。斯坦福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在《威尔逊季刊》（Wilson Quarterly），2013年冬季号上撰文表达了他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土壤能否培育出良好的民主果实的忧虑。如今对于民主大选的意见趋于两派，一派如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赛默·李普赛特的“现代化派”，他们一般认为欠发达国家难以实施民主大选，一个国家必须要具备庞大的中产阶级、广泛的受教育人群、独立的公民社会和自由化的民主价值共识四项要素，才能形成良好的民主氛围，从而开展民主选举。另一种观点则源自传统的依附理论派，如贡德·弗兰克、依曼纽尔·沃勒斯坦，一般认为第三世界的贫困来源于帝国主义的压制和剥削，所以造成了第三世界对西方世界结构性的依赖和寄生，一损俱损，一荣却也未见得能俱荣；在没能修订不平等的贸易条款、抵挡住跨国公司的血洗之前，是否有民主大选其实是一个伪问题。而在诸如东亚、伊斯兰这样地方传统文化惯习依旧强烈的地方，文化、价值、秩序远比自由、民主的观念更为深入人心。 美国学界更是对“民主大选的优越性”有着越来越多的困惑，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赖恩·卡普兰于2007年出版的《理性选民的神话》（刘艳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对民主制度中的核心事件“大选”表达了深刻的质疑。在这部热议著作中，卡普兰指出，选民的各种偏见、“常识”，政客对选民的逢迎和屈从，使得作为民主重要标识的“大选”，沦为伪善和无效的投票。不过，斯蒂芬·麦克唐纳德在同期的《威尔逊季刊》上，也表达了对非洲民主大选之路的乐观情绪。沿袭了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拉德利特（Steven Radelet）在其2010年的新书《浮现的非洲：这十七个国家为何领先》（Emerging Africa：How 17 Countries Are Leading the Way，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2010）中对民主的乐观论调：书中通过对非洲国家的系统调研，得出了施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在诸如降低婴儿死亡率、环境保护、经济表现上，要优于非民主国家。 在民主堡垒坚固的西方世界，自由市场VS.福利国家、奥巴马医改是非、宗教保守主义+茶党VS.积极的财政政策+自由派等意识形态对立，在这次美国大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直到11月6日，尘埃落定，奥巴马将再执掌白宫四年。《异议者》（Dissent）杂志2013年冬季号刊登了左翼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的文章《宪章：为了大多数的宣言》。文章认为，在奥巴马连任后，左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应该持续、并且应该更上一层楼。吉特林甚至更为激进地鼓励连任总统应该重塑政治经济秩序，加速改革进度。而《异议者》杂志的主编寄语，则以务实的态度表达了左翼立场选民，对未来四年奥巴马政策政令能否在国会中顺利过关的担忧。 无独有偶，新一期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刊登了左翼活动家、社会运动家和历史学家麦克·戴维斯的主题文章《最后一次有白人的选举？》，文章对美国大选前后的经济生态和政治生态予以了细致的描摹，从茶党搅局，到大选夜八卦，戴维斯笔法辛辣，左翼旗帜高举。通过对各个年龄层、族裔、投票人数的分析，戴维斯指出，随着美国白人比例和投票率的逐年下降，而少数族裔人口的增长，美国政局今后将不会完全是白人的游戏，作为第一位非裔总统的奥巴马，将不会只是由白人主导的200多年美国大选中的一个异数。随着青年人投票热情的高涨、少数族裔不断攀升的投票率和人口基数，许多关于大选的传统思维定式将成为昨日黄花，而下一届美国大选，也许将会是一场没有白人的选战。戴维斯在文章最后表达了对美国今后政治形势的忧虑，除了虽然式微但仍不可小觑的茶党，还有居高不下的债务问题，对众院失去控制的跛脚总统，以及仍旧动荡的国内形势。 而另一个超级大国俄罗斯也在2012年举行了“象征大于实质”的总统大选。梅德韦杰夫与普京顺利交替，世人不禁疑惑：俄罗斯，到底搞的是民主大选么？国际局势撰稿人、观察家约叔阿·库瑟拉在《威尔逊季刊》中，对这个暧昧的疑问也没有给出明确解答。但他却颇为意味深长地指出：苏联各国的民主尝试貌似失败了，但是他们的人民却并没有后悔尝试了民主；而同时，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时，妄图篡改大选结果的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却在六年后重新被选回了总统宝座。 （文/阿苏勒）
日本东亚外交策略：谨慎的鹰派们
日本的外交政策的核心究竟为何？是美式的区域霸权主导、建立国际秩序、传播民主思维，还是法式的播种文化的种子和散播文明的曙光？答案：都不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杰拉德·L·柯蒂斯在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务》上发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当下的外交政策的核心，仅仅是保证日本在由超级强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环境下谋得生存。因为日本并无法主导国际政治形势，只能在给定的外部环境之下，应时而动，不断调整，日本人有时将其称为“识时务的外交策略”。 日本在战后的外交策略一直都紧紧追随美国，并且一直在美国的军事保护等一系列承诺下，制订其国家外交政策。而近年来，中国和朝鲜的强大以及美国老大哥在国内自顾不暇，使得日本愈来愈担心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的平衡；而这背后更为深层的担忧是，日本已经开始怀疑美国无条件保卫日本本土的政治承诺。 自去年12月始，自民党候选人安倍晋三重新进驻首相府，并与新公明党组成具有右翼倾向的联合政府，同时掌控了议会多数。据媒体估计，安倍不会在今年夏天的议会选举之前，采取过于激烈的外交政策来应对风云突变的东北亚形势。但是在议会选举尘埃落定之后，新的日本政府可能就真的要重新全盘考虑，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是否会使得日本直接暴露在中朝面前了。如果美国持续在东亚进行战略收缩，日本将会考虑修改宪法中关于军队武装和自卫队的相应条款，以应对日趋严峻的东北亚局势。 受限于日本政府本身的谨言慎行和财政的捉襟见肘，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并未增加其国防支出，但是同时，日本也在积极参与一些国家性的军事行动，如亚丁湾、柬埔寨和戈兰高地。日本的军费比例上限虽然存在，但是鉴于日本庞大的经济总量，按照比例划定的国防经费仍然数目可观。然而受限于吉田茂时代的宪法限制，日本既缺少足够的震慑性的军事进攻手段，也不能以保护盟友的名义，进行军事干预，这使得日本天然被隔绝于地区和全球的安全事务之外。 而日本国民则大多数更愿意国家躲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之下，他们既不听信左翼仇恨美国、怀疑美国的批评，也不支持右翼所谓的“将国家国防外包给美国人是风险极高”的说辞。鉴于民间对亲美政策的支持，日本政治家们仍将加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特别是在面临中国崛起，并且两国争端不断的情况下。而在始于去年的钓鱼岛争端上，美国陷入了一种窘境：一方面，美国必须力挺日本，以维持自己的国际公信力和对盟友的承诺；另一方面，美国又必须要同时施压中日两国，希望两国尽量淡化这个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美之间的关系在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对抗中，已经越来越无足轻重了。 文章最后指出，安倍虽然作为战后意识形态痕迹最为浓重的日本首相，但仍具有其务实和稳健的外交作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日本并不会大张旗鼓地对宪法中的限制军备的条款作出修订，美国仍将是日本最为重要的盟友。只要日美中三国都在东北亚局势中保持冷静克制的交往策略，日本将会以一种谨慎的鹰派作风来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原点。 （文/阿苏勒） 协商型威权主义在中国的崛起
米德伯里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Jessica C. Teets的最新论文《让公民社会盛放：协商性威权主义在中国的崛起》，通过对中国去中心化的公共福利制度及其提供公共服务的渠道的探讨，展现了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地方政府和公民机构间日益无间和密切的合作，以及同样激烈的对抗；并由此阐发了一系列 “公民社会组织VS.国家威权主义&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型”的经典案例。作者将这种兼具了“合作与对抗”的模式称作“协商型威权主义”。政府不再以粗暴的方式进行很多政策操作，相反，政府通过具有自治性的公民社会及其一系列的民间组织作为一种间接的政策工具，通过协商、妥协、磨合、引导等方式，保持对社会的控制和影响力。 Teets此文破除了传统认识中“威权主义国家与公民社会不能共存”的旧式看法。作者通过在北京等五省市的百余次访谈和田野调查，指出政府官员对于公民社会组织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同于以前恐惧群众集会和民间组织的老式官员，越来越多的官员意识到，策略性地与民间组织合作，是减少政府压力、节约政府工作成本、协助公共产品准确服务到目标人群的重要途径。 同时，地方官员也明显感受到了，过于强大的民间组织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社会不稳定，甚至“颜色革命”。虽然关于“小政府-大社会”的外来理念早已广为中国的政府和民众所知，但公民社会组织第一次使得这种理念的实现成为可能。中国的中层官员们却艺术性地掌握着“策略性的合作”与“潜在的危险”之间的平衡，一边让社会组织来完成一些有广泛社会认同和共识，同时也符合政府政策目标的项目，通过这些合作来消解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某种敌意；另一边，则谨慎地避开尚未达成社会共识的领域，减少直接的摩擦。 当然，这种平衡术也基于两大社会变革前提。一是公共产品供应的去中心化：传统模式下的中国，依然留存了很多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其中很多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必须由市一级、省一级的政府来批准和供应，行政级别如此之高，也使得服务效率非常低下；而公共产品服务的去中心化，使得愈来愈多的“服务供应方”变成了策略和手段更为灵活的底层政府，他们足够了解底层的情况，也更有把握选择可靠的民间机构来协助其发放公共产品，提高办事效率，也使得民众对公共产品的服务更为满意；二是规范化的国家模式：即将政府从公共产品的供应方，渐渐变成裁判员——只负责制订政策和规则，而不再一条龙地包办所有事情；同时，由资源配置更为灵活的市场和社会提供服务，填补政府的“退场”；政府只需要规范市场、监督交易、惩处违法者。 对“小政府-大社会”理念实质的践行和对“与公民社会组织的策略性合作”，以及对社会组织的谨慎态度，最终合流一处，创造性地产生了“协商型的威权政治”的中国现实。某种公民组织，在规范化的国家模式下，培育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策略，也充分利用了并不宽裕的生存空间，游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文/阿苏勒）
刚刚过去的2012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大选年，将近2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大选或是领导人换届。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里，美、俄、法都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大选，中国的执政党也进行了换届；在西欧、东北亚、拉美地区举足轻重的西班牙、韩国和墨西哥也完成了政府更替；而中国地区的香港和台湾，也是各自举行了地区领导人选举；年末，政局动荡的日本也结束了民主党长达三年的执政时间，早已摩拳擦掌许久的自民党卷土归来。 相比21世纪的前十年，全球媒体对拉美世界在大选中集体“向左转”的风潮瞠目结舌，2012年的大选之年，不仅在情理之中，也同样大体在意料之中。没有左右之间意识形态分界的明火执仗，也少了许多如布什戈尔之争这样戏剧因素的帮衬，也许是媒体在阿拉伯之春的变局中，口味已然被吊得很高，也许是后金融危机和欧洲危机时代，各国选民都选择了更为务实而非极端的投票选择，2012年，风平浪静。不过这种风平浪静之下，也一样是暗流涌动。 也许是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世界对于“民主”的热议似乎在不断降温。斯坦福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在《威尔逊季刊》（Wilson Quarterly），2013年冬季号上撰文表达了他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土壤能否培育出良好的民主果实的忧虑。如今对于民主大选的意见趋于两派，一派如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赛默·李普赛特的“现代化派”，他们一般认为欠发达国家难以实施民主大选，一个国家必须要具备庞大的中产阶级、广泛的受教育人群、独立的公民社会和自由化的民主价值共识四项要素，才能形成良好的民主氛围，从而开展民主选举。另一种观点则源自传统的依附理论派，如贡德·弗兰克、依曼纽尔·沃勒斯坦，一般认为第三世界的贫困来源于帝国主义的压制和剥削，所以造成了第三世界对西方世界结构性的依赖和寄生，一损俱损，一荣却也未见得能俱荣；在没能修订不平等的贸易条款、抵挡住跨国公司的血洗之前，是否有民主大选其实是一个伪问题。而在诸如东亚、伊斯兰这样地方传统文化惯习依旧强烈的地方，文化、价值、秩序远比自由、民主的观念更为深入人心。 美国学界更是对“民主大选的优越性”有着越来越多的困惑，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赖恩·卡普兰于2007年出版的《理性选民的神话》（刘艳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对民主制度中的核心事件“大选”表达了深刻的质疑。在这部热议著作中，卡普兰指出，选民的各种偏见、“常识”，政客对选民的逢迎和屈从，使得作为民主重要标识的“大选”，沦为伪善和无效的投票。不过，斯蒂芬·麦克唐纳德在同期的《威尔逊季刊》上，也表达了对非洲民主大选之路的乐观情绪。沿袭了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拉德利特（Steven Radelet）在其2010年的新书《浮现的非洲：这十七个国家为何领先》（Emerging Africa：How 17 Countries Are Leading the Way，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2010）中对民主的乐观论调：书中通过对非洲国家的系统调研，得出了施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在诸如降低婴儿死亡率、环境保护、经济表现上，要优于非民主国家。 在民主堡垒坚固的西方世界，自由市场VS.福利国家、奥巴马医改是非、宗教保守主义+茶党VS.积极的财政政策+自由派等意识形态对立，在这次美国大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直到11月6日，尘埃落定，奥巴马将再执掌白宫四年。《异议者》（Dissent）杂志2013年冬季号刊登了左翼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的文章《宪章：为了大多数的宣言》。文章认为，在奥巴马连任后，左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应该持续、并且应该更上一层楼。吉特林甚至更为激进地鼓励连任总统应该重塑政治经济秩序，加速改革进度。而《异议者》杂志的主编寄语，则以务实的态度表达了左翼立场选民，对未来四年奥巴马政策政令能否在国会中顺利过关的担忧。 无独有偶，新一期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刊登了左翼活动家、社会运动家和历史学家麦克·戴维斯的主题文章《最后一次有白人的选举？》，文章对美国大选前后的经济生态和政治生态予以了细致的描摹，从茶党搅局，到大选夜八卦，戴维斯笔法辛辣，左翼旗帜高举。通过对各个年龄层、族裔、投票人数的分析，戴维斯指出，随着美国白人比例和投票率的逐年下降，而少数族裔人口的增长，美国政局今后将不会完全是白人的游戏，作为第一位非裔总统的奥巴马，将不会只是由白人主导的200多年美国大选中的一个异数。随着青年人投票热情的高涨、少数族裔不断攀升的投票率和人口基数，许多关于大选的传统思维定式将成为昨日黄花，而下一届美国大选，也许将会是一场没有白人的选战。戴维斯在文章最后表达了对美国今后政治形势的忧虑，除了虽然式微但仍不可小觑的茶党，还有居高不下的债务问题，对众院失去控制的跛脚总统，以及仍旧动荡的国内形势。 而另一个超级大国俄罗斯也在2012年举行了“象征大于实质”的总统大选。梅德韦杰夫与普京顺利交替，世人不禁疑惑：俄罗斯，到底搞的是民主大选么？国际局势撰稿人、观察家约叔阿·库瑟拉在《威尔逊季刊》中，对这个暧昧的疑问也没有给出明确解答。但他却颇为意味深长地指出：苏联各国的民主尝试貌似失败了，但是他们的人民却并没有后悔尝试了民主；而同时，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时，妄图篡改大选结果的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却在六年后重新被选回了总统宝座。 （文/阿苏勒）
日本东亚外交策略：谨慎的鹰派们
日本的外交政策的核心究竟为何？是美式的区域霸权主导、建立国际秩序、传播民主思维，还是法式的播种文化的种子和散播文明的曙光？答案：都不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杰拉德·L·柯蒂斯在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务》上发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当下的外交政策的核心，仅仅是保证日本在由超级强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环境下谋得生存。因为日本并无法主导国际政治形势，只能在给定的外部环境之下，应时而动，不断调整，日本人有时将其称为“识时务的外交策略”。 日本在战后的外交策略一直都紧紧追随美国，并且一直在美国的军事保护等一系列承诺下，制订其国家外交政策。而近年来，中国和朝鲜的强大以及美国老大哥在国内自顾不暇，使得日本愈来愈担心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的平衡；而这背后更为深层的担忧是，日本已经开始怀疑美国无条件保卫日本本土的政治承诺。 自去年12月始，自民党候选人安倍晋三重新进驻首相府，并与新公明党组成具有右翼倾向的联合政府，同时掌控了议会多数。据媒体估计，安倍不会在今年夏天的议会选举之前，采取过于激烈的外交政策来应对风云突变的东北亚形势。但是在议会选举尘埃落定之后，新的日本政府可能就真的要重新全盘考虑，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是否会使得日本直接暴露在中朝面前了。如果美国持续在东亚进行战略收缩，日本将会考虑修改宪法中关于军队武装和自卫队的相应条款，以应对日趋严峻的东北亚局势。 受限于日本政府本身的谨言慎行和财政的捉襟见肘，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并未增加其国防支出，但是同时，日本也在积极参与一些国家性的军事行动，如亚丁湾、柬埔寨和戈兰高地。日本的军费比例上限虽然存在，但是鉴于日本庞大的经济总量，按照比例划定的国防经费仍然数目可观。然而受限于吉田茂时代的宪法限制，日本既缺少足够的震慑性的军事进攻手段，也不能以保护盟友的名义，进行军事干预，这使得日本天然被隔绝于地区和全球的安全事务之外。 而日本国民则大多数更愿意国家躲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之下，他们既不听信左翼仇恨美国、怀疑美国的批评，也不支持右翼所谓的“将国家国防外包给美国人是风险极高”的说辞。鉴于民间对亲美政策的支持，日本政治家们仍将加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特别是在面临中国崛起，并且两国争端不断的情况下。而在始于去年的钓鱼岛争端上，美国陷入了一种窘境：一方面，美国必须力挺日本，以维持自己的国际公信力和对盟友的承诺；另一方面，美国又必须要同时施压中日两国，希望两国尽量淡化这个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美之间的关系在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对抗中，已经越来越无足轻重了。 文章最后指出，安倍虽然作为战后意识形态痕迹最为浓重的日本首相，但仍具有其务实和稳健的外交作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日本并不会大张旗鼓地对宪法中的限制军备的条款作出修订，美国仍将是日本最为重要的盟友。只要日美中三国都在东北亚局势中保持冷静克制的交往策略，日本将会以一种谨慎的鹰派作风来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原点。 （文/阿苏勒） 协商型威权主义在中国的崛起
米德伯里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Jessica C. Teets的最新论文《让公民社会盛放：协商性威权主义在中国的崛起》，通过对中国去中心化的公共福利制度及其提供公共服务的渠道的探讨，展现了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地方政府和公民机构间日益无间和密切的合作，以及同样激烈的对抗；并由此阐发了一系列 “公民社会组织VS.国家威权主义&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型”的经典案例。作者将这种兼具了“合作与对抗”的模式称作“协商型威权主义”。政府不再以粗暴的方式进行很多政策操作，相反，政府通过具有自治性的公民社会及其一系列的民间组织作为一种间接的政策工具，通过协商、妥协、磨合、引导等方式，保持对社会的控制和影响力。 Teets此文破除了传统认识中“威权主义国家与公民社会不能共存”的旧式看法。作者通过在北京等五省市的百余次访谈和田野调查，指出政府官员对于公民社会组织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同于以前恐惧群众集会和民间组织的老式官员，越来越多的官员意识到，策略性地与民间组织合作，是减少政府压力、节约政府工作成本、协助公共产品准确服务到目标人群的重要途径。 同时，地方官员也明显感受到了，过于强大的民间组织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社会不稳定，甚至“颜色革命”。虽然关于“小政府-大社会”的外来理念早已广为中国的政府和民众所知，但公民社会组织第一次使得这种理念的实现成为可能。中国的中层官员们却艺术性地掌握着“策略性的合作”与“潜在的危险”之间的平衡，一边让社会组织来完成一些有广泛社会认同和共识，同时也符合政府政策目标的项目，通过这些合作来消解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某种敌意；另一边，则谨慎地避开尚未达成社会共识的领域，减少直接的摩擦。 当然，这种平衡术也基于两大社会变革前提。一是公共产品供应的去中心化：传统模式下的中国，依然留存了很多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其中很多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必须由市一级、省一级的政府来批准和供应，行政级别如此之高，也使得服务效率非常低下；而公共产品服务的去中心化，使得愈来愈多的“服务供应方”变成了策略和手段更为灵活的底层政府，他们足够了解底层的情况，也更有把握选择可靠的民间机构来协助其发放公共产品，提高办事效率，也使得民众对公共产品的服务更为满意；二是规范化的国家模式：即将政府从公共产品的供应方，渐渐变成裁判员——只负责制订政策和规则，而不再一条龙地包办所有事情；同时，由资源配置更为灵活的市场和社会提供服务，填补政府的“退场”；政府只需要规范市场、监督交易、惩处违法者。 对“小政府-大社会”理念实质的践行和对“与公民社会组织的策略性合作”，以及对社会组织的谨慎态度，最终合流一处，创造性地产生了“协商型的威权政治”的中国现实。某种公民组织，在规范化的国家模式下，培育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策略，也充分利用了并不宽裕的生存空间，游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文/阿苏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