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二三十年来，伴随着乡土题材影视作品中农村叙事的变迁，可以窥见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但这种变迁，却经常与当下中国农村的现实迥然不同。从文化层面来说，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的中国仍是一个乡土中国，但当城市化的浪潮淹没了大部分的人，由此也掀开了城市中心主义叙事的滥觞。流行文化中，几乎每一个画面都在精心地刻画着城市的妖媚，而中国广袤的农村，则彻底被遮蔽、被边缘化，成为“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一道道忧伤。

作为历史与传统的乡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寻根文学与乡土文学兴起，从莫言、陈忠实、贾平凹、王安忆、路遥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中，能读出浓郁的乡土味，这些庞大的作者群，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乡土文学作品，诞生了《白鹿原》、《爸爸爸》、《小鲍庄》、《红高粱》、《绿化树》、《平凡的世界》、《马桥词典》、《檀香刑》、《古船》、《九月寓言》、《受活》、《活着》等优秀作品，带来那个时代的文化盛宴。从《白鹿原》、《红高粱》等作品中可以看到，莫言、陈忠实等作为依托于中国本土经验的作家，以自身的乡土生活经验写就了反映中国社会秩序的巨变。
　　此后20年内，大批以此作为蓝本与剧本的影视作品，也集体作战式地占领了电影与电视屏幕，其中电影作品的佼佼者包括《芙蓉镇》（1986）、《黄土地》（1984）、《红高粱》 （1987）、《孩子王》（1987）、《秋菊打官司》（1992）、《活着》（1994）、《九香》（1994）、《二嫫》（1994）、《草房子》（1998）、《一个都不能少》（1999）、《我的父亲母亲》（1999）、《那山那人那狗》（1999）等。这些作品同时也是中国“第五代”导演崛起的见证。
　　在电视上与《渴望》、《编辑部的故事》、《便衣警察》等都市生活剧分庭抗礼的是《篱笆·女人和狗》（1989）、《辘轳·女人和井》（1991）、《古船·女人和网》（1993）农村三部曲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3部电视剧以农村家庭在时代背景下变迁与思想观念的革新为主题，着重描述了农村人心的变化和道德传统的波动，构筑了一个时代变异潮流中最真切的农村景象。总的来说，那个时期的乡土影视作品，由于创作者有着切身的乡村生活的体验与观察，而且深受中国乡土农耕文明影响，文化关怀上就显得尤为充分。另外不得不提在寻根文学影响下，有关“文革”时上山下乡知青题材的作品也反响巨大。根据叶辛同名小说改编的反映知青生活的连续剧《蹉跎岁月》，虽只有短短4集，在1982年播出时引发全国对知青生活的回顾热潮。主题曲《一支难忘的歌》唱红大江南北。在这个期间，此类题材的影视作品也时有问世。1995年播出了叶辛的另一部小说《孽债》改编的20集同名连续剧，所描述的返城知青及其子女从遥远的西双版纳到上海寻亲的故事，再次引起轰动。
　　这一时期的影视作品注重内在的思想性，反映了时代烙印以及农村的苦难与变迁，以及通过农村这个最具中国意义（承载着最多的传统与苦难）的场域来反思民族性和国民性等，充满批判与反思色彩，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一种文化的启蒙，这都为这些作品增添了重量与价值，因此大部分在今日依然是经典。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1990年代中后期，都市生活类作品越来越成为影视剧市场的主体，港台生活剧和古装剧一度兴旺，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乡土题材的作品渐渐失去了优势，创作数量减少尤其是有影响作品稀缺，使得农村题材创作相比进入低潮期。而且就算有些好的作品，“农村”也只是作为一种铺陈的背景或前奏了，比如《外来妹》（1991）、《情满珠江》（1994）。这种重心的转移，或许与创作者的新力量成长也有莫大的关联。在“第五代”导演由于各种原因纷纷转型拍商业片时，“第六代” 导演逐渐崭露头角。这一批1980年代中后期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0年代后开始执导电影的一批年轻导演，产生了《北京杂种》、《妈妈》（张元）、《冬春的日子》、 《十七岁的单车》 （王小帅）、《长大成人》（路学长）、 《巫山云雨》（章明）、 《头发乱了》（管虎）、 《邮差》（何建军）、 《颐和园》、《苏州河》（娄烨）、《爱情麻辣烫》、《洗澡》（张扬）、 《小武》、 《站台》（贾樟柯）、《月蚀》（王全安）、《可可西里》（陆川）、《疯狂的石头》、 《无人区》（宁浩）等佳作。但从题材上一个明显的区别是，“第六代”导演的关注重心已经从乡土农村转移到小城镇以及城市生活。

作为“他者”的乡村

　　进入新世纪，乡土题材的影视作品就开始式微，《刘老根》（2002）及其系列可算是为数不多的在收视率与关注度上都相对不错的作品。在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中，还有《插树岭》、《马大帅》、《都市外乡人》、《别不拿豆包当干粮》、《希望的田野》、《民工》、《正月里来是新春》、《烧锅屯钟声》、《当家的女人》、《乡村爱情》、《圣水湖畔》、《种啥得啥》、《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母亲是条河》等有关农村的影视作品，但绝大多数都难以重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种收视率高潮与口碑反应。它们讲述的几乎都是东北农村的故事，具有强烈的地域性。
　　在电影上，有《25个孩子一个爹》、《天上的恋人》、《暖春》、《青红》、《图雅的婚事》、《天狗》等作品，但像《盲井》、《盲山》这样令人眼前一亮的优秀作品并不多见。《上车，走吧》、《高兴》、《民工》、《马大帅》、《都市外乡人》等作品讲述的都是农村人融入城市的过程，明显的是，这些影视作品，在还原真实状态的农村，比如污染、灾害、农民上访、留守儿童、空巢、基层干部贪污等等广泛存在的现实问题上基本呈现缺失或无力的状态，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与现实的犬儒主义弥漫在影视作品的深处，去苦难化、喜剧化、唯美化成为通行的手法。 　　以最近持续热播的电视剧《乡村爱情变奏曲》和《樱桃红》为例，乡村叙事的失真，以及反思性和现实关照性的消失可见一斑。一个例子是，在它们的叙事里，乡镇和村干部清一色是正面人物，体现出一贯的“批评到乡长为止”的犬儒主义底色。剧中的社会状况，最终的落脚点也都如同剧作者赵本山的小品一样，归结为“现在农民生活都富裕了，有钱了”、“政府的政策好了，农民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的皆大欢喜。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土电视剧比，没有任何的思想性，充其量只是个农村版肥皂剧。而且正如论者曾念长指出的，在《乡村爱情》中，“尽管象牙山村依然是一个亲戚里道的熟人社会，但我们已经看不到传统农村社会的生活镜像。一座散发着商业美学光泽的温泉度假山庄，是城市休闲消费漫延到农村的产物；一片按照现代农业技术标准化开发出来的果林，是对商业时代新田园美学的讴歌；一家快速扩建的豆奶制品厂，则是得益于上海企业的商业化支援；一台反复植入广告的品牌小轿车，显示了来自上海的这家汽车公司对挺进农村市场的勃勃野心”。“乡爱”系列外形上虽仍属乡土题材，实质已经变成了城市化扩张的生动写照。

　　而去年在央视播放的《知青》则遭遇了众多的诟病，其沿袭了张艺谋《山楂树之恋》的风格，只将苦难作为一个若即若离与可有可无的背景，诗意成分被刻意放大，被耽误的青春被塑造成青春无悔、苦难荒唐被描绘为纯洁无暇、贫穷被当作了朴素。这一点还可以充分地体现在《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美人草》、《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北风那个吹》等剧中。随着时间的发展，“文革”早已渐渐成为年轻一代的记忆空白，于是，“文革”及其上山下乡开始发生了种种去政治化和唯美化，这种围绕着青年人的剧目，呈现出玩世不恭或感伤主义的情调，无意间沦为美化历史的化妆术，迎合当下“小资”文化需求。新世纪“知青”题材中，农村叙事被嵌入大量怀旧色彩，历史的伤痕被以暧昧的形式加以包装，被美化的乡村生活成为故事的蕾丝花边，仿佛那个时代的荒诞与人性压抑，都成为一种美好的象征。于是，“知青”背后的农村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史上极具特殊寓意表征的一个时代印记和文化符号，在不同的年代，不停地被翻新出新的社会价值，或者榨出新的象征意义，但这片土地发生过的或正在发生的困难却被刻意遗忘。人们选择性地遗忘，将这一段岁月有意无意地消抹掉，或者移花接木，使用历史的化妆术，将之唯美化。而每每看到这样的泛滥抒情时，笔者脑海总浮现出电影《天浴》里的肮脏与残酷，还有更甚于《一九四二》的饿殍遍地。
　　以去年上映的顾长卫作品《最爱》为例，其原著是阎连科的《丁庄梦》，小说描绘河南农村中真实存在的艾滋病笼罩下的荒唐与灾难。有评论家认为《丁庄梦》风格冷峻、辛辣，触目惊心地展示了深藏于农民性格深处形形色色的愚昧、顽劣、悲壮和辛酸。艾滋病的魔鬼笼罩着，人们却被固有的劣根性所左右，不顾其他，因此将其称为“中国版的《鼠疫》和《大疫年纪事》”。但对比原著，电影在被审核剪辑之后，原著的重量明显退减而显得“轻飘飘”，电影更像是艾滋病的公益宣传片，缺少了原有的震撼力与现实反思性。电影启用了章子怡、郭富城、濮存昕、蔡国庆等“大腕”，爱情偶像剧的模板呼之欲出。而本来真实的乡村里的残酷，淡化成一个烘托凄美爱情的背景，反思性与深刻性被大大弱化。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民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以城市为讲述主角的都市报的崛起，让农村及其有关话题，已经从公众热议的话语退缩到学术的寂静角落。乡土性的话语空间全面萎靡，让乡土影视作品的大环境发生巨变。在消费主义与城市中心主义的遮蔽下，从影视到图书，再到网络、街头广告，都无时无刻不在倾销着城市主义的价值观和各种“城市物语”，农村作为城市背包客想象中的幕布，其中的真实生活被抽离。乡土叙述边缘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电视中常常出现的茂密竹林中，摆放着茶几，一个穿着单薄的美少女，摆着打坐姿态，一幅安谧祥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画面。其实，哪怕有最少农村经验的人都知道，在竹林里，大量硕大饥渴的蚊子，分分钟就可以把这个美女叮咬得无处可躲。但在“镜中”，脱离了现实的一切关联，真实被抽离了，乡村成为一种唯美的“他者”想象。在被遮蔽下的阴影中，只有少数乡村经过商业主义精心包装，能够成为城市游客的相片背景而进入人们的视野，比如婺源、乌镇、宏村等，但它们已经不是纯粹的乡村了，更像是天然的照相馆布景。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在未来，谁来讲述乡村故事？谁来讲述农民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