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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东剧变后，面对国际格局、地区局势和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苏丹共产党提出了革新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主张，就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工人阶级内在结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的“苏丹化”提出新观点。其政治主张可概括为实行适合苏丹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南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中东变局后制定了“争取年轻一代”的新策略。2009年苏丹共五大的顺利召开表明，它是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苏丹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积极作用。
[关键词]苏东剧变；苏丹共产党；理论革新；政治主张
[中图分类号] D3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6-0058-03
成立于1946年的苏丹共产党（简称苏丹共）是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组织最为严密和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一。[1]苏东剧变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打击是空前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亚非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面对国际格局、地区局势和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苏丹共深刻反思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积极调整党的策略方针，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
一、苏东剧变后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革新
苏东剧变后，面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在思想和行动上出现的分歧，苏丹共主张革新社会主义理论，使其重新实现其真正价值。
（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列宁提出建立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革命战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突破。苏东剧变后，苏丹共党内呼吁对其理论基础、组织形式和战略纲领进行变革，主要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出新观点。苏丹共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哈塔米·奥德兰（al-Khatim‘Adlan）指出：“当前，我们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基本矛盾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整个社会同占统治地位的寄生阶层的矛盾。在这场反对寄生阶层的斗争中不同阶层扮演不同的角色，工人阶级扮演自身特定的角色，但不是主要角色。”[2]他认为苏丹共为了适应当前形势，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有全新的认识，主张将苏丹共由无产阶级政党发展成为知识分子占据主导的群众性政党。奥德兰还分析了苏丹工人阶级不是唯一能够领导社会革命的阶级，批评了苏丹共试图建立一个只代表工人阶级利益政党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他认为苏丹社会构成元素相互关联，各阶层的利益相互交织，还有部落、宗派、种族和民族之间关系相互重叠，以及具有现代性的职业和阶级结构的多元性和复杂性。[3]因此，在这样一个社会很难设想只能建设一个纯工人阶级的政党。
（二）关于工人阶级内在结构的深刻变化。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4]当代工人阶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多样化和分层化加剧。[5]例如，高智商、高技术和高学历的新兴产业工人的出现，包括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使传统工人阶级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利于工人阶级内部团结和统一。新兴产业工人阶级热衷于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结构调整和现代技术的应用。相反，传统工人阶级对这些变革心生疑虑，害怕降低工资和失业。还有，传统工人获取新技术的学习能力比较弱，而新兴产业工人阶级热衷于改进技术，并能够与管理层和雇主进行紧密的协同合作。
苏丹共认为新科技革命引起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中产阶级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领域工人数量的急剧增加，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准；传统工人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不再是绝大多数，物资生产扩展到包括技师、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在内的群体；资本积累的多元化，如科技、文化、资本主义精神等，而不再仅仅是对剩余价值的剥削。[6]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苏丹化”。苏东剧变后，苏丹共承认遭受到严重的理论危机，认为必须开展党员教育活动来消弭党员干部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迷茫，总结经验教训摒弃先前的不合理政策，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党的机关报《战场报》就苏丹共1946-1989年的历史、理论主张、党章党纲、组织结构以及党的名称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展开自由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党内出现两大流派：一是呼吁解放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苏丹化”、“本土化”，摒弃生搬硬套地去理解马克思主义，重新审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根据客观实际重新激发党的活力。二是改变党的名称，联合新的力量组建新党，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团结社会所有进步力量，清除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影响。[70]
1997年12月，苏丹共召开中央委员会大会，大会决定对三个方面问题开展讨论：一是总结苏联马克思主义经验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二是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危机，在科学、人类发展和苏丹人民经验的基础之上革新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三是研究评估党的理论基础、组织结构、行动纲领、党章和名称。苏丹共总书记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努古德（Muhammad Ibrahim Nuqud）认为，僵化、教条和精神懈怠影响了从斯大林时代到当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不断修正完善的过程，要善于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敏锐地把握时代脉搏，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汲取营养。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产物，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僵化理解并凝固化，而苏丹共则毫无批判地从苏联照抄照搬。因此，苏丹共要摒弃僵化思维，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对其理论进行修正，根据客观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根据努古德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要根据历史发展需要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努古德还认为苏丹不能全盘接受西方公民社会的发展理念，因为这是西方的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产物，并不适用于苏丹的客观实际。他认为实现苏丹统一、推行民主和实行多党制，必须要客观地认识苏丹的历史传统和独特文化，尤其是多民族、多文化和多宗教的社会现实。 二、苏东剧变后苏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一）主张实行适合苏丹国情的发展道路。2009年1月23日，苏丹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四大是在1967年召开，两次大会相隔整整42年之久。五大对苏丹的国情做了系统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治主张，主要概括为以下三方面[8]：
政治方面，苏丹共强调，首要任务是联合各党派、工会等继续领导人民群众完成苏丹民主制度的建设，努力维护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支持苏丹人民及其民主力量推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建立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主张废除外国在苏丹的军事基地，拒绝一切外来干涉，在经济和外交上摆脱对外国的依附；主张推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平等的政策。
经济方面，苏丹共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不发达地区的冲击。认为借鉴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就是在扩大苏丹的贫穷范围和加剧苏丹社会的不平等。因此，建议对苏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加强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积极作用，探索适合苏丹国情的发展模式。还建议加强对私有经济的调整，减少寄生性并阻止垄断的发生。在地区层面上，苏丹共建议加强非洲经济体的活力，集中精力发展成员国经济，保护弱小国家遭到强国的剥削。
社会方面，苏丹共针对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其一，环境保护问题，认识到自然环境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起点和支点，因此，倡导保护水资源，如开展苏丹境内的尼罗河，加什河的保护工程；兴建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如修建下水道设施和污水处理厂，禁止研发化学、生物和核武器等；发展可再生能源，主要是太阳能。其二，医疗卫生政策，主张建立全面的卫生防疫体系，制定环境卫生条例，比如干净水、清洁空气和食品安全等安全条例；增加卫生保健的公共支出；加强对传染病的防范，包括艾滋病和地方性传染病。其三，教育改革方案，将教育视为是文明开化的有效途径，通过教育降低文盲率，强调共同的历史传承和文化渊源，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达到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目标。还有在中高等教育中非常重视技术水平和科学素质的培养。
（二）反对南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苏丹北南方在种族、宗教和文化上的差异、英国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以及北方的阿拉伯政治精英对南方的歧视和高压政策，使苏丹南方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特殊性。1989年巴希尔执政后采取武力方式解决南方问题，导致国内冲突升级，南方分离趋势进一步加强。苏丹共重申了在南方问题上的立场，认为国家统一应遵从两大原则：满足苏丹人民的现实利益诉求；北南方在经济、文化、安全和发展上相互依存，尽可能实现不同地区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在维护国家统一的方式上，苏丹共主张采取以下举措[9]：着手在国家认同、宗教信仰、权力分配、财富管理等问题上达成协议；反对在苏丹建立神权政治；依据公民地位平等、保障人权、权力和平过渡、司法独立和法律至上的原则起草民主宪法；举行由所有反对党参加的全国宪政大会，就南方民族自决问题进行表决。苏丹共认为南方独立最终会给国家治理造成一系列问题，主要有：不利于国家财富的公平分配，尤其是石油资源的分配；民族和宗教冲突失控，造成社会动荡，国家政局不稳，为外国势力干涉苏丹内政打开方便之门。[10]
2005年1月9日，在美国和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简称伊加特）的直接参与下，苏丹政府与南方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和平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在内罗毕签署《全面和平协定》，并成立苏丹南方自治政府，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第二次苏丹内战。此后，在国内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苏丹共积极开展政治活动，努力维护国家稳定。[11]2011年1月9日，酝酿6年之久的南苏丹公投如期举行，结果98.83%选民压倒性地支持南苏丹独立建国。2月4日苏丹共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发表了题为《脱离后的问题和任务》的声明，就南苏丹独立后苏丹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
（三）2011年中东变局后“争取年轻一代”的新策略。2011年以来中东地区处于动荡与转型的二元变奏之中，受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家政权更迭的影响，苏丹反对派力量鼓动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政治诉求，喀土穆等多个城市出现小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实行改革。鉴于2011年席卷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运动是谙熟互联网、要求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享有基本民主权利的年轻一代发起，苏丹共决定通过争取青年一代的新策略来加强民众运动，推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主要措施有：借鉴埃及成功的经验，继续开展示威游行活动；通过扩大公众参与，建立草根阶层联盟，加强在大学和高中党支部的建设来建立青年学生联盟；在“从敌对势力和腐败分子手里恢复工人运动”的口号下，积极从工会内部开展工作，满足工人抵制高物价和腐败的诉求，争取并捍卫工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农民加强联合来捍卫自身权利，坚决反对私有化与出卖国有资产和其他农业投资的行为。[12]
2011年2月召开的阿拉伯左翼大会，苏丹共和其他与会者对突尼斯和埃及工人和青年发起的民众运动表示欢迎，并强调加强阿拉伯左翼力量的联合，促进非洲共产党间的合作。这次大会主要聚焦于以下内容：积极开展为政治民主和民众自由而斗争的左翼运动；捍卫工人阶级留厂罢工、示威游行的基本权利。面对左翼力量成分的变化，大会指出主要满足青年一代的关切、热情和诉求。大会要求制定新形势下的发展计划，重视青年在组织运动中的重要角色，丰富他们在斗争中的经验。
苏东剧变后，虽然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与“资强社弱”大格局、以及国内复杂现状的影响，其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2009年五大的顺利召开表明它仍是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苏丹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TareqY.Ismael.The Rise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raq[M].Cambridge University，2008.8.
[2][3][6][8]TareqY.Ismael.The Sudanese Communist Party：Ideology and Party Politics，[M].London：Routledge，2013.106.111.105.133.
[7]Abdel Salam Sidahmed，Politics and Islamin Contemporary Sudan[M].Surrey：CurzonPress，1997.6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78.
[5]聂运麟.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视阈中工人阶级的变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1）.
[9]Mansour Khalid.Warand Peace in Sudan：A Tale of Two Countries[M].London：Kegan Paul Limited，2003.26.
[10]KuelMaluilJok.Conflict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Sudan[M].Peter Lang Academic Research，2013.217.
[11][12]AmirIdris.Identity，Citizenship，and Violencein Two Sudans：Reimagininga Common Future[M].PalgraveMacmillan，2013.15.36.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史”（项目编号：15ZDB0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责任编辑：周奕韵
[关键词]苏东剧变；苏丹共产党；理论革新；政治主张
[中图分类号] D3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6-0058-03
成立于1946年的苏丹共产党（简称苏丹共）是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组织最为严密和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一。[1]苏东剧变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打击是空前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亚非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面对国际格局、地区局势和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苏丹共深刻反思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积极调整党的策略方针，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
一、苏东剧变后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革新
苏东剧变后，面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在思想和行动上出现的分歧，苏丹共主张革新社会主义理论，使其重新实现其真正价值。
（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列宁提出建立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革命战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突破。苏东剧变后，苏丹共党内呼吁对其理论基础、组织形式和战略纲领进行变革，主要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出新观点。苏丹共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哈塔米·奥德兰（al-Khatim‘Adlan）指出：“当前，我们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基本矛盾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整个社会同占统治地位的寄生阶层的矛盾。在这场反对寄生阶层的斗争中不同阶层扮演不同的角色，工人阶级扮演自身特定的角色，但不是主要角色。”[2]他认为苏丹共为了适应当前形势，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有全新的认识，主张将苏丹共由无产阶级政党发展成为知识分子占据主导的群众性政党。奥德兰还分析了苏丹工人阶级不是唯一能够领导社会革命的阶级，批评了苏丹共试图建立一个只代表工人阶级利益政党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他认为苏丹社会构成元素相互关联，各阶层的利益相互交织，还有部落、宗派、种族和民族之间关系相互重叠，以及具有现代性的职业和阶级结构的多元性和复杂性。[3]因此，在这样一个社会很难设想只能建设一个纯工人阶级的政党。
（二）关于工人阶级内在结构的深刻变化。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4]当代工人阶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多样化和分层化加剧。[5]例如，高智商、高技术和高学历的新兴产业工人的出现，包括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使传统工人阶级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利于工人阶级内部团结和统一。新兴产业工人阶级热衷于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结构调整和现代技术的应用。相反，传统工人阶级对这些变革心生疑虑，害怕降低工资和失业。还有，传统工人获取新技术的学习能力比较弱，而新兴产业工人阶级热衷于改进技术，并能够与管理层和雇主进行紧密的协同合作。
苏丹共认为新科技革命引起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中产阶级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领域工人数量的急剧增加，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准；传统工人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不再是绝大多数，物资生产扩展到包括技师、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在内的群体；资本积累的多元化，如科技、文化、资本主义精神等，而不再仅仅是对剩余价值的剥削。[6]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苏丹化”。苏东剧变后，苏丹共承认遭受到严重的理论危机，认为必须开展党员教育活动来消弭党员干部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迷茫，总结经验教训摒弃先前的不合理政策，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党的机关报《战场报》就苏丹共1946-1989年的历史、理论主张、党章党纲、组织结构以及党的名称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展开自由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党内出现两大流派：一是呼吁解放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苏丹化”、“本土化”，摒弃生搬硬套地去理解马克思主义，重新审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根据客观实际重新激发党的活力。二是改变党的名称，联合新的力量组建新党，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团结社会所有进步力量，清除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影响。[70]
1997年12月，苏丹共召开中央委员会大会，大会决定对三个方面问题开展讨论：一是总结苏联马克思主义经验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二是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危机，在科学、人类发展和苏丹人民经验的基础之上革新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三是研究评估党的理论基础、组织结构、行动纲领、党章和名称。苏丹共总书记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努古德（Muhammad Ibrahim Nuqud）认为，僵化、教条和精神懈怠影响了从斯大林时代到当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不断修正完善的过程，要善于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敏锐地把握时代脉搏，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汲取营养。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产物，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僵化理解并凝固化，而苏丹共则毫无批判地从苏联照抄照搬。因此，苏丹共要摒弃僵化思维，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对其理论进行修正，根据客观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根据努古德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要根据历史发展需要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努古德还认为苏丹不能全盘接受西方公民社会的发展理念，因为这是西方的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产物，并不适用于苏丹的客观实际。他认为实现苏丹统一、推行民主和实行多党制，必须要客观地认识苏丹的历史传统和独特文化，尤其是多民族、多文化和多宗教的社会现实。 二、苏东剧变后苏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一）主张实行适合苏丹国情的发展道路。2009年1月23日，苏丹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四大是在1967年召开，两次大会相隔整整42年之久。五大对苏丹的国情做了系统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治主张，主要概括为以下三方面[8]：
政治方面，苏丹共强调，首要任务是联合各党派、工会等继续领导人民群众完成苏丹民主制度的建设，努力维护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支持苏丹人民及其民主力量推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建立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主张废除外国在苏丹的军事基地，拒绝一切外来干涉，在经济和外交上摆脱对外国的依附；主张推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平等的政策。
经济方面，苏丹共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不发达地区的冲击。认为借鉴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就是在扩大苏丹的贫穷范围和加剧苏丹社会的不平等。因此，建议对苏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加强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积极作用，探索适合苏丹国情的发展模式。还建议加强对私有经济的调整，减少寄生性并阻止垄断的发生。在地区层面上，苏丹共建议加强非洲经济体的活力，集中精力发展成员国经济，保护弱小国家遭到强国的剥削。
社会方面，苏丹共针对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其一，环境保护问题，认识到自然环境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起点和支点，因此，倡导保护水资源，如开展苏丹境内的尼罗河，加什河的保护工程；兴建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如修建下水道设施和污水处理厂，禁止研发化学、生物和核武器等；发展可再生能源，主要是太阳能。其二，医疗卫生政策，主张建立全面的卫生防疫体系，制定环境卫生条例，比如干净水、清洁空气和食品安全等安全条例；增加卫生保健的公共支出；加强对传染病的防范，包括艾滋病和地方性传染病。其三，教育改革方案，将教育视为是文明开化的有效途径，通过教育降低文盲率，强调共同的历史传承和文化渊源，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达到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目标。还有在中高等教育中非常重视技术水平和科学素质的培养。
（二）反对南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苏丹北南方在种族、宗教和文化上的差异、英国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以及北方的阿拉伯政治精英对南方的歧视和高压政策，使苏丹南方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特殊性。1989年巴希尔执政后采取武力方式解决南方问题，导致国内冲突升级，南方分离趋势进一步加强。苏丹共重申了在南方问题上的立场，认为国家统一应遵从两大原则：满足苏丹人民的现实利益诉求；北南方在经济、文化、安全和发展上相互依存，尽可能实现不同地区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在维护国家统一的方式上，苏丹共主张采取以下举措[9]：着手在国家认同、宗教信仰、权力分配、财富管理等问题上达成协议；反对在苏丹建立神权政治；依据公民地位平等、保障人权、权力和平过渡、司法独立和法律至上的原则起草民主宪法；举行由所有反对党参加的全国宪政大会，就南方民族自决问题进行表决。苏丹共认为南方独立最终会给国家治理造成一系列问题，主要有：不利于国家财富的公平分配，尤其是石油资源的分配；民族和宗教冲突失控，造成社会动荡，国家政局不稳，为外国势力干涉苏丹内政打开方便之门。[10]
2005年1月9日，在美国和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简称伊加特）的直接参与下，苏丹政府与南方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和平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在内罗毕签署《全面和平协定》，并成立苏丹南方自治政府，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第二次苏丹内战。此后，在国内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苏丹共积极开展政治活动，努力维护国家稳定。[11]2011年1月9日，酝酿6年之久的南苏丹公投如期举行，结果98.83%选民压倒性地支持南苏丹独立建国。2月4日苏丹共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发表了题为《脱离后的问题和任务》的声明，就南苏丹独立后苏丹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
（三）2011年中东变局后“争取年轻一代”的新策略。2011年以来中东地区处于动荡与转型的二元变奏之中，受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家政权更迭的影响，苏丹反对派力量鼓动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政治诉求，喀土穆等多个城市出现小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实行改革。鉴于2011年席卷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运动是谙熟互联网、要求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享有基本民主权利的年轻一代发起，苏丹共决定通过争取青年一代的新策略来加强民众运动，推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主要措施有：借鉴埃及成功的经验，继续开展示威游行活动；通过扩大公众参与，建立草根阶层联盟，加强在大学和高中党支部的建设来建立青年学生联盟；在“从敌对势力和腐败分子手里恢复工人运动”的口号下，积极从工会内部开展工作，满足工人抵制高物价和腐败的诉求，争取并捍卫工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农民加强联合来捍卫自身权利，坚决反对私有化与出卖国有资产和其他农业投资的行为。[12]
2011年2月召开的阿拉伯左翼大会，苏丹共和其他与会者对突尼斯和埃及工人和青年发起的民众运动表示欢迎，并强调加强阿拉伯左翼力量的联合，促进非洲共产党间的合作。这次大会主要聚焦于以下内容：积极开展为政治民主和民众自由而斗争的左翼运动；捍卫工人阶级留厂罢工、示威游行的基本权利。面对左翼力量成分的变化，大会指出主要满足青年一代的关切、热情和诉求。大会要求制定新形势下的发展计划，重视青年在组织运动中的重要角色，丰富他们在斗争中的经验。
苏东剧变后，虽然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与“资强社弱”大格局、以及国内复杂现状的影响，其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2009年五大的顺利召开表明它仍是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苏丹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TareqY.Ismael.The Rise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raq[M].Cambridge University，2008.8.
[2][3][6][8]TareqY.Ismael.The Sudanese Communist Party：Ideology and Party Politics，[M].London：Routledge，2013.106.111.105.133.
[7]Abdel Salam Sidahmed，Politics and Islamin Contemporary Sudan[M].Surrey：CurzonPress，1997.6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78.
[5]聂运麟.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视阈中工人阶级的变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1）.
[9]Mansour Khalid.Warand Peace in Sudan：A Tale of Two Countries[M].London：Kegan Paul Limited，2003.26.
[10]KuelMaluilJok.Conflict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Sudan[M].Peter Lang Academic Research，2013.217.
[11][12]AmirIdris.Identity，Citizenship，and Violencein Two Sudans：Reimagininga Common Future[M].PalgraveMacmillan，2013.15.36.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史”（项目编号：15ZDB0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