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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者按：马明方(1905－1974年)，陕西米脂人，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建国后任我省首任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以后上调中央工作，1960年初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文革中遭迫害致死。
迪化抗日 虎口脱身
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建立了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在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曾担任过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北省首届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并于1938年赴苏联治病和学习的马明方，在1941年回国时，被国民党顽固派阻于迪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他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担负起党支部书记的职责。
1942年9月初，盛世才借口“容易保护与免被国民党发觉”，将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子女128人全部软禁。
自1943年2月7日夜起，盛世才撕去伪装，正式抓人，至4月13日，入狱的中共党员干部已达60人。9月27日，经请示蒋介石批准后，盛世才最终以莫须有的“危害民国”罪，将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秘密杀害。
盛世才调离新疆后，吴忠信于10月初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疆省主席。
后经多方努力，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遂于1946年4月同意释放新疆在押中共人员。历经一个月的长途跋涉，这批被释放的人员终于在7月11日回到延安。不久，马明方、张子意除向刘少奇口头汇报了中共人员在新疆狱中斗争的情况而外，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写出了《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报送中央组织部。经过3个月的休整之后，这批中共党员，又奉命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捕风捉影 旧事生非
“文革”爆发后，在席卷全国的“揪叛徒”的风潮中，继所谓“61人叛徒集团”之后，“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也悄然声起。
1967年5月的一天，南开大学一个群众组织在抄家时发现一张包括李宗林在内的解放前从新疆国民党监狱获释回来的100多名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子女的合影照片，继而通过调查档案又发现一份当年在新疆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中共人員名单，以及他们搜集到的有关陈潭秋、毛泽民等被捕、牺牲的零碎情况，便据此“推理”：李宗林与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一起被捕，惟陈、毛、林被害，而李宗林、马明方和张子意等却被释放，那么李、马、张等就极有可能在狱中变节，出卖了陈、毛、林，而与李合影的那100多名中共党员也就很有可能都有变节问题。于是决定继续调查，深入“挖掘”，并得到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的支持，同时对此颇感“兴趣”的林彪之妻叶群，也派其弟叶镇插手此案。
11月初，随着由吴法宪、李作鹏和叶群等领导的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管中央“四三”专案组(意为新疆监狱问题的要害是1943年的问题)的成立，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被正式立案。经过康生审定，在当年被无条件释放返回延安的人员中，现已在党、政、军系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并有代表性的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高登榜等20人被列为该专案组直接审查的对象，其余均由所在单位“立案审查”。
对于“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吴法宪就指示专案组：“材料不少了，现在要突出审讯，要他们的口供。有口供就可以定案……其它组都有战果，就是我这个司令管的这个组不出战果。”为此，他责令专案组“把人分成三班倒，日夜审讯”，“案犯不老实就铐起来”。从此，该专案组对所列“案犯”大搞刑讯逼供。与此同时，专案组还对当年的敌特人员如原国民党中统局特务郑大伦和真正的叛徒徐梦秋等进行了反复审讯，通过逼供、诱供、指供，制造伪证。尽管如此，专案组所掌握的材料仍不能证明这些同志有叛变行为，相反倒能说明他们在狱中进行了斗争。在此情况下，康生于1968年6月1日听取了专案组的汇报，并说：“马明方专案是比较容易进行的，因为有大量的材料，有很多敌伪人员都在……”实际上，康生对被列为审查对象的这些同志当年在新疆监狱斗争的情况和出狱的经过是清楚的：1946年7月11日，当这批人员回到延安时，他曾亲自去七里铺欢迎；当这批人经过严格审查并休整后，他又参与了对其分配工作。然而现在，他却说：“新疆案子有一个重要特点：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等这帮人捏成了一个组织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隐瞒，销毁证据，掩盖他们的叛徒面目，这是不要费多大劲就能想到的。”他甚至还无中生有地说：“这些人出来前，派人和张治中谈判，以要出材料作交换条件。张治中是国民党的代表。这些人不仅是集体隐瞒，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他们在监狱和国民党合伙销毁证据，然后和国民党一块潜伏到我们党内，集体向党隐瞒。”
为了实现“九大前将叛徒、特务清除出党”的计划，林彪、康生、江青等迫不及待地要给马明方等定性、定案。于是，当年从新疆监狱集体获释回到延安的这批同志便被定为“马明方叛徒集团”。尽管如此，为了搜罗、补足“证据”，专案组于1969年3月又派人到新疆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调查。在有些地方，他们甚至掘地三尺，翻挖一通，却依然是空忙一场。即便如此，马明方等还是被康生强行定案。
历经周折 沉冤得雪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央对当时遍及全国的各种冤假错案进行了清理、复查和平反。蒙冤负屈的马明方等同志也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央申诉，给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受害情况，说明事实真相。
1974年，北京航空学院的李长喜、罗世忠和王精业3人受命对该学院原党委副书记程九柯的历史及其有关人员的问题进行复查。经过5个月的调查后，他们于次年3月向中央书面报告了调查情况和结论，明确指出：大量的材料说明，这些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叛徒”，而是对敌斗争的英雄。与此同时，毛泽东就此案作出了指示：全国冤案太多，各个专案都已搞了多年，再不结案，非把人整死不可。因而毛主席要求先把关着的人放出来，按不同情况分别结案。年底，中央三办奉命对“马明方案”进行复查、结案。他们于1975年3月写出了对该案的复审报告，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的存在。报告上呈中央，周总理阅后批示：把复审报告压缩到1500字左右，改为平反报告。同时周总理还让秘书将张治中致毛泽东的信中有关中共人员当年在新疆监牢的表现部分摘录下来，送抄中央三办，以作为这些同志在新疆狱中斗争的佐证。
但由于种种局限，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粉碎“四人帮”后，中组部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并依照高登榜等同志的要求，与总政治部联合写出《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报告》，上报中央后得到批准，于1980年6月24日对此案彻底平反。
迪化抗日 虎口脱身
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建立了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在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曾担任过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北省首届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并于1938年赴苏联治病和学习的马明方，在1941年回国时，被国民党顽固派阻于迪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他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担负起党支部书记的职责。
1942年9月初，盛世才借口“容易保护与免被国民党发觉”，将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子女128人全部软禁。
自1943年2月7日夜起，盛世才撕去伪装，正式抓人，至4月13日，入狱的中共党员干部已达60人。9月27日，经请示蒋介石批准后，盛世才最终以莫须有的“危害民国”罪，将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秘密杀害。
盛世才调离新疆后，吴忠信于10月初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疆省主席。
后经多方努力，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遂于1946年4月同意释放新疆在押中共人员。历经一个月的长途跋涉，这批被释放的人员终于在7月11日回到延安。不久，马明方、张子意除向刘少奇口头汇报了中共人员在新疆狱中斗争的情况而外，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写出了《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报送中央组织部。经过3个月的休整之后，这批中共党员，又奉命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捕风捉影 旧事生非
“文革”爆发后，在席卷全国的“揪叛徒”的风潮中，继所谓“61人叛徒集团”之后，“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也悄然声起。
1967年5月的一天，南开大学一个群众组织在抄家时发现一张包括李宗林在内的解放前从新疆国民党监狱获释回来的100多名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子女的合影照片，继而通过调查档案又发现一份当年在新疆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中共人員名单，以及他们搜集到的有关陈潭秋、毛泽民等被捕、牺牲的零碎情况，便据此“推理”：李宗林与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一起被捕，惟陈、毛、林被害，而李宗林、马明方和张子意等却被释放，那么李、马、张等就极有可能在狱中变节，出卖了陈、毛、林，而与李合影的那100多名中共党员也就很有可能都有变节问题。于是决定继续调查，深入“挖掘”，并得到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的支持，同时对此颇感“兴趣”的林彪之妻叶群，也派其弟叶镇插手此案。
11月初，随着由吴法宪、李作鹏和叶群等领导的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管中央“四三”专案组(意为新疆监狱问题的要害是1943年的问题)的成立，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被正式立案。经过康生审定，在当年被无条件释放返回延安的人员中，现已在党、政、军系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并有代表性的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高登榜等20人被列为该专案组直接审查的对象，其余均由所在单位“立案审查”。
对于“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吴法宪就指示专案组：“材料不少了，现在要突出审讯，要他们的口供。有口供就可以定案……其它组都有战果，就是我这个司令管的这个组不出战果。”为此，他责令专案组“把人分成三班倒，日夜审讯”，“案犯不老实就铐起来”。从此，该专案组对所列“案犯”大搞刑讯逼供。与此同时，专案组还对当年的敌特人员如原国民党中统局特务郑大伦和真正的叛徒徐梦秋等进行了反复审讯，通过逼供、诱供、指供，制造伪证。尽管如此，专案组所掌握的材料仍不能证明这些同志有叛变行为，相反倒能说明他们在狱中进行了斗争。在此情况下，康生于1968年6月1日听取了专案组的汇报，并说：“马明方专案是比较容易进行的，因为有大量的材料，有很多敌伪人员都在……”实际上，康生对被列为审查对象的这些同志当年在新疆监狱斗争的情况和出狱的经过是清楚的：1946年7月11日，当这批人员回到延安时，他曾亲自去七里铺欢迎；当这批人经过严格审查并休整后，他又参与了对其分配工作。然而现在，他却说：“新疆案子有一个重要特点：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等这帮人捏成了一个组织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隐瞒，销毁证据，掩盖他们的叛徒面目，这是不要费多大劲就能想到的。”他甚至还无中生有地说：“这些人出来前，派人和张治中谈判，以要出材料作交换条件。张治中是国民党的代表。这些人不仅是集体隐瞒，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他们在监狱和国民党合伙销毁证据，然后和国民党一块潜伏到我们党内，集体向党隐瞒。”
为了实现“九大前将叛徒、特务清除出党”的计划，林彪、康生、江青等迫不及待地要给马明方等定性、定案。于是，当年从新疆监狱集体获释回到延安的这批同志便被定为“马明方叛徒集团”。尽管如此，为了搜罗、补足“证据”，专案组于1969年3月又派人到新疆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调查。在有些地方，他们甚至掘地三尺，翻挖一通，却依然是空忙一场。即便如此，马明方等还是被康生强行定案。
历经周折 沉冤得雪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央对当时遍及全国的各种冤假错案进行了清理、复查和平反。蒙冤负屈的马明方等同志也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央申诉，给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受害情况，说明事实真相。
1974年，北京航空学院的李长喜、罗世忠和王精业3人受命对该学院原党委副书记程九柯的历史及其有关人员的问题进行复查。经过5个月的调查后，他们于次年3月向中央书面报告了调查情况和结论，明确指出：大量的材料说明，这些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叛徒”，而是对敌斗争的英雄。与此同时，毛泽东就此案作出了指示：全国冤案太多，各个专案都已搞了多年，再不结案，非把人整死不可。因而毛主席要求先把关着的人放出来，按不同情况分别结案。年底，中央三办奉命对“马明方案”进行复查、结案。他们于1975年3月写出了对该案的复审报告，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的存在。报告上呈中央，周总理阅后批示：把复审报告压缩到1500字左右，改为平反报告。同时周总理还让秘书将张治中致毛泽东的信中有关中共人员当年在新疆监牢的表现部分摘录下来，送抄中央三办，以作为这些同志在新疆狱中斗争的佐证。
但由于种种局限，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粉碎“四人帮”后，中组部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并依照高登榜等同志的要求，与总政治部联合写出《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报告》，上报中央后得到批准，于1980年6月24日对此案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