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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金融海啸成了全球经济的转折点。在此背景之下,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驱动力也深受侵蚀,大量的企业无法经受住信贷支持和市场容量的强烈收缩,进而通过裁员等行为来收缩生产规模减少损失。我们认为,金融危机的确触发了全球的“失业潮”,无论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是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已经让政府焦头烂额。中国的失业问题也日益严峻,主要源于外部需求弱化诱发的外向型企业大量破产,以及国内经济景气指数下调等因素。但是,可以预见,虽然受到外部紧缩的强烈冲击,中国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失业潮。这取决于中国失业问题的体制与结构因素。
首先,金融危机直接导致金融行业委靡不振,大批地产、金融以及相关产业的在职人员陷入失业状态。
尽管全球央行联袂上演了一出“降息、担保和注资”的救援大行动,但全球金融体系紊乱、人们信心严重不足的状态,似乎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美国和欧洲政府的救市计划也未能挽回市场信心,其金融业状况继续恶化,全球股市纷纷暴跌,房地产泡沫破裂,各类资产价格严重缩水,许多金融机构自营业务发生亏损。以雷曼、美林等世界顶级投资银行为代表的金融大鳄在危机面前不堪重负,纷纷败下阵来。资本市场的委靡不振也直接导致各大券商经纪业务大幅缩水,从而使其失去了最稳定的收入来源。一些小型券商由于其业务种类比较单一,抗风险能力差,极易在这种情况下破产倒闭。前不久我国华夏证券的破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金融机构的破产行为,最直接的结果是大批“金领”的失业。与此同时,商业银行也深深地感受到了紧缩的压力。在全球资本市场一片恐慌的气氛中,资金的流动越发谨慎,作为资金流动枢纽的商业银行也自然无利可图。这样一来,大批金融巨匠由于公司破产而失去工作。即使尚能维持经营而逃过一劫的金融机构,大多也会为了降低成本不得不选择裁员。
其次,金融危机导致信贷紧缩、流动性短缺,致使许多企业,尤其是那些具有较高财务杠杆的行业的盈利遭受重创,不得不选择裁员。
我们可以选取颇引人关注的汽车业为例。曾经被认为欧洲车市避风港的俄罗斯车市开始变得非常微妙,2008年7月份开始,持续3年的增长突然停止,9月份许多品牌出现罕见的负增长。带来市场“井喷”行情的俄罗斯汽车金融业务是导致俄罗斯汽车消费开始迟滞的诱因。在巴黎车展期间,俄罗斯最大的汽车公司Avtovaz主管运营的负责人Yann Vincent曾对记者抱怨说,由于金融危机导致信贷紧缩,经销商和消费者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忽然贷不来钱了”。全球主要汽车市场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开始印证:高度发达的汽车金融、信贷使这些国家汽车产业尤为脆弱。美国与欧洲车市销量的大幅下滑、企业在银行信贷紧缩时资金的紧缺,以及为了降低成本而实施的大规模裁员等降成本行动,毫不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点。据2008年的统计数据,美国个人通过贷款购车的比例已经达到90%,欧洲国家的这一比例约为80%。“9·11”事件后,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美国车商果断推出“零利息”购车业务,再次刺激消费上扬。2007年,美国《商业周刊》报道:通用公司的净收益是38亿美元,其中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净收益为28亿美元,占到通用公司总利润的73.7%。然而,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远远不止汽车业,许多制造业在这场危机中损失惨重。企业的生产和消费者的购买,都得不到银行的有力支持,这必然导致企业营业收入大幅下降,入不敷出。裁员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降低成本、维持企业继续经营下去的共同选择。
第三,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性的链式悲观预期,是引发失业潮的又一重要原因。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扩散和恶化,全世界人民对经济形势的预期越发悲观,这直接导致人们的消费更加谨慎,从而对货币的交易性需求减少,谨慎性需求增加。大部分行业,尤其是需求弹性比较大的奢侈品生产行业的销售量严重缩水,很多企业由于不堪承受销售量的骤减,纷纷关门破产,即使一些尚能维持的企业也不得不采取裁员的策略以渡过难关。然而,裁员将导致原本已经令人窒息的恐慌气氛更加浓重,人们的预期更加悲观,从而企业的销售量进一步减少,失业率不断上升。这样一个由悲观预期而引发失业率上升进而导致预期更加悲观的恶性循环,是各国政府亟待扭转的事实。然而,各种财政、货币政策在恢复人们信心方面都收效甚微。
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经济都处于衰退状态,通货膨胀率普遍下降。借助宏观经济学中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逻辑来看,短期内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将必然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综上所述,全球“失业潮”的到来,已经成为金融危机带给全世界人民的不可回避的现实。金融危机给谁造成的打击最大?政府、银行、工厂……说到底,最深受其害的还是每一个普通人。在经济衰退的环境下,失业的阴云笼罩着每一个人。就业,作为民生问题的根本,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所以,在全世界联手抗击金融危机、共渡难关的今天,我们首先应当关注并亟待解决的,就是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高失业率问题。
反观国内,无论情愿与否,中国的就业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失业问题事实上已成为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我国当前的失业人口正趋于不断扩大,其严重性、危险性不仅在于扩大了城镇贫困的范围和程度,影响社会稳定,更在于有可能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产生制约。甚至也有学者认为,2008年中国失业潮达到顶峰,而汹涌而至的金融海啸又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就业问题。还有学者将中国的失业问题视为“多重综合征”,不仅在传统的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与地区,出现由于体制转型和制度的调整与变革带来工作岗位的流失,而且也包括农村生产技术进步带来的机械替代劳动力造成的新的职位需求,这些显性或者隐性的储备劳动力,也需要新的就业岗位。据估计,农村还有1亿～1.5亿劳动力有待向城市转移。虽然,回乡创业成为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一种新思路,然而农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容量有限。除此之外,新增的就业人口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劳动者供给的结构性失衡也成为影响就业的问题。这导致了我国劳动力供给在相对过剩的同时,仍然存在着“结构短缺”问题。一方面是劳动力供给的相对过剩;另一方面则是劳动力的结构性供给不足。根据著名学者蔡日方的观点,当前我国劳动力转移已出现重大拐点,“无限供给”时代己经结束,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开始不再上升。这些变化,意味着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会经常出现。
2008年3月,温家宝总理强调要继续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5年内要解决大约5000万人的就业问题。近期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也表示,稳定失业率是中国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政府正在努力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就业问题的解决具有长期性和挑战性。因为按照产业升级的发展规律来看,中国现有的经济格局和产业结构的重组与调整的方向,是走集约发展之路,应该从劳动密集、资本密集转变为技术密集的产业生产方式,实现产业价值链由低端走向高端的过渡,比如要求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人员的岗位和职能进行“精打细算”,核岗定编。伴随新生劳动力进入新一轮高峰的背景,将使就业矛盾加剧。
面对上述的困境和政策导向,政府应当发挥作用,多渠道拓宽就业渠道,并且应当通过完善就业市场,疏通就业信息,强化就业中介的作用,加强劳动者的再培训,特别是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实用技术培训等措施,来改善就业问题。与此同时,还应该大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岗位。此外,政府还应该加强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完善失业保险制度,解决失业者的后顾之忧,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作者:南开大学金融系
(责编/赵哲)
首先,金融危机直接导致金融行业委靡不振,大批地产、金融以及相关产业的在职人员陷入失业状态。
尽管全球央行联袂上演了一出“降息、担保和注资”的救援大行动,但全球金融体系紊乱、人们信心严重不足的状态,似乎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美国和欧洲政府的救市计划也未能挽回市场信心,其金融业状况继续恶化,全球股市纷纷暴跌,房地产泡沫破裂,各类资产价格严重缩水,许多金融机构自营业务发生亏损。以雷曼、美林等世界顶级投资银行为代表的金融大鳄在危机面前不堪重负,纷纷败下阵来。资本市场的委靡不振也直接导致各大券商经纪业务大幅缩水,从而使其失去了最稳定的收入来源。一些小型券商由于其业务种类比较单一,抗风险能力差,极易在这种情况下破产倒闭。前不久我国华夏证券的破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金融机构的破产行为,最直接的结果是大批“金领”的失业。与此同时,商业银行也深深地感受到了紧缩的压力。在全球资本市场一片恐慌的气氛中,资金的流动越发谨慎,作为资金流动枢纽的商业银行也自然无利可图。这样一来,大批金融巨匠由于公司破产而失去工作。即使尚能维持经营而逃过一劫的金融机构,大多也会为了降低成本不得不选择裁员。
其次,金融危机导致信贷紧缩、流动性短缺,致使许多企业,尤其是那些具有较高财务杠杆的行业的盈利遭受重创,不得不选择裁员。
我们可以选取颇引人关注的汽车业为例。曾经被认为欧洲车市避风港的俄罗斯车市开始变得非常微妙,2008年7月份开始,持续3年的增长突然停止,9月份许多品牌出现罕见的负增长。带来市场“井喷”行情的俄罗斯汽车金融业务是导致俄罗斯汽车消费开始迟滞的诱因。在巴黎车展期间,俄罗斯最大的汽车公司Avtovaz主管运营的负责人Yann Vincent曾对记者抱怨说,由于金融危机导致信贷紧缩,经销商和消费者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忽然贷不来钱了”。全球主要汽车市场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开始印证:高度发达的汽车金融、信贷使这些国家汽车产业尤为脆弱。美国与欧洲车市销量的大幅下滑、企业在银行信贷紧缩时资金的紧缺,以及为了降低成本而实施的大规模裁员等降成本行动,毫不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点。据2008年的统计数据,美国个人通过贷款购车的比例已经达到90%,欧洲国家的这一比例约为80%。“9·11”事件后,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美国车商果断推出“零利息”购车业务,再次刺激消费上扬。2007年,美国《商业周刊》报道:通用公司的净收益是38亿美元,其中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净收益为28亿美元,占到通用公司总利润的73.7%。然而,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远远不止汽车业,许多制造业在这场危机中损失惨重。企业的生产和消费者的购买,都得不到银行的有力支持,这必然导致企业营业收入大幅下降,入不敷出。裁员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降低成本、维持企业继续经营下去的共同选择。
第三,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性的链式悲观预期,是引发失业潮的又一重要原因。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扩散和恶化,全世界人民对经济形势的预期越发悲观,这直接导致人们的消费更加谨慎,从而对货币的交易性需求减少,谨慎性需求增加。大部分行业,尤其是需求弹性比较大的奢侈品生产行业的销售量严重缩水,很多企业由于不堪承受销售量的骤减,纷纷关门破产,即使一些尚能维持的企业也不得不采取裁员的策略以渡过难关。然而,裁员将导致原本已经令人窒息的恐慌气氛更加浓重,人们的预期更加悲观,从而企业的销售量进一步减少,失业率不断上升。这样一个由悲观预期而引发失业率上升进而导致预期更加悲观的恶性循环,是各国政府亟待扭转的事实。然而,各种财政、货币政策在恢复人们信心方面都收效甚微。
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经济都处于衰退状态,通货膨胀率普遍下降。借助宏观经济学中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逻辑来看,短期内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将必然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综上所述,全球“失业潮”的到来,已经成为金融危机带给全世界人民的不可回避的现实。金融危机给谁造成的打击最大?政府、银行、工厂……说到底,最深受其害的还是每一个普通人。在经济衰退的环境下,失业的阴云笼罩着每一个人。就业,作为民生问题的根本,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所以,在全世界联手抗击金融危机、共渡难关的今天,我们首先应当关注并亟待解决的,就是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高失业率问题。
反观国内,无论情愿与否,中国的就业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失业问题事实上已成为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我国当前的失业人口正趋于不断扩大,其严重性、危险性不仅在于扩大了城镇贫困的范围和程度,影响社会稳定,更在于有可能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产生制约。甚至也有学者认为,2008年中国失业潮达到顶峰,而汹涌而至的金融海啸又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就业问题。还有学者将中国的失业问题视为“多重综合征”,不仅在传统的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与地区,出现由于体制转型和制度的调整与变革带来工作岗位的流失,而且也包括农村生产技术进步带来的机械替代劳动力造成的新的职位需求,这些显性或者隐性的储备劳动力,也需要新的就业岗位。据估计,农村还有1亿～1.5亿劳动力有待向城市转移。虽然,回乡创业成为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一种新思路,然而农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容量有限。除此之外,新增的就业人口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劳动者供给的结构性失衡也成为影响就业的问题。这导致了我国劳动力供给在相对过剩的同时,仍然存在着“结构短缺”问题。一方面是劳动力供给的相对过剩;另一方面则是劳动力的结构性供给不足。根据著名学者蔡日方的观点,当前我国劳动力转移已出现重大拐点,“无限供给”时代己经结束,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开始不再上升。这些变化,意味着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会经常出现。
2008年3月,温家宝总理强调要继续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5年内要解决大约5000万人的就业问题。近期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也表示,稳定失业率是中国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政府正在努力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就业问题的解决具有长期性和挑战性。因为按照产业升级的发展规律来看,中国现有的经济格局和产业结构的重组与调整的方向,是走集约发展之路,应该从劳动密集、资本密集转变为技术密集的产业生产方式,实现产业价值链由低端走向高端的过渡,比如要求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人员的岗位和职能进行“精打细算”,核岗定编。伴随新生劳动力进入新一轮高峰的背景,将使就业矛盾加剧。
面对上述的困境和政策导向,政府应当发挥作用,多渠道拓宽就业渠道,并且应当通过完善就业市场,疏通就业信息,强化就业中介的作用,加强劳动者的再培训,特别是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实用技术培训等措施,来改善就业问题。与此同时,还应该大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岗位。此外,政府还应该加强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完善失业保险制度,解决失业者的后顾之忧,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作者:南开大学金融系
(责编/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