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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说，这世界上美好的东西何止是不多，简直是没有。壹基金便是这为数不多的美好之一。
李连杰为了壹基金的生存和发展，几乎用命在拼。所有人都知道壹基金是好东西，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解决它的问题。李连杰在接受《面对面》采访时透露，壹基金随时有中断的危险，这个“预警”立刻引起了坊问的关注。尽管在多方努力下，在2011年1月11日下午1时的深圳市民中心，壹基金在诸多知名人士的簇拥下，正式宣告成功转为“公募”。但是，公众对它的讨论并没有偃旗息鼓。壹基金的存亡问题之所以受社会各方高度关注，除了李连杰的名人效应，更关键在于它所代表的中国当代慈善事业在中国发展所遇到的问题的典型性以及所折射出的体制性困境。
慈善的历史遗留
慈善事业在中国并不算历史不悠久、经验不丰富。事实上，早在南宋时期，中国民间已有大批乡绅从事慈善事业。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秋光说，南宋时仅苏州一城，社会上民办慈善机构有八所之多，所进行的救济活动涵盖了生老病死各个方面。到明清两代民间的慈善机构遍布各地。19世纪80年代初，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聚集了盛宣怀、郑观应、严佑之等十余位江浙绅商，形成了清末第一个慈善家群体。随后，在民国时期，湖南慈善界中构成了当时湖南声誉最隆的慈善家群体，主持湖南省城慈善总公所、湖南救济贫民工艺厂等机构。1920年华洋义赈会成立后，也很快聚集了一群声誉卓著的慈善家。
历史的步伐走到了1948年，据《中国年鉴》记载，彼时全国已有4172个救济机构，其中私立的救济机构有1969个，与公立救济机构旗鼓相当。在组织形式上，近代慈善机构已发展演变为以民间慈善团体为主体。
1950年，政府对民间慈善事业的态度明确表现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大会上的《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的报告》里。其中，把包括民间慈善事业在内的旧福利救济事业定性为“统治阶级欺骗与麻痹人民的装饰品”。此后，慈善团体的救助活动被纳入政府救助体系，民间慈善机构与活动都一度中止30多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企业家的私人捐赠行为逐渐被政府允许，尽管各种有关慈善事业的法规陆续出台，政府对民间非公募慈善机构的体制性规约与“敌视”并没有实现突破性变革，产生了“旧鞋”与“新脚”极不适应的状况。
民间的困惑
周秋光表示，美国2003年的慈善捐款总计达6700多亿美元，占全美当年GDP的9％，而我国同期的慈善捐款仅占GDP的0.1％。虽然近几年由中国主导的慈善募捐款数屡创新高，2009年胡润财富排行榜上的企业家平均捐赠金额达到个人财富6％，但绝大多数企业家依然没有参与慈善事业，甚至频繁出现名人“诈捐”事件。
在指责之外，他们也有诸多的困惑期待公众的理解。对于公募基金的糊涂账本，身为“透明人”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善款莫名地蒸发。而非公募基金会运营和监管的混乱，却又让不少企业家无所适从。
华夏慈善基金会是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后围内第一家注册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也是国内首家由企业家发起成立并管理运作的专业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因为救助数千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获得“中华慈善大奖”。俱乐部理事中不乏名人：朱新礼、江南春、马云等。“对于企业家来说，捐钱是最容易的事情，但慈善是否可操作、有无有专长的人能帮助实现，企业家能否长期注入爱心，这些才是最重要也最难的”，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表示。早在2008年该基金会的理事长王兵就曾向媒体透露，在下一届基金会换届中将辞去理事长的职务，原因就在于，中国现行的慈善事业法规环境下，民间慈善太难做。他曾经善意地提醒过李连杰，壹基金也许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果不其然，虽然从2006年10月到2007年4月19日开始筹备以来，壹基金收到善款达到400万元，还有两百多人申请成为永久义工，但之后的问题没有因为影响力的扩大而破解，相反，问题越来越多、运作越来越难。
漫长的等待
由于政策限制，壹基金不能获得独立公募基金的资格。李连杰形容壹基金是一个已经出生但没有身份证的孩子。孩子在长大，但身份问题一直解决。所以，2008年壹基金李连杰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非公募基金——“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并与中国红十字会签署合作协议，所有收支及募捐活动都必须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从2008年开始的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合作，越来越受到基金运作模式、慈善法律法规的制约。
2009年底，李连杰及其团队开始谋求独立公募基金身份。道路阻隔重重，一年未果，也就有了后来李连杰在《面对面》中袒露的壹基金存在中断的可能。
在李连杰面对媒体诉说困境之后约20天，深圳方面抛出了橄榄枝。深圳市民政局长刘润华找到了原民政部慈善司司长、现任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如果李连杰愿意将壹基金落户深圳，将提供方便。这让李连杰颇感欣喜。事实上，早在2009年底，李连杰等人曾与不少城市联络，希望落户，都未能如愿。此番漫长的等待，终于找到了一个如意“婆家”。
2008年，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开展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体制；2009年，民政部与市政府又签署了《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再一次，深圳站在了中国体制改革的风口浪尖上。2010年12月3日，在提交基金会成立申请后的第五天，深圳壹基金就走完了审批手续，获得公募身份。
从2009年寻找公募身份起，一大批企业家、知名社会人士都在为壹基金四处寻人，试图找到突破现行体制的路径，这其中有周其仁、王石、牛根生、冯仑等。新成立的深圳壹基金发起机构为上海壹基金、老牛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及万科公益基金会，注册原始基金5000万元，每家出资1000万元。周其仁担任理事长和法人代表，王石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架构本身已经突破了体制性约束，但成立之后壹基金是不是能够走自己的路，依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嫁人之后。还有公婆
媒体戏称壹基金嫁人了，不再受制于以前的干爹——中国红十字会了，壹基金虽然有独立、合法的身份，但还有上级主管部门。2010年7月30日，民政部、发改委、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联合下发《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要求各捐赠接收机构将捐赠资金全部拨付到青海省，连同青海省接收的捐赠资金，统一纳入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由青海省统筹安排用于恢复重建。这是行政权力强行调配民间慈善资源的典型案例。事实上，在每一次大灾大难面前，行政权力对于慈善行为的干预，都清晰可见。政府对民间慈善捐助行为的不信任依然根深蒂固。殊不知，要想真正发展慈善事业，真正的出路依然在民间，而非出自行政权力。
壹基金的理事会里那些星光闪耀的名字，着实让诸多默默无闻的民间慈善人士垂涎三尺，他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能不说是促成壹基金成功转型的原因之一。也许，不少人在问壹基金将成为中国非公募基金的样本抑或是绝本?壹基金之外，广大民间的非公募基金同样在遭遇壹基金曾经的生存困境，他们的前途又在哪里?
2010年9月，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官员再次明确表态，已有的991家公募基金会“数量已经够多”，其中的深意自不必多说，既然数量已经足够，就不必再发展了，以免平添乱象，政府对民间慈善的戒备，一睹了然。据悉，北京、上海等地在积极尝试修改相关法规，成效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
李连杰为了壹基金的生存和发展，几乎用命在拼。所有人都知道壹基金是好东西，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解决它的问题。李连杰在接受《面对面》采访时透露，壹基金随时有中断的危险，这个“预警”立刻引起了坊问的关注。尽管在多方努力下，在2011年1月11日下午1时的深圳市民中心，壹基金在诸多知名人士的簇拥下，正式宣告成功转为“公募”。但是，公众对它的讨论并没有偃旗息鼓。壹基金的存亡问题之所以受社会各方高度关注，除了李连杰的名人效应，更关键在于它所代表的中国当代慈善事业在中国发展所遇到的问题的典型性以及所折射出的体制性困境。
慈善的历史遗留
慈善事业在中国并不算历史不悠久、经验不丰富。事实上，早在南宋时期，中国民间已有大批乡绅从事慈善事业。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秋光说，南宋时仅苏州一城，社会上民办慈善机构有八所之多，所进行的救济活动涵盖了生老病死各个方面。到明清两代民间的慈善机构遍布各地。19世纪80年代初，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聚集了盛宣怀、郑观应、严佑之等十余位江浙绅商，形成了清末第一个慈善家群体。随后，在民国时期，湖南慈善界中构成了当时湖南声誉最隆的慈善家群体，主持湖南省城慈善总公所、湖南救济贫民工艺厂等机构。1920年华洋义赈会成立后，也很快聚集了一群声誉卓著的慈善家。
历史的步伐走到了1948年，据《中国年鉴》记载，彼时全国已有4172个救济机构，其中私立的救济机构有1969个，与公立救济机构旗鼓相当。在组织形式上，近代慈善机构已发展演变为以民间慈善团体为主体。
1950年，政府对民间慈善事业的态度明确表现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大会上的《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的报告》里。其中，把包括民间慈善事业在内的旧福利救济事业定性为“统治阶级欺骗与麻痹人民的装饰品”。此后，慈善团体的救助活动被纳入政府救助体系，民间慈善机构与活动都一度中止30多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企业家的私人捐赠行为逐渐被政府允许，尽管各种有关慈善事业的法规陆续出台，政府对民间非公募慈善机构的体制性规约与“敌视”并没有实现突破性变革，产生了“旧鞋”与“新脚”极不适应的状况。
民间的困惑
周秋光表示，美国2003年的慈善捐款总计达6700多亿美元，占全美当年GDP的9％，而我国同期的慈善捐款仅占GDP的0.1％。虽然近几年由中国主导的慈善募捐款数屡创新高，2009年胡润财富排行榜上的企业家平均捐赠金额达到个人财富6％，但绝大多数企业家依然没有参与慈善事业，甚至频繁出现名人“诈捐”事件。
在指责之外，他们也有诸多的困惑期待公众的理解。对于公募基金的糊涂账本，身为“透明人”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善款莫名地蒸发。而非公募基金会运营和监管的混乱，却又让不少企业家无所适从。
华夏慈善基金会是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后围内第一家注册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也是国内首家由企业家发起成立并管理运作的专业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因为救助数千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获得“中华慈善大奖”。俱乐部理事中不乏名人：朱新礼、江南春、马云等。“对于企业家来说，捐钱是最容易的事情，但慈善是否可操作、有无有专长的人能帮助实现，企业家能否长期注入爱心，这些才是最重要也最难的”，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表示。早在2008年该基金会的理事长王兵就曾向媒体透露，在下一届基金会换届中将辞去理事长的职务，原因就在于，中国现行的慈善事业法规环境下，民间慈善太难做。他曾经善意地提醒过李连杰，壹基金也许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果不其然，虽然从2006年10月到2007年4月19日开始筹备以来，壹基金收到善款达到400万元，还有两百多人申请成为永久义工，但之后的问题没有因为影响力的扩大而破解，相反，问题越来越多、运作越来越难。
漫长的等待
由于政策限制，壹基金不能获得独立公募基金的资格。李连杰形容壹基金是一个已经出生但没有身份证的孩子。孩子在长大，但身份问题一直解决。所以，2008年壹基金李连杰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非公募基金——“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并与中国红十字会签署合作协议，所有收支及募捐活动都必须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从2008年开始的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合作，越来越受到基金运作模式、慈善法律法规的制约。
2009年底，李连杰及其团队开始谋求独立公募基金身份。道路阻隔重重，一年未果，也就有了后来李连杰在《面对面》中袒露的壹基金存在中断的可能。
在李连杰面对媒体诉说困境之后约20天，深圳方面抛出了橄榄枝。深圳市民政局长刘润华找到了原民政部慈善司司长、现任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如果李连杰愿意将壹基金落户深圳，将提供方便。这让李连杰颇感欣喜。事实上，早在2009年底，李连杰等人曾与不少城市联络，希望落户，都未能如愿。此番漫长的等待，终于找到了一个如意“婆家”。
2008年，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开展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体制；2009年，民政部与市政府又签署了《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再一次，深圳站在了中国体制改革的风口浪尖上。2010年12月3日，在提交基金会成立申请后的第五天，深圳壹基金就走完了审批手续，获得公募身份。
从2009年寻找公募身份起，一大批企业家、知名社会人士都在为壹基金四处寻人，试图找到突破现行体制的路径，这其中有周其仁、王石、牛根生、冯仑等。新成立的深圳壹基金发起机构为上海壹基金、老牛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及万科公益基金会，注册原始基金5000万元，每家出资1000万元。周其仁担任理事长和法人代表，王石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架构本身已经突破了体制性约束，但成立之后壹基金是不是能够走自己的路，依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嫁人之后。还有公婆
媒体戏称壹基金嫁人了，不再受制于以前的干爹——中国红十字会了，壹基金虽然有独立、合法的身份，但还有上级主管部门。2010年7月30日，民政部、发改委、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联合下发《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要求各捐赠接收机构将捐赠资金全部拨付到青海省，连同青海省接收的捐赠资金，统一纳入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由青海省统筹安排用于恢复重建。这是行政权力强行调配民间慈善资源的典型案例。事实上，在每一次大灾大难面前，行政权力对于慈善行为的干预，都清晰可见。政府对民间慈善捐助行为的不信任依然根深蒂固。殊不知，要想真正发展慈善事业，真正的出路依然在民间，而非出自行政权力。
壹基金的理事会里那些星光闪耀的名字，着实让诸多默默无闻的民间慈善人士垂涎三尺，他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能不说是促成壹基金成功转型的原因之一。也许，不少人在问壹基金将成为中国非公募基金的样本抑或是绝本?壹基金之外，广大民间的非公募基金同样在遭遇壹基金曾经的生存困境，他们的前途又在哪里?
2010年9月，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官员再次明确表态，已有的991家公募基金会“数量已经够多”，其中的深意自不必多说，既然数量已经足够，就不必再发展了，以免平添乱象，政府对民间慈善的戒备，一睹了然。据悉，北京、上海等地在积极尝试修改相关法规，成效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