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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各种“教案”，是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在相遇、交融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兼容”现象，也是中国这个古老的封闭社会在走向开放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阵痛
对于中国近代史有一定了解的人，想来不会对“教案”这个词感到陌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近代中国各地闹得纷纷扬扬的“教案”问题，乃是了解那个时期中国政情民情的一个绝佳的窗口。
但是，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教案”问题在我们的一些历史教科书上都被有意无意地“脸谱”化了。我上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是把 “教案”一律放在“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侵略”的高度来讲述的。顺着这个逻辑，按照国际惯例处理“教案”问题的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朝开明派官僚，也顺理成章地被定性为“奴颜婢膝的走狗”和“崇洋媚外的汉奸”。因之，那些发动和参与过“教案”的中国人，在我的印象里长久以来都是以反抗外国侵略的英雄形象出现的，他们成了正义的化身；而那些在“教案”中被焚毁的教堂、被砸烂的教会医院、学校以及被杀害的外国传教士与信教的中国民众，则一律是咎由自取。
其实，倘若超越“阶级斗争史观”，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各种“教案”，是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在相遇、交融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兼容”现象，也是中国这个古老的封闭社会在走向开放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阵痛。
根据现有的资料，西方传教士最早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可从唐朝算起。明朝末年，进入中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的数量开始增多，但是各个新教教派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各地传教则是在中英《南京条约》和此后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之后。
西方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各地传教，给封闭已久、铁板一块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封闭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对于外来的一切事物，在刚开始接触时，它往往采取的都是“对立”和“排斥”的应对方式。中国民间对于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信仰自然也不例外。
著名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李提摩太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曾经对他在通商口岸烟台附近传教时被排斥的经历，有过极其生动的描写。当时，李提摩太刚刚转道上海来到烟台，对于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传教事业充满了憧憬。但是，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一再碰壁。他想趁着参加胶东地区最大的庙会时公开布道，结果却是没有旅馆肯接待他。后来，他曾经试图到烟台周围的宁海（今烟台市牟平区）定居，希望在那里建立传教的据点，但当地人不仅不肯租房子给他，甚至在他通过英国驻烟台的领事与当地官员交涉终于租到房子之后，他在当地仍然遭到了不间断的骚扰和攻击：“当我散步时，会有一大群孩子和一些成年的地痞恶棍跟在后面，高喊‘洋鬼子，洋鬼子！’，所有形容魔鬼的字眼都加到了我的身上。他们向我投掷石块和土块，晚上则借着夜色掩护，溜到我的大门口，在门上涂上各种污秽肮脏之物。”（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民情如此，李提摩太也只好打点行装，悄悄地回到了烟台的浸礼会大本营。
细数一下近代以来进入中国传教的基督教各教派传教士的传教模式，基本上存在一个固定的路数：他们先是结伴来到中国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买地或者租地建立起相对集中的据点，然后出资建筑教堂等宗教场所。为了吸引中国的民众接受并信奉他们的教义，他们还依托教会总部的雄厚实力，在传教地建立起了有别于中医治疗模式的西式医院和按照西方教育模式运做的西式学校，以及一些不带赢利色彩的社会公益机构，像专门收留病残、流浪儿童的育婴院，收治麻风病人的康复机构以及博物馆等等。
通常而言，外国传教士们所建造的教堂均样式奇特、高大且富丽堂皇，这就与周边低矮的中国民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不少的中国人感到了一种压迫感。因此，各地不乏居民以洋人的教堂破坏了当地的风水为理由，对于传教士们建造教堂的行为进行集体抵制的案件发生。另一方面，由于一般的中国人很少走进教堂，更难以接触外国传教士，也就难免对于里面发生的事情充满了好奇与猜测。正如来中国游历的立德夫人转述当时的一些中国人的看法：“天主教堂围墙那么高，整天闭着门，不会是无缘无故的。”（阿绮波德立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举办的一些事业更是引起了汹涌的非议。其中尤以传教士们所建立的育婴堂、救济院和西式医院最为招惹是非。这些机构除了医院之外，大部分都是纯粹的公益机构，其建立的初衷一是为了借此拉近与中国普通民众的距离，吸引他们信教；二是纯然为了落实基督教“博爱”的教义。但对于那些信奉“无利不起早”等庸俗哲学观念的中国部分民众而言，实在难以相信有人（而且竟然是外国人）肯于出面出资做这样的一些毫无报酬可言的慈善事业！他们宁愿相信，这些洋鬼子背后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卑劣目的。
外国传教士们所举办的这些事业的性质，也似乎坐实了这些异想天开式的武断猜测。以一些天主教会所建立的育婴堂而论，这些机构所收留的儿童要么是无依无靠的贫弱孤儿，要么是流离失所的病残儿童，这就决定了其中的大部分人即使得到了修女们的良好的治疗和护理，也难以避免早夭的命运，因而使得这些机构的婴儿死亡率必然相应地提高。不断从育婴院里抬出的尸体，大大地助长了那些关于教堂残杀儿童的谣言的传播力度，为“教案”的发生准备下了火种。有不少中国人凭此相信，外国传教士们建立所谓慈善机构，只是为了收集中国儿童的器官，用以制造那些在中国所没有的新鲜器物。
这些如今看来荒诞不经的言论，当时却充斥了中国民间，让很多人深信不疑，并直接导致了包括1858年所发生的“天津教案”在内的许多重大的中外冲突事件。
当然，倘若只有民间对于外国传教士们的排斥，还不足以引发严重的中外冲突，晚清时期“教案”一再在各地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外国传教士们侵入了属于中国士绅阶层和中国官员们所有的传统领地，抢了这些人的“奶酪”。
“皇权不下乡”一向是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主要治理模式，在乡村等基层单位，社会的自我管理功能主要依靠当地的士绅阶层。 但当外国传教士们携带着先进的物质文明和基督教教义来到中国，并吸引了很多中国人成为教民之后，这些乡绅们在当地的统治地位便开始江河日下。
晚清时期，由于在一系列中外战争中的获胜，在华外国人的地位不断提升，导致了许多外国传教士以中国的司法落后为由，纷纷介入到中国的司法审判活动当中。这一方面难以避免一些包庇和袒护教民之类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等于是侵入了当地士绅阶层的传统领地，也就必然地引发了士绅阶层的强烈反弹。纵观近代史上发生的一系列“教案”，冲在最前面攻击外国人的自然是底层的民众，但在他们的身后都无一例外地显出当地士绅阶层的影子。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当地的士绅阶层才是这些“教案”得以发生并升级的幕后主要推手。
和中国传统士绅阶层面临着相同境遇的还有中国的政府官员。
当外国传教士们来到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这些传教士们的“道”吸引进教堂，并被用西方的思想观念彻底改造之后，官员们在当地的权威便遭到了强烈的威胁。一方面，教会的实力借助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不断坐大，隐然成为能够干涉当地政府运作，令官员们头痛不已的“二政府”；另一方面，一些教民开始以从传教士们那里学来的西方观念对待政府和官员，并尝试用更为平等的方式与这些官员打交道，这就不免让这些官员感到空前的压力和危机。
于是，对于洋教和传教士的不满心理，也就在这些官员们的脑袋里潜滋暗长了起来。这种心态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许多“教案”发生之后，清政府的一些基层官员往往行动迟缓，放任事情闹大和升级，有的人甚至公开袒护闹事的国人，使得一些本来可以用低成本、和平手段解决的“教案”善后事宜，最终不得不以军事手段来解决。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一般的“教案”大多发生在刚开始接触外国人的内陆地区，像四川、山西、云南等地往往都是“教案”的多发地。而那些对外开放较早的沿海口岸，像上海、厦门、烟台等地，则因为得风气之先的缘故，较少发生“教案”。
不特如此，在像开埠口岸烟台这样的地方，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为代表的各国传教士们甚至和当地士绅阶层的关系还极为融洽。这其中除了当地的民风比较淳朴之外，主要的要归因于在当地常驻的外国传教士狄考文、郭显德、倪维思、韦廉臣、戴德生、明恩溥、马茂兰等人高超的沟通协调能力，以及他们在当地所开办的各种文教事业和实业给民众带来的巨大实惠。这些由外国传教士们所开创的事业不但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的至今仍然在造福一方的民众。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晚清时期，烟台周边很少发生恶性的“教案”，即使在义和团运动的高峰时期，烟台当地也没有发生过针对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的极端排外行动。当地的士绅甚至主动出面保护外国的传教士，提出了“外国人不杀郭显德，中国人不杀赵斗南（郭显德的学生）”的口号。
民国肇造，当地的士绅还在长老会传教士集中定居的毓璜顶附近竖起了一座用中、英文两种文字书写的中美友谊纪念牌坊。虽然这座牌坊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后人所拆除，但这也有力地说明了近代史上的“教案”其实与“阶级斗争”和“反侵略”等宏大叙事并无多大的必然关系。
（作者为民间近代史学者、媒体工作者）
对于中国近代史有一定了解的人，想来不会对“教案”这个词感到陌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近代中国各地闹得纷纷扬扬的“教案”问题，乃是了解那个时期中国政情民情的一个绝佳的窗口。
但是，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教案”问题在我们的一些历史教科书上都被有意无意地“脸谱”化了。我上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是把 “教案”一律放在“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侵略”的高度来讲述的。顺着这个逻辑，按照国际惯例处理“教案”问题的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朝开明派官僚，也顺理成章地被定性为“奴颜婢膝的走狗”和“崇洋媚外的汉奸”。因之，那些发动和参与过“教案”的中国人，在我的印象里长久以来都是以反抗外国侵略的英雄形象出现的，他们成了正义的化身；而那些在“教案”中被焚毁的教堂、被砸烂的教会医院、学校以及被杀害的外国传教士与信教的中国民众，则一律是咎由自取。
其实，倘若超越“阶级斗争史观”，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各种“教案”，是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在相遇、交融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兼容”现象，也是中国这个古老的封闭社会在走向开放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阵痛。
根据现有的资料，西方传教士最早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可从唐朝算起。明朝末年，进入中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的数量开始增多，但是各个新教教派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各地传教则是在中英《南京条约》和此后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之后。
西方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各地传教，给封闭已久、铁板一块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封闭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对于外来的一切事物，在刚开始接触时，它往往采取的都是“对立”和“排斥”的应对方式。中国民间对于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信仰自然也不例外。
著名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李提摩太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曾经对他在通商口岸烟台附近传教时被排斥的经历，有过极其生动的描写。当时，李提摩太刚刚转道上海来到烟台，对于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传教事业充满了憧憬。但是，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一再碰壁。他想趁着参加胶东地区最大的庙会时公开布道，结果却是没有旅馆肯接待他。后来，他曾经试图到烟台周围的宁海（今烟台市牟平区）定居，希望在那里建立传教的据点，但当地人不仅不肯租房子给他，甚至在他通过英国驻烟台的领事与当地官员交涉终于租到房子之后，他在当地仍然遭到了不间断的骚扰和攻击：“当我散步时，会有一大群孩子和一些成年的地痞恶棍跟在后面，高喊‘洋鬼子，洋鬼子！’，所有形容魔鬼的字眼都加到了我的身上。他们向我投掷石块和土块，晚上则借着夜色掩护，溜到我的大门口，在门上涂上各种污秽肮脏之物。”（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民情如此，李提摩太也只好打点行装，悄悄地回到了烟台的浸礼会大本营。
细数一下近代以来进入中国传教的基督教各教派传教士的传教模式，基本上存在一个固定的路数：他们先是结伴来到中国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买地或者租地建立起相对集中的据点，然后出资建筑教堂等宗教场所。为了吸引中国的民众接受并信奉他们的教义，他们还依托教会总部的雄厚实力，在传教地建立起了有别于中医治疗模式的西式医院和按照西方教育模式运做的西式学校，以及一些不带赢利色彩的社会公益机构，像专门收留病残、流浪儿童的育婴院，收治麻风病人的康复机构以及博物馆等等。
通常而言，外国传教士们所建造的教堂均样式奇特、高大且富丽堂皇，这就与周边低矮的中国民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不少的中国人感到了一种压迫感。因此，各地不乏居民以洋人的教堂破坏了当地的风水为理由，对于传教士们建造教堂的行为进行集体抵制的案件发生。另一方面，由于一般的中国人很少走进教堂，更难以接触外国传教士，也就难免对于里面发生的事情充满了好奇与猜测。正如来中国游历的立德夫人转述当时的一些中国人的看法：“天主教堂围墙那么高，整天闭着门，不会是无缘无故的。”（阿绮波德立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举办的一些事业更是引起了汹涌的非议。其中尤以传教士们所建立的育婴堂、救济院和西式医院最为招惹是非。这些机构除了医院之外，大部分都是纯粹的公益机构，其建立的初衷一是为了借此拉近与中国普通民众的距离，吸引他们信教；二是纯然为了落实基督教“博爱”的教义。但对于那些信奉“无利不起早”等庸俗哲学观念的中国部分民众而言，实在难以相信有人（而且竟然是外国人）肯于出面出资做这样的一些毫无报酬可言的慈善事业！他们宁愿相信，这些洋鬼子背后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卑劣目的。
外国传教士们所举办的这些事业的性质，也似乎坐实了这些异想天开式的武断猜测。以一些天主教会所建立的育婴堂而论，这些机构所收留的儿童要么是无依无靠的贫弱孤儿，要么是流离失所的病残儿童，这就决定了其中的大部分人即使得到了修女们的良好的治疗和护理，也难以避免早夭的命运，因而使得这些机构的婴儿死亡率必然相应地提高。不断从育婴院里抬出的尸体，大大地助长了那些关于教堂残杀儿童的谣言的传播力度，为“教案”的发生准备下了火种。有不少中国人凭此相信，外国传教士们建立所谓慈善机构，只是为了收集中国儿童的器官，用以制造那些在中国所没有的新鲜器物。
这些如今看来荒诞不经的言论，当时却充斥了中国民间，让很多人深信不疑，并直接导致了包括1858年所发生的“天津教案”在内的许多重大的中外冲突事件。
当然，倘若只有民间对于外国传教士们的排斥，还不足以引发严重的中外冲突，晚清时期“教案”一再在各地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外国传教士们侵入了属于中国士绅阶层和中国官员们所有的传统领地，抢了这些人的“奶酪”。
“皇权不下乡”一向是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主要治理模式，在乡村等基层单位，社会的自我管理功能主要依靠当地的士绅阶层。 但当外国传教士们携带着先进的物质文明和基督教教义来到中国，并吸引了很多中国人成为教民之后，这些乡绅们在当地的统治地位便开始江河日下。
晚清时期，由于在一系列中外战争中的获胜，在华外国人的地位不断提升，导致了许多外国传教士以中国的司法落后为由，纷纷介入到中国的司法审判活动当中。这一方面难以避免一些包庇和袒护教民之类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等于是侵入了当地士绅阶层的传统领地，也就必然地引发了士绅阶层的强烈反弹。纵观近代史上发生的一系列“教案”，冲在最前面攻击外国人的自然是底层的民众，但在他们的身后都无一例外地显出当地士绅阶层的影子。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当地的士绅阶层才是这些“教案”得以发生并升级的幕后主要推手。
和中国传统士绅阶层面临着相同境遇的还有中国的政府官员。
当外国传教士们来到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这些传教士们的“道”吸引进教堂，并被用西方的思想观念彻底改造之后，官员们在当地的权威便遭到了强烈的威胁。一方面，教会的实力借助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不断坐大，隐然成为能够干涉当地政府运作，令官员们头痛不已的“二政府”；另一方面，一些教民开始以从传教士们那里学来的西方观念对待政府和官员，并尝试用更为平等的方式与这些官员打交道，这就不免让这些官员感到空前的压力和危机。
于是，对于洋教和传教士的不满心理，也就在这些官员们的脑袋里潜滋暗长了起来。这种心态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许多“教案”发生之后，清政府的一些基层官员往往行动迟缓，放任事情闹大和升级，有的人甚至公开袒护闹事的国人，使得一些本来可以用低成本、和平手段解决的“教案”善后事宜，最终不得不以军事手段来解决。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一般的“教案”大多发生在刚开始接触外国人的内陆地区，像四川、山西、云南等地往往都是“教案”的多发地。而那些对外开放较早的沿海口岸，像上海、厦门、烟台等地，则因为得风气之先的缘故，较少发生“教案”。
不特如此，在像开埠口岸烟台这样的地方，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为代表的各国传教士们甚至和当地士绅阶层的关系还极为融洽。这其中除了当地的民风比较淳朴之外，主要的要归因于在当地常驻的外国传教士狄考文、郭显德、倪维思、韦廉臣、戴德生、明恩溥、马茂兰等人高超的沟通协调能力，以及他们在当地所开办的各种文教事业和实业给民众带来的巨大实惠。这些由外国传教士们所开创的事业不但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的至今仍然在造福一方的民众。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晚清时期，烟台周边很少发生恶性的“教案”，即使在义和团运动的高峰时期，烟台当地也没有发生过针对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的极端排外行动。当地的士绅甚至主动出面保护外国的传教士，提出了“外国人不杀郭显德，中国人不杀赵斗南（郭显德的学生）”的口号。
民国肇造，当地的士绅还在长老会传教士集中定居的毓璜顶附近竖起了一座用中、英文两种文字书写的中美友谊纪念牌坊。虽然这座牌坊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后人所拆除，但这也有力地说明了近代史上的“教案”其实与“阶级斗争”和“反侵略”等宏大叙事并无多大的必然关系。
（作者为民间近代史学者、媒体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