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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到农民工，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进城的农民工。是的，很多农民工进城了，但还有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活跃于城郊和农村之间，他们就是“兼业农民”。所谓的兼业农民就是一个经济主体同时从事农业和其他行业的生产。兼业农民可分为两部分：兼农兼商，兼农兼工。兼农兼工中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进企业，一部分进农场。在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这些兼业农民也应受到社会的关注。下面我们以福建省南部地区A 村为例，来谈谈兼业农民这个特殊群体，共同探讨他们的生存与发展。
一、农村社区人口分化，兼业农民在现代农村的作用越来越大
福建省南部地区 A村全村总人口 3 750人。男性占总人口的49%，女性占总人口的15%。0～14岁占总人口的17%，15～24岁占总人口的19%，25～44岁占总人口28%，45～64岁占23%，65岁以上占13%。
全村农业劳动者(纯务农人口)占全村人口的56%，兼业农民占25%，其他占19%。当地人按他们的划分标准对当地社区进行了贫富分层。富裕户(人均年纯收入50万元以上)占全村人口的1%，比较富裕户(人均年纯收入2万～50万)占20%，中等户(人均年纯收入2 000～2万元)占68%，比较贫困户(人均年纯收入100元以下)占8%。
从调查材料显示，我们可以看见兼业农民的比重是比较大的，已达25%。据调查，在A 村，比较富裕户大都有一两个兼业农民。兼业农民在农业生产的同时，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积极上岗，为农村经济发展输入新鲜血液。兼业农民与全职打工者的收入活跃了农村经济，扩大农民收入渠道，促进了城乡和谐发展。
在我国，兼业农民的存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他们将在很长时期内存在。
二、兼业农民是生产发展的主力军，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上的缺憾
(一)农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乡镇企业的人重要机动部队
在东南沿海的广大农村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得到大力推广，乡镇企业也正慢慢起飞。农场需要有经农经验的农民当雇工，乡镇企业也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力需求猛增，拓宽了对季节性工人的需求。在一些季节性较强的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生产旺季尤其需要人手，而此时的农场也需要人进行采摘、收成。这时这些兼业农民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淡季时兼业农民们便经营自家农业，以满足自家对农产品的需求。
一般而言，农场不会对工人进行编制，几乎所有员工都是临时的，招之则来，无需时走人。工厂则相对较为稳定，但也常是淡季时放长假，旺季时超长时间加班加点，与兼业农民的雇佣关系不规范，不稳定，但这样也可以为雇佣单位“省”下一笔工人福利费。普通的兼业农民年收入约6 000元，其中70%来自务工或经商。如此廉价的劳动力使尚处于幼稚阶段的乡镇企业和无竞争优势的企业大大降低生产成本，由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站稳脚跟。
(二)兼业农民是外出农民工的坚强后盾，农村各种税费的直接承担者
可以毫不夸张地称兼业农民为后方大部队。他们的生产成果一方面供给教育投资，一方面又撑着可能的被拖欠工资或因经营不善而破产的外出人口，同时农业的各种税费的直接征收对象就是他们，连教育子女、赡养老人这些社会责任也历史性地全落到他们身上了。甚至有的家庭有外出务工工伤返乡者，因缺乏社会保障也加重了兼业农民的负担。由此看来，兼业农民确实是农村中责任最重、生活最艰苦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收入一方面来自工资，一方面来自自主经营的土地上的收成，还有就是征地补偿。但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往往是入不敷出：投入多，收成少；失去多，收入少。这是兼业农民生活困苦的基本原因，而其本源就是城乡二元制，乡村社会保障的无力。
(三)他们生活在社会保障制度阳光下的阴影中，卫生安全条件无保障
兼业农民既是工人又是农民，但在雇佣单位里他们大多是临时工，得不到社保等社会保障的支持，在农村，他们因土地少，一些免农业税或粮食“植补”等国家优惠政策也无法惠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不适用他们。但是农村的税费摊派现在仍有很多是按人头摊派的，按人口而不看实际占地面积，这又加重他们的负担。而被征用的土地，由于补偿标准不合理，补偿标准不同及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等原因致使收到的补偿少之又少。
农业地征用补偿标准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但实际发放到农民手中的只有每亩地300~450元。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从一定意义上说土地在农民生活中实际上起着养老作用。我国农村地区养老的主要模式是家庭养老，土地的可继承性则是子女为老人提供赡养的渊源。现在采取的一次性补偿使这种关系一下子松动不少，造成的社会摩擦是不容忽视的。
兼业农民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他们往往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时间调整与安排。如一名在一个农场上班的兼业农民，若他(她)家里需要劳动力的话，他(她)便可以不去“上班”。但正是这种流动性造成他们的安全、卫生、社会保障等权益无法得到保护和尊重。
中国农村的卫生安全状况普遍不佳，广大农村防疫系统很脆弱，防疫水平低下。农村人畜混居十分普遍，为防疫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而广大农村尚未通自来水，饮用水大多是地下水。随着农药、化肥使用量的增加，地下水也受到了很大的污染，饮水安全令人堪忧。兼业农民聚居地，大多有大片农场，或工业开发区，工农业污染严重，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
农村卫生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农民看病难，“小病扛着，大病等死”，因病返贫、因病致贫也不在少数。有农民坦言农民最怕“三生”(医生、计生、学生)，这是农村返贫的三大罪魁祸首。但这“罪源”又何尝不是我国制度的漏洞，措施的无为造成的？
过去的城乡二元制将随着农民工进城、农业工业化慢慢自行解体，国家也明确规定禁止歧视农民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兼业农民是否能趁这股东风得以翻身呢？我们以下就如何改善兼业农民的生存状况作初步探讨。
三、对兼业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问题的初步探讨
(一)提高农业技能，促进生产发展
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农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农业投资产生了恶性循环。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制造成了“回波效应”的扩散。而舒尔茨提出发展中国家要重发展农业，必须改造传统农业，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即进行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重点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兼业农民已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农民培训也应将他们列入其中。
第一，加大新生产要素的投入，鼓励创新。“智慧在民间”，再高明的决策如果没有执行只能成为“花瓶”，再精尖的技术如果仅存在于实验室，也只是枉然。要改进农业技术，必须把技术“下放”农田，交到广大农民手上。兼业农民有汲取农技知识的先天优势，因为他们有服务于农场，农场可以吸纳农技人员直接在生产过程中进行教授，而且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素质是比较高的，有利于进行技术培养。
农业投资具有较大风险，但大风险的承担者不应该只是农民。国家应大力投入，培养农技的专才、众才，农业科技放入民众，才能真正发挥出其重大作用。同时鼓励农民参加培训，组织兼业农民进行培训，毕竟有70%多的兼业农民是从事农场工作的。
第二，加强对产业化经营的规范作用，提高生产效率。产业化经营必然会产生一大批失地农民，他们中又有很多人成为“三无”农民，但对于经营方而言，却常将征用的土地不当钱，长期闲置，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提高征地标准，扼制政府的寻租行为，是促进效率的有效良方。
第三，加强政府服务职能，加快信息传输，使市场信息对称。
无论是“公司十农户”模式，还是“专业协会十农户”模式，抑或是大农业生产模式，它们都打破了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那么政府的职能就得转变。在广大农村，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虽然还存在，但是大农业生产已对兼业农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许多兼业农民利用与农场的联系，也搞起了规模化生产，产品通过小商贩进入市场流通。日前，互联网对农村影响极微，在这种情况下极易产生信息不对称，农户的农产品价格往往带有极大随意性。在选择就业方面，兼业农民对企业、农场的信息不了解，往往无法作出理性的选择，所以政府应做好信息传递等服务工作，为农户找寻发展平台。
(二)做好社会保障工作，为兼业农民解决后顾之忧
城乡二元制把农民排除在现代化的门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十分落后。农民抵御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能力弱，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就返贫。据调查显示至2004年止，农村总人口有养老保险的只有7.7%，已领的仅有108万人，占乡村老年人口的1.45%，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仅有0.5%，合作医疗为5%，获救济的为2.9%，获救灾的仅为1.2%，有72.5%的农村人口没参与任何形式的保障。
兼业农民这个特殊群体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更是罕有，由于他们的收入具有极大不稳定性，所以应让兼业农民参与社会保险，费用由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承担。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对农村合作进行改革，农民也该有医保，兼业农民也该有医保。
最后，做好对兼业农民的工伤抚恤和补偿工作。兼业农民长期被当成排球推来推去，受工伤常无法得到应有补偿，工伤补偿权利不能因为他们的临时性而受剥夺。
(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促进妇女参与民主生活
兼业农民中女性占80%以上，承担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任务，女性已成为现代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提倡男女平等，打破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让妇女群众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让妇女走进权力区，不再被边缘化。
(四)推行健康文明的消费习惯，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六合彩”屡禁不止源于农村文化生活匮乏，各种商品物价飞涨又使农民消费犯难。在高利润的诱惑下，侥幸求胜的心理驱使他们与法律周旋。文化下乡，建乡村俱乐部等途径有利改善乡村文化环境，政府的服务职能应好好发挥作用。兼业农民这个活跃的群体更该发挥其“扩散效应”，带动乡村文化建设。
农村问题是复杂的，在困难面前我们找到兼业农民这个突破口。纵使阳光之下定有会阴影，但我们决不能让兼业农民永远生活在阴影之下。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一、农村社区人口分化，兼业农民在现代农村的作用越来越大
福建省南部地区 A村全村总人口 3 750人。男性占总人口的49%，女性占总人口的15%。0～14岁占总人口的17%，15～24岁占总人口的19%，25～44岁占总人口28%，45～64岁占23%，65岁以上占13%。
全村农业劳动者(纯务农人口)占全村人口的56%，兼业农民占25%，其他占19%。当地人按他们的划分标准对当地社区进行了贫富分层。富裕户(人均年纯收入50万元以上)占全村人口的1%，比较富裕户(人均年纯收入2万～50万)占20%，中等户(人均年纯收入2 000～2万元)占68%，比较贫困户(人均年纯收入100元以下)占8%。
从调查材料显示，我们可以看见兼业农民的比重是比较大的，已达25%。据调查，在A 村，比较富裕户大都有一两个兼业农民。兼业农民在农业生产的同时，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积极上岗，为农村经济发展输入新鲜血液。兼业农民与全职打工者的收入活跃了农村经济，扩大农民收入渠道，促进了城乡和谐发展。
在我国，兼业农民的存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他们将在很长时期内存在。
二、兼业农民是生产发展的主力军，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上的缺憾
(一)农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乡镇企业的人重要机动部队
在东南沿海的广大农村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得到大力推广，乡镇企业也正慢慢起飞。农场需要有经农经验的农民当雇工，乡镇企业也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力需求猛增，拓宽了对季节性工人的需求。在一些季节性较强的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生产旺季尤其需要人手，而此时的农场也需要人进行采摘、收成。这时这些兼业农民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淡季时兼业农民们便经营自家农业，以满足自家对农产品的需求。
一般而言，农场不会对工人进行编制，几乎所有员工都是临时的，招之则来，无需时走人。工厂则相对较为稳定，但也常是淡季时放长假，旺季时超长时间加班加点，与兼业农民的雇佣关系不规范，不稳定，但这样也可以为雇佣单位“省”下一笔工人福利费。普通的兼业农民年收入约6 000元，其中70%来自务工或经商。如此廉价的劳动力使尚处于幼稚阶段的乡镇企业和无竞争优势的企业大大降低生产成本，由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站稳脚跟。
(二)兼业农民是外出农民工的坚强后盾，农村各种税费的直接承担者
可以毫不夸张地称兼业农民为后方大部队。他们的生产成果一方面供给教育投资，一方面又撑着可能的被拖欠工资或因经营不善而破产的外出人口，同时农业的各种税费的直接征收对象就是他们，连教育子女、赡养老人这些社会责任也历史性地全落到他们身上了。甚至有的家庭有外出务工工伤返乡者，因缺乏社会保障也加重了兼业农民的负担。由此看来，兼业农民确实是农村中责任最重、生活最艰苦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收入一方面来自工资，一方面来自自主经营的土地上的收成，还有就是征地补偿。但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往往是入不敷出：投入多，收成少；失去多，收入少。这是兼业农民生活困苦的基本原因，而其本源就是城乡二元制，乡村社会保障的无力。
(三)他们生活在社会保障制度阳光下的阴影中，卫生安全条件无保障
兼业农民既是工人又是农民，但在雇佣单位里他们大多是临时工，得不到社保等社会保障的支持，在农村，他们因土地少，一些免农业税或粮食“植补”等国家优惠政策也无法惠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不适用他们。但是农村的税费摊派现在仍有很多是按人头摊派的，按人口而不看实际占地面积，这又加重他们的负担。而被征用的土地，由于补偿标准不合理，补偿标准不同及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等原因致使收到的补偿少之又少。
农业地征用补偿标准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但实际发放到农民手中的只有每亩地300~450元。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从一定意义上说土地在农民生活中实际上起着养老作用。我国农村地区养老的主要模式是家庭养老，土地的可继承性则是子女为老人提供赡养的渊源。现在采取的一次性补偿使这种关系一下子松动不少，造成的社会摩擦是不容忽视的。
兼业农民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他们往往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时间调整与安排。如一名在一个农场上班的兼业农民，若他(她)家里需要劳动力的话，他(她)便可以不去“上班”。但正是这种流动性造成他们的安全、卫生、社会保障等权益无法得到保护和尊重。
中国农村的卫生安全状况普遍不佳，广大农村防疫系统很脆弱，防疫水平低下。农村人畜混居十分普遍，为防疫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而广大农村尚未通自来水，饮用水大多是地下水。随着农药、化肥使用量的增加，地下水也受到了很大的污染，饮水安全令人堪忧。兼业农民聚居地，大多有大片农场，或工业开发区，工农业污染严重，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
农村卫生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农民看病难，“小病扛着，大病等死”，因病返贫、因病致贫也不在少数。有农民坦言农民最怕“三生”(医生、计生、学生)，这是农村返贫的三大罪魁祸首。但这“罪源”又何尝不是我国制度的漏洞，措施的无为造成的？
过去的城乡二元制将随着农民工进城、农业工业化慢慢自行解体，国家也明确规定禁止歧视农民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兼业农民是否能趁这股东风得以翻身呢？我们以下就如何改善兼业农民的生存状况作初步探讨。
三、对兼业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问题的初步探讨
(一)提高农业技能，促进生产发展
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农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农业投资产生了恶性循环。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制造成了“回波效应”的扩散。而舒尔茨提出发展中国家要重发展农业，必须改造传统农业，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即进行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重点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兼业农民已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农民培训也应将他们列入其中。
第一，加大新生产要素的投入，鼓励创新。“智慧在民间”，再高明的决策如果没有执行只能成为“花瓶”，再精尖的技术如果仅存在于实验室，也只是枉然。要改进农业技术，必须把技术“下放”农田，交到广大农民手上。兼业农民有汲取农技知识的先天优势，因为他们有服务于农场，农场可以吸纳农技人员直接在生产过程中进行教授，而且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素质是比较高的，有利于进行技术培养。
农业投资具有较大风险，但大风险的承担者不应该只是农民。国家应大力投入，培养农技的专才、众才，农业科技放入民众，才能真正发挥出其重大作用。同时鼓励农民参加培训，组织兼业农民进行培训，毕竟有70%多的兼业农民是从事农场工作的。
第二，加强对产业化经营的规范作用，提高生产效率。产业化经营必然会产生一大批失地农民，他们中又有很多人成为“三无”农民，但对于经营方而言，却常将征用的土地不当钱，长期闲置，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提高征地标准，扼制政府的寻租行为，是促进效率的有效良方。
第三，加强政府服务职能，加快信息传输，使市场信息对称。
无论是“公司十农户”模式，还是“专业协会十农户”模式，抑或是大农业生产模式，它们都打破了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那么政府的职能就得转变。在广大农村，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虽然还存在，但是大农业生产已对兼业农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许多兼业农民利用与农场的联系，也搞起了规模化生产，产品通过小商贩进入市场流通。日前，互联网对农村影响极微，在这种情况下极易产生信息不对称，农户的农产品价格往往带有极大随意性。在选择就业方面，兼业农民对企业、农场的信息不了解，往往无法作出理性的选择，所以政府应做好信息传递等服务工作，为农户找寻发展平台。
(二)做好社会保障工作，为兼业农民解决后顾之忧
城乡二元制把农民排除在现代化的门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十分落后。农民抵御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能力弱，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就返贫。据调查显示至2004年止，农村总人口有养老保险的只有7.7%，已领的仅有108万人，占乡村老年人口的1.45%，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仅有0.5%，合作医疗为5%，获救济的为2.9%，获救灾的仅为1.2%，有72.5%的农村人口没参与任何形式的保障。
兼业农民这个特殊群体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更是罕有，由于他们的收入具有极大不稳定性，所以应让兼业农民参与社会保险，费用由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承担。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对农村合作进行改革，农民也该有医保，兼业农民也该有医保。
最后，做好对兼业农民的工伤抚恤和补偿工作。兼业农民长期被当成排球推来推去，受工伤常无法得到应有补偿，工伤补偿权利不能因为他们的临时性而受剥夺。
(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促进妇女参与民主生活
兼业农民中女性占80%以上，承担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任务，女性已成为现代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提倡男女平等，打破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让妇女群众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让妇女走进权力区，不再被边缘化。
(四)推行健康文明的消费习惯，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六合彩”屡禁不止源于农村文化生活匮乏，各种商品物价飞涨又使农民消费犯难。在高利润的诱惑下，侥幸求胜的心理驱使他们与法律周旋。文化下乡，建乡村俱乐部等途径有利改善乡村文化环境，政府的服务职能应好好发挥作用。兼业农民这个活跃的群体更该发挥其“扩散效应”，带动乡村文化建设。
农村问题是复杂的，在困难面前我们找到兼业农民这个突破口。纵使阳光之下定有会阴影，但我们决不能让兼业农民永远生活在阴影之下。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