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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中的难点，因为诗歌中常常展现不同的文化意境。文化意境由于自身蕴含了丰富的深层文化信息，一方面帮助读者加深了对诗歌的解读，另一方面却又增加了诗歌翻译的困难。通过对郭沫若译作《俳句》中文化意境处理的分析，阐述了对待文化意境的处理办法，即浅化原诗的意象、意象的等化对应、深化原诗的意象。
关键词：诗歌翻译；文化意境；意象
作者简介：曲拓（1982-），女，山东蓬莱人，西安電力高等专科学校基础教学部，助教。（陕西 西安 710032）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1）08-0198-02
诗歌是对一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凝练。因为“诗歌辞约义丰，诗歌用最简练的语言表达着人类最丰富的情感和世间最复杂的意象，这种情感和意象便构成了诗歌所特有的文化意境。诗歌中的意境通常为一个民族所特有，代表整个民族的独特的精神风貌。”[1]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诗歌翻译看作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两种文化之间不是所有的词都是等值的，并且一旦引入文化背景之类的因素，就有可能引起本质上的变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由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其语言的完全等值是难以实现的，更不用说诗歌这种特殊体裁的整体韵味了。”[1]所以，时常有人对诗歌的“可译性”提出质疑。但是，很多成功的诗歌翻译的例子证明：诗歌不仅能译，而且如果译法运用得当，不但能传达原诗的韵味，有时甚至可以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由于诗歌自身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诗歌翻译的要义就在于文化意境的传递。
郭沫若是我国杰出的翻译家，他的翻译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历程，涉及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一生著作译作不下二千万字，是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和世界文化名人。[2]在他的众多译作中，这首20世纪美国意象派著名女诗人艾米·洛威尔的诗作《俳句》的翻译收录在他的《英译诗稿》中。这首译作虽称不上是郭沫若的代表作，但它却体现了郭沫若高超的翻译手法，尤其在对原诗意境的处理方面，更是体现了郭沫若深厚的文化底蕴。
原诗： 译诗：
HOKKU 俳句
Ⅰ （一）
Night lies beside me， 夜睡在身边，
Chaste and cold as a sharp sword. 冰凉如一只利剑。
It and I alone. 它和我孤单。
Ⅱ （二）
Staying in my room， 留在房栊中，
I thought of the new spring leaves. 想到初春的葱茏。
That day was happy. 幸福的辰光。
Ⅲ （三）
When the flower falls， 花朵已凋零，
The leaf is no more cherished. 叶子再无人过问。
Every day I fear. 我每日耽心。
Ⅳ （四）
Laugh—it is nothing， 笑——不是天真，
To others you may seem gay， 在别人或许高兴，
I watch with grieved eyes.[3] 我颦着眼睛。[3]
下面将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俳句》中文化意境的处理。
一、浅化原诗的意象
在进行诗歌翻译的过程中，“有时无法达到表层和深层意义上的一致，这时只能采取妥协的办法，在不影响诗歌整体效果的前提下采取‘浅化法’，丧失一些特定的文化意义，只求传达深层内容的‘意美’，让读者能了解大意即可。”[4]
在第一小节中，译作省略了“chaste”的翻译。“chaste”可以解释为“正直的、高雅的”。原作中将“夜”拟人化处理，“睡”在“我”的身边，“夜”正是用它的“正直”、“高雅”刻意与“我”保持距离，所以才会“冰凉如一只利剑”。也就是说，“cold”是由“chaste”引出的。而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夜晚”一直较为固定地传达着寒冷、萧索甚至恐惧的文化意象，所以，对于中文读者来说，冰凉就是夜晚的一个特征，不需要用别的意象引出。因而，译作省略“chaste”的翻译是对原文文化意象的一个浅化。
这种对原作意象的浅化或省略不但是精准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此诗是对日本俳句的模仿作，而俳句本身有其内在的结构与韵律。俳句一般为三行，以五、七、五的节拍出现。此诗以一个英语单词来对应一个节拍，基本做到了五、七、五的节拍形式。而郭沫若在此所做的“浅化处理”不但符合中文的文化语境，并且在形式上也遵从了俳句的结构特征。
二、意象的等化对应
人类的文化“共核”决定了诗歌翻译中意象的等化处理是完全可能的。这样“不仅可以丰富译语文化，传播母语文化，而且为读者打开了另一扇窗，让他们‘知之’并‘乐知’。”[4]
在第二小节中，郭沫若并没有将“the new spring leaves”译为“新春的树叶”而代之以“初春的葱茏”。其实，“树叶”就是“葱茏”，“葱茏”就是“leaves”，“春天的树叶”这个意象在中西方的文化中都是指一派春和景明、郁郁葱葱的景象，也似乎可以让人体会到和煦春光的融融暖意。
此外，在第二小节中“That day was happy”中的“day”既可以指“某一段时光”也可以指“某一段时间”，而且在源语与目的语中这两种文化中的内涵是等值的，如果将其直译为“那天是幸福的”，不但从形式上无法与其他小节保持一致，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翻译不够精准且索然无味，破坏了译文的整体效果。郭沫若将“day”译为“辰光”可谓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辰光”包含“时间”和“时光”两种理解，将整句译为“幸福的辰光”，从形式上也达到了统一。
在第三小节中，译者将“fear”译为“耽心”。纵观此小节，“花朵的凋零”、“叶子的无人过问”是客观事实，不是“我”担心与否可以改变的，所以“fear”若译为“担心”是不合逻辑的。即便“花朵已凋零”、“叶子再无人过问”，从全文中也找不出使“我”天天觉得恐惧的原因，所以“fear” 译为“恐惧”或是“害怕”也不恰当。“耽”有“沉溺、入迷”的意思。真正使“我”沉溺、入迷的是第二小节中的“幸福的辰光”。即便到了萧索、凄凉的境地，“我”还依旧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这恐怕才是“我”日日所担忧的吧。“fear”与“耽心”之间在意义上不是直接对等，这也是在文化意象对等前提下的一种“替代”。
用“葱茏”替代“leaves”、用“辰光”替代“that day”、用“耽心”替代“fear”，这些都是在文化意象对等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替代不但保持了诗歌形式本身的短小简洁、字字珠玑，有效地传达了诗歌所要表达的意境与情感，而且以目的语这种读者熟悉的意象传达诗歌的韵味，目的语使读者更容易感悟和体会诗歌中抽象而深刻的精神，故也可以说是对原诗的一种补偿和升华。
三、深化原诗的意象
“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而直译又不容易使读者理解时，就可以在直译的基础上增加适当的理解性的词，把意思说得更清楚、明白些，深化原文表层上省略的成分，译出它的弦外之音。”[4]
在第四小节中，统观原诗不难看出，作者是想通过前三小节的层层铺垫为第四小节营造出一种凄凉、忧伤的意境，并且明示“笑”在别人看来是高興的事，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因为“我”是用“悲伤的眼睛看”。最后一句“I watch with grieved eyes”，郭沫若并没有将其译为“我以悲伤的眼睛看”而是代之以“我颦着眼睛”。这样翻译乍一看似乎与原诗并没有多大的关联，但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这其中另有真意。郭沫若在此化用了中文读者颇为熟悉的“西子捧心，东施效颦”这一文化典故。“颦”是指“皱着眉头”，当我们病痛、生气、伤心时，都会不由自主地皱着眉头，那么再结合原诗“颦着眼睛”就是“以悲伤的眼睛看”。译者以简练而含蓄的译法不但使译作形式统一，符合原诗含蓄的意境、凝练的笔法，更是对原诗意境的深化处理。
从诗歌本身的形式来看，很多文化意象的传达可能会用到篇幅较长的文字来解释说明，而“诗行的长短排列和标点符号本身构成了诗歌视觉上的节奏感”。[5]为了文化气息不太重的意象而破坏了这种视觉节奏，也会是一种憾事。所以，郭沫若的这一深化处理不但准确地再现了原意象的含义，而且从整体上与这首诗作的结构保持一致。
四、小结
诗歌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精美的心理产物，同时又蕴藏着丰富的深层文化信息，是研究人类文化历史不可缺少的素材。诗歌翻译是不同民族间深层次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歌集中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以，想要翻译好一首诗歌绝非易事。形式、内容、意境、文化传达无不在诗歌翻译的考虑之中。处理好诗歌中文化意象的翻译对译好一首诗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文化意象翻译不好，有可能导致整首诗的翻译“满盘皆输”。郭沫若的这篇译作，对所有译者来说不啻为优秀的范例。译者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文化意境的处理时才能翻译出“形神兼备”的佳作来。
参考文献：
[1]黄希玲.诗歌翻译中的文化传递[J].理论学刊,2003,(3):145-146．
[2]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3]郭沫若.英译诗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4]陶友兰.从接受理论角度看古诗英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J].外语学刊,2006,(1):93-97．
[5]黄忠廉.翻译本质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金明.英汉诗歌翻译中的文化因素[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S1):86-90．
[7]陈婷,韩蕾.诗歌翻译中的文化意象的处理[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101-104．
（责任编辑：李海静）
关键词：诗歌翻译；文化意境；意象
作者简介：曲拓（1982-），女，山东蓬莱人，西安電力高等专科学校基础教学部，助教。（陕西 西安 710032）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1）08-0198-02
诗歌是对一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凝练。因为“诗歌辞约义丰，诗歌用最简练的语言表达着人类最丰富的情感和世间最复杂的意象，这种情感和意象便构成了诗歌所特有的文化意境。诗歌中的意境通常为一个民族所特有，代表整个民族的独特的精神风貌。”[1]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诗歌翻译看作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两种文化之间不是所有的词都是等值的，并且一旦引入文化背景之类的因素，就有可能引起本质上的变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由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其语言的完全等值是难以实现的，更不用说诗歌这种特殊体裁的整体韵味了。”[1]所以，时常有人对诗歌的“可译性”提出质疑。但是，很多成功的诗歌翻译的例子证明：诗歌不仅能译，而且如果译法运用得当，不但能传达原诗的韵味，有时甚至可以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由于诗歌自身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诗歌翻译的要义就在于文化意境的传递。
郭沫若是我国杰出的翻译家，他的翻译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历程，涉及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一生著作译作不下二千万字，是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和世界文化名人。[2]在他的众多译作中，这首20世纪美国意象派著名女诗人艾米·洛威尔的诗作《俳句》的翻译收录在他的《英译诗稿》中。这首译作虽称不上是郭沫若的代表作，但它却体现了郭沫若高超的翻译手法，尤其在对原诗意境的处理方面，更是体现了郭沫若深厚的文化底蕴。
原诗： 译诗：
HOKKU 俳句
Ⅰ （一）
Night lies beside me， 夜睡在身边，
Chaste and cold as a sharp sword. 冰凉如一只利剑。
It and I alone. 它和我孤单。
Ⅱ （二）
Staying in my room， 留在房栊中，
I thought of the new spring leaves. 想到初春的葱茏。
That day was happy. 幸福的辰光。
Ⅲ （三）
When the flower falls， 花朵已凋零，
The leaf is no more cherished. 叶子再无人过问。
Every day I fear. 我每日耽心。
Ⅳ （四）
Laugh—it is nothing， 笑——不是天真，
To others you may seem gay， 在别人或许高兴，
I watch with grieved eyes.[3] 我颦着眼睛。[3]
下面将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俳句》中文化意境的处理。
一、浅化原诗的意象
在进行诗歌翻译的过程中，“有时无法达到表层和深层意义上的一致，这时只能采取妥协的办法，在不影响诗歌整体效果的前提下采取‘浅化法’，丧失一些特定的文化意义，只求传达深层内容的‘意美’，让读者能了解大意即可。”[4]
在第一小节中，译作省略了“chaste”的翻译。“chaste”可以解释为“正直的、高雅的”。原作中将“夜”拟人化处理，“睡”在“我”的身边，“夜”正是用它的“正直”、“高雅”刻意与“我”保持距离，所以才会“冰凉如一只利剑”。也就是说，“cold”是由“chaste”引出的。而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夜晚”一直较为固定地传达着寒冷、萧索甚至恐惧的文化意象，所以，对于中文读者来说，冰凉就是夜晚的一个特征，不需要用别的意象引出。因而，译作省略“chaste”的翻译是对原文文化意象的一个浅化。
这种对原作意象的浅化或省略不但是精准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此诗是对日本俳句的模仿作，而俳句本身有其内在的结构与韵律。俳句一般为三行，以五、七、五的节拍出现。此诗以一个英语单词来对应一个节拍，基本做到了五、七、五的节拍形式。而郭沫若在此所做的“浅化处理”不但符合中文的文化语境，并且在形式上也遵从了俳句的结构特征。
二、意象的等化对应
人类的文化“共核”决定了诗歌翻译中意象的等化处理是完全可能的。这样“不仅可以丰富译语文化，传播母语文化，而且为读者打开了另一扇窗，让他们‘知之’并‘乐知’。”[4]
在第二小节中，郭沫若并没有将“the new spring leaves”译为“新春的树叶”而代之以“初春的葱茏”。其实，“树叶”就是“葱茏”，“葱茏”就是“leaves”，“春天的树叶”这个意象在中西方的文化中都是指一派春和景明、郁郁葱葱的景象，也似乎可以让人体会到和煦春光的融融暖意。
此外，在第二小节中“That day was happy”中的“day”既可以指“某一段时光”也可以指“某一段时间”，而且在源语与目的语中这两种文化中的内涵是等值的，如果将其直译为“那天是幸福的”，不但从形式上无法与其他小节保持一致，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翻译不够精准且索然无味，破坏了译文的整体效果。郭沫若将“day”译为“辰光”可谓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辰光”包含“时间”和“时光”两种理解，将整句译为“幸福的辰光”，从形式上也达到了统一。
在第三小节中，译者将“fear”译为“耽心”。纵观此小节，“花朵的凋零”、“叶子的无人过问”是客观事实，不是“我”担心与否可以改变的，所以“fear”若译为“担心”是不合逻辑的。即便“花朵已凋零”、“叶子再无人过问”，从全文中也找不出使“我”天天觉得恐惧的原因，所以“fear” 译为“恐惧”或是“害怕”也不恰当。“耽”有“沉溺、入迷”的意思。真正使“我”沉溺、入迷的是第二小节中的“幸福的辰光”。即便到了萧索、凄凉的境地，“我”还依旧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这恐怕才是“我”日日所担忧的吧。“fear”与“耽心”之间在意义上不是直接对等，这也是在文化意象对等前提下的一种“替代”。
用“葱茏”替代“leaves”、用“辰光”替代“that day”、用“耽心”替代“fear”，这些都是在文化意象对等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替代不但保持了诗歌形式本身的短小简洁、字字珠玑，有效地传达了诗歌所要表达的意境与情感，而且以目的语这种读者熟悉的意象传达诗歌的韵味，目的语使读者更容易感悟和体会诗歌中抽象而深刻的精神，故也可以说是对原诗的一种补偿和升华。
三、深化原诗的意象
“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而直译又不容易使读者理解时，就可以在直译的基础上增加适当的理解性的词，把意思说得更清楚、明白些，深化原文表层上省略的成分，译出它的弦外之音。”[4]
在第四小节中，统观原诗不难看出，作者是想通过前三小节的层层铺垫为第四小节营造出一种凄凉、忧伤的意境，并且明示“笑”在别人看来是高興的事，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因为“我”是用“悲伤的眼睛看”。最后一句“I watch with grieved eyes”，郭沫若并没有将其译为“我以悲伤的眼睛看”而是代之以“我颦着眼睛”。这样翻译乍一看似乎与原诗并没有多大的关联，但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这其中另有真意。郭沫若在此化用了中文读者颇为熟悉的“西子捧心，东施效颦”这一文化典故。“颦”是指“皱着眉头”，当我们病痛、生气、伤心时，都会不由自主地皱着眉头，那么再结合原诗“颦着眼睛”就是“以悲伤的眼睛看”。译者以简练而含蓄的译法不但使译作形式统一，符合原诗含蓄的意境、凝练的笔法，更是对原诗意境的深化处理。
从诗歌本身的形式来看，很多文化意象的传达可能会用到篇幅较长的文字来解释说明，而“诗行的长短排列和标点符号本身构成了诗歌视觉上的节奏感”。[5]为了文化气息不太重的意象而破坏了这种视觉节奏，也会是一种憾事。所以，郭沫若的这一深化处理不但准确地再现了原意象的含义，而且从整体上与这首诗作的结构保持一致。
四、小结
诗歌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精美的心理产物，同时又蕴藏着丰富的深层文化信息，是研究人类文化历史不可缺少的素材。诗歌翻译是不同民族间深层次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歌集中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以，想要翻译好一首诗歌绝非易事。形式、内容、意境、文化传达无不在诗歌翻译的考虑之中。处理好诗歌中文化意象的翻译对译好一首诗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文化意象翻译不好，有可能导致整首诗的翻译“满盘皆输”。郭沫若的这篇译作，对所有译者来说不啻为优秀的范例。译者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文化意境的处理时才能翻译出“形神兼备”的佳作来。
参考文献：
[1]黄希玲.诗歌翻译中的文化传递[J].理论学刊,2003,(3):145-146．
[2]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3]郭沫若.英译诗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4]陶友兰.从接受理论角度看古诗英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J].外语学刊,2006,(1):93-97．
[5]黄忠廉.翻译本质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金明.英汉诗歌翻译中的文化因素[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S1):86-90．
[7]陈婷,韩蕾.诗歌翻译中的文化意象的处理[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101-104．
（责任编辑：李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