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沽湖位于中国云南和四川两省的交界处，在周围的群山中生活着很多摩梭人。几百年来，他们的“走婚”习俗、家庭制度一直让外来的游客和学者感到困惑和着迷。
　　1265年，马可·波罗途经摩梭人的地盘，后来，他写道：“他们丝毫不反对让一个外国人，或者任何人，用他喜欢的方式对待他们的妻子、女儿、姐妹或他们家里的其他女子。他们会认为这是大大的好事，就是说，他们的神祗和偶像会保佑他们，给他们带来财运。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慷慨大方地用自己的女人招待外国人。”波罗不无调侃地说：“很多时候，外国人能和一个傻帽的妻子在床上鬼混三四天。”
　　作为一个大男子主义的意大利人，波罗完全不理解摩梭人家庭结构的性质。他错误地认为，女子的性是由男人控制的商品，而事实上，摩梭制度最令人震撼的特点就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分男女，都会英勇地保卫自己的性自主权。
　　摩梭人称自己的这套安排为“色色”，意思是“走動”。一如既往，绝大部分人类学家都没有看到本质，将摩梭制度叫做“走婚”，并将摩梭人拉入他们包罗万象的“婚姻”文化清单。摩梭人自己不同意如此解释他们的制度，杨二车娜姆说：“随便你怎么想象吧，色色都不是婚姻。”杨本人是摩梭妇女，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讲到她在母亲湖畔度过的童年时光。“所有的色色都是走访，不涉及婚约婚誓，没有彩礼嫁妆，无关抚养儿童，也不期待忠贞不渝。”摩梭人的语言中没有词汇表示丈夫或妻子，双方用一个词“阿注”，意思是“朋友”。
　　摩梭人是母系农耕社会，家庭的财产和姓氏由母亲传给女儿（们），所以家庭事务以女性为核心。当女孩子成年，大约13或14岁时，开始有自己的卧房（称“花楼”），房间面对内院和临街各有一扇暗门。谁能通过暗门进入姑娘的花楼，完全是姑娘自己做主。唯一的戒律是，姑娘的客人必须在日出之前离开。第二天晚上，她可以让另外的男子进花楼，也可以还是昨夜的老情人，全凭她自己的喜好。谁都不期望对方山盟海誓，如果她怀了孩子，她会在母亲的家里养育孩子，有兄弟和整个村庄帮助她。
　　杨二车娜姆对童年的回忆，让人想起马里多马·帕特里斯·索梅在非洲乡村的童年。杨二车娜姆说：“我们孩子们随心所欲地乱跑，从一个人家冲进另一个人家，从一个村子冲进另一个村子，母亲们从来不操心我们的安全。每个大人都会关照孩子，每个孩子也都会尊重大人。”
　　摩梭人的两性关系的特点，是将个体男女的自主放到了几乎神圣的地位。从他们的观点看，向对方发誓忠贞或要求对方忠贞才让大家感到可耻。摩梭人觉得发誓忠贞不渝的做法实在很不得体———这分明是企图讨价还价或者是寻求交换。摩梭人的两性关系是单纯的个人结合。摩梭人认为公开表达嫉妒是一种寻衅，是冒犯了另一个人的神圣的自主权，因此将遭到嘲弄和羞辱。
　　旅游作家辛西娅·巴尼斯在2006年访问了泸沽湖，发现摩梭人的古老生活方式仍在持续，虽然现在要面对中国游客的压力了。这些游客和750年前的马可·波罗一样，将摩梭女性的性自主误认为是卖淫。她说：“我想到我父母苦涩的离婚，想到了童年伙伴们因为妈妈或爸爸决定和其他人睡觉而霎那间倾覆的世界。泸沽湖，也许算不上是女儿王国或者家庭王国———至少政客和宣传家不来这里骚扰，没有人喋喋不休地谈论‘家庭价值’。这里没有常见的‘破碎的家庭’，没有让社会学家苦恼的‘单身母亲’，当父母分手的时候，也不会发生经济困窘或难堪。在一众男女亲眷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摩梭女孩），大方而自信……当她加入舞蹈行列，邀请男孩子进入她的花楼，这将是为了爱情或者情欲，或者不管人们叫它什么，反正是人们受激素驱动，干得气喘吁吁的事情。她不需要那个男孩子———或者其他任何人———为她置办房屋，组织‘家庭’。因为她知道，她已经永远地拥有这两样东西。”
　　在未来的日子里，摩梭人的爱情方式和性生活方式也许会被外界的巨大压力彻底毁灭，但在同时，只要他们顽强地存在，他们就是人类性行为标准叙事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骄傲的、不可否认的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