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从高处俯冲而下,一眼望去,恍若天堂的门口。无论你是不是信徒,都会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所震慑。
　　尽管此情此景无人有缘相见,却能引领你触摸最隐秘的灵魂。这也许是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一生最不超现实的作品,是他留给世俗最真诚的性灵影像。
　　现实中的达利行事古怪、自我炒作、登峰造极。每天早晨醒来,都在体验一种极度的快乐,那就是成为达利的快乐。“我与疯子的惟一不同在于我没疯”。这是达利最癫狂的宣言。
　　如此乖张的人怎么会皈依天主教?达利在世时有关信仰的质疑从未间断过。晚年的达利在接受一次采访时承认:我相信上帝,但没有信仰。其实达利有怎样的信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浩瀚的虚无中、繁华的孤独里、无端的焦虑时,谁能拯救心灵的危机?达利的《十字架上的圣约翰基督》,像黑暗里的一束光,抚慰着我们脆弱的心。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有过一次著名对话,收录在《展望21世纪》里。谈到“世界末日论”时,池田大作认为:“现代人类灭绝论更孕育着一种恐怖,是害怕在物质丰富中灭绝。现代人在肮脏的富裕当中受到一种新的意义上的饥饿,即精神饥饿的威胁。”汤因比言辞更犀利:“我们所面临的人为的各种罪恶,都起因于人的贪欲性和侵略性,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产物。因此根治这些罪恶的办法必须从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去寻找。”
　　2000多年前的孟子对罪恶早有预见性。他拜见梁惠王,王说:“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将怎样为我的国家谋利?”孟子答:“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如果大王说为国谋利,大夫就会说为家谋利,老百姓跟着为己谋利,结果上下争利,国家就危险了。”司马迁写到这段文字时,明白指出:利,是一切祸害的根源。
　　被称为“男人的圣经,那里面包含了全部智慧”的《教父》,主人公有一段露骨的忏悔“我这一生,在社会上力争上游,高高在上的事总是合法正当的,但我攀得越高却越发现卑鄙。”教父为了不成为弱者,不成为大人物手中的玩偶,不惜采取极端手段。
　　首富黄光裕揭盅在即,过去的一年,随着利益链一层层发酵,涉足黄案的关系网逐渐廓清,官员、巨贾、警员、亲人其复杂程度像一出中国版“教父”。而几个月前站在重庆法庭上受审的渝强实业董事长黎强,其发家史也被形容为“教父”,他涉黑罪名达九项。黄光裕和黎强同样出身寒微,同样搭上中国经济快车,同样广积政商人脉,同样将自己和亲近的人置于危险境地。他们精心编织的关系网,最终没能拯救他们,反而越纠结,结越紧,直至成为死扣。
　　有一个传说:一只蝎子要过河,但不会游泳,只好求助乌龟背它过河。乌龟知道蝎子有毒,就说:“路上你蛰我怎么办?”蝎子说:“蜇死你我会被淹死。”乌龟觉得有理,就答应了,可是游到河心,蝎子还是蛰了乌龟一口,于是一起沉到水里。乌龟临死前问:“明知道蜇了我你也会死掉,为何还要蛰?”蝎子说:“我是情不自禁”。所谓人性和魔性或许是满足欲望的两个心路,人性通过自我奉献实现,魔性则通过自我坚持实现。
　　为了顺应时代急速的发展,人们陷入被动的生活方式,忽视心性的培养。当“你偷菜了吗?”成为大江南北的流行语,当开心农场成为年轻人炙手的游戏,我不知道“偷”的文化大行其道,是小题还是大作?“教父”们如果是“大偷”,关乎正义;“小偷”们虽没伤害到谁,但关乎心智。
　　曾跟作家张抗抗聊天,评价知青,她说了句一辈子忘不了的话:“那个时代不可避免地被人整,也整别人”。这个时代,被人“偷”,也“偷”别人,就真的开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