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企业已经硕果累累，再来制度化，就太晚了……
　　而对恶的诱发与纵容，善也是恶。
　　
　　我作为创办民营企业20年的过来人，也亲身经历过亲情反目之痛，深切感受到这个案例折射出了我们这个社会身处转型期的不成熟。
　　
　　谁辜负了信任？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案例里，企业已成立4年了，谁是股东大家竟都没问过！这里，信任代替了制度，信任代替了手续，信任代替了一切……信任也埋下了祸根。而这种依靠信任来维系运营，在我们很多企业里是普遍存在的。
　　为此，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所谓制度，其本质就是不信任！”在西方，即便父子之间，也是先谈条件先砍价钱，然后再修理后院草坪。为什么他们现在会这样？是因为他们过去在转型期也吃过太多这样的亏。因而在转型期，我们付出惨痛的代价，也是必然的。
　　但中国还处于转型期，不可能完全像西方那样做。因此，我的观点是：在企业还小的初创阶段，我们要做到“制度亲情化”；在企业壮大后，我们就要做到“亲情制度化”。
　　对此，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但宁可超前也不要滞后。太超前地做制度，在中国文化土壤里，不仅影响效率，而且会“冷”很多人的心。我当年一个分公司总经理，本来一腔热血信誓鞍前马后，结果我當时一说“信任是相对的，不信任是绝对的”，他伤心得差点辞职不干了。
　　但如果制度化滞后了，更惨！很简单，你开始再怎么“见外”，父子之间也不会像这个案例里那样行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啊！而等到企业已经硕果累累了，你再来制度化，就已经太晚了……所以说，宁早勿晚，超前的成本还是比滞后低。
　　
　　谁诱发了贪念？
　　
　　当然，制度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在制度、法律之上，每个人都应该遵守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每个人都不能冲破社会公认的基本道德底线，和基本信任底线。本案中，法院对承认父亲25%股权的判决，也体现了这种精神。而老三连这一点都不承认，肯定已经冲破这一道德底线。
　　但这里，我们简单地批判老三的道德低下，也不恰当。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哪些人，哪些事，诱发、纵容了他的恶。而这些人，都要共同为这一悲剧负责。因此，我认为：本案的老爸、老二、老四，也都有责任。而制度化，则能最大程度地规避这种恶的诱因。
　　这里，我想对心灵最受伤的父亲说：对于不涉及历史、不影响未来的小事，你可以超然；但对涉及历史、影响未来的大事，必须要负起责任来。能作为而不作为，一概放任，就是不负责任。比如：大画家毕加索，垂垂老矣、家财万贯却不留下遗嘱，结果导致后代为财争斗，最后全族绝后！这就是不负责。
　　老二，同样难辞其咎。他在案发前对老三的“引诱”，在案发中对全家的沉默，都是不负责任的。而老四，事前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应知情的毫不过问，也是一种恶的诱因，事发后又用破坏的手段，激化了矛盾，终至不可收拾。
　　对老三，我想说：我们必须时刻心悬一根“公平”绳。只有公平了，你才能心安，甚至才能身安。如果太不公平，即便法律上无可挑剔，人们也会选择法律之外的方式做出反应，而代价还要自己承担。本案中，老四绝望搞破坏，最后企业没了，就算拥有200%的股权，又有什么意义？更不用说自此与全家的对立与孤立。人一旦被贪念笼罩，是异常危险的。
　　（本文作者系百龙集团董事长。本文根据录音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化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