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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节，是指一个人晚年的节操，有时也指在一项事业中的最后表现。现在讨论晚节，是因为有些领导干部晚节不保，这方面的教训与悲剧太多太沉重了。
一、不容忽视的“59岁现象”
有人把领导干部晚节不保的问题称为“59岁现象”，也有人认为，各个年龄段的领导干部都有违纪犯罪的事实，“59岁现象”的命题并不科学。但临近退休前后违纪犯罪的领导干部逐渐增多却是不争的事实。2014年2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法治蓝皮书》指出：“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公布的案件数据，被查处公职人员年龄最大的64岁，最小的39岁；其中，51至6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59岁现象明显’。”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近年来的反腐败风暴中，被打掉的省部级“老虎”有50%属于59岁左右的年龄。例如，今年刚刚落马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都是59岁左右；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都是59岁；公安部党委原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都是58岁。可见，“59岁现象”确实存在。
此外，“59岁现象”还有另一种表现，就是在一些党政机关，有个别即将退休的领导干部，对工作消极对待、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无所事事，作风散漫、不负责任，争名夺利、不甘人后，滥用职权、不重晚节。
对于肩负公仆职能、掌握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晚节问题绝非个人私德，而是攸关党的执政大计。一旦党员领导干部晚节不保，不仅自己不得善终，党的形象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会遭受损害。
二、晚节不保的根源在于理想信念失落、权力监督不到位
对于“59岁现象”出现的原因，见仁见智。
有人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不到位，使收入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是产生“59岁现象”的重要原因。眼下，国家公务员与其他社会经济群体（特别是国企、民企、私企管理人员）的收入差距比较大，使得许多长期以来两袖清风、清贫度日的领导干部心里感到不平衡。在他们看来，自己在经济上寻求一些额外的补偿，也就是“添水万担、用水一瓢”而已。心态上失衡，行动上就会追逐一种错误的解决方式，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着大权在握，不捞白不捞，结果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也有人认为，时下党政官员在职与离职间生存状态的差距过大，是导致晚节不保的重要原因。对长期与权相伴的领导干部而言，越是临近退休，越容易有一种丧权的危机感。在职时的前呼后拥、大权在握与退休后的“门庭冷落”，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巨大落差，难免使其对手中权力恋恋不舍。有的为了继续发挥影响力，临退前千方百计地任人唯亲唯近。不得不退了，就到一些企业或社会组织变相兼职，继续谋取利益。
这些看法都有其合理之处，但笔者认为，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品德修养和干部制度、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原因更具根本性。
理想信念是领导干部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这个“总开关”一旦出了问题，后果可想而知。很多领导干部身陷囹圄后，进行忏悔时大都认为思想失守，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背弃了理想信念，是走上犯罪道路的开端。
此外，一些地方任人唯亲、带病提拔现象的屡禁不止，反映了在干部选任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公共权力被滥用，则反映了权力监督方面的不到位。没有严格的权力监督制度，任何年龄段的领导干部都会有腐败问题发生，而职位越高、资格越老就越容易出事。例如，泰安市委原书记胡建学曾说：“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有人管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也曾说：“我当上副省长后，就好像小猫关进牛圈里，天马行空，来去自由。”这些话清清楚楚地表明了在对重要干部的监管方面，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特别是对年龄偏大、即将退休的干部，很多单位的管理都比较松散，对他们的散漫作风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放任自流；而对已经退休的干部，在组织管理、关心照顾方面更是有心无力或无心也无力。
三、以什么样的节操面对“夕阳时刻”
人总是会老的，以什么样的节操面对“夕阳时刻”的到来，大致可有三种选择：一种是顺其自然，如行云流水、日出日落般达到终点；一种是老当益壮、愈加奋发，凭丰富的经验与智慧，谱写新的人生篇章；一种是放弃几十年的信仰操守，逐名逐权逐利，最后身败名裂，不得善终。我们应当引导党员干部作出第二种选择，摒弃第三种选择，至少保持第一种选择。
要加强党员干部特别是即将退休的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实践证明，真正有理想信念的共产党人是不会产生“59岁现象”的。孔繁森、杨善洲等共产党人用一生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坚守理想信念与做一名好公仆之间的关系。因此，解决各年龄段的腐败问题包括“59岁现象”，必须强调理想信念，强调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人到晚年应知足常乐。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句话就是告诫人们，人到晚年不可有贪心，要得当有度，得当有节。业绩上多和先进模范人物比比，生活条件上多与前辈和老百姓比比，心里也就少了许多不平衡。总之，要靠党性修养建立晚节防线，永葆共产党人的纯洁性，真正做到善始善终。
要加大制度预防的力度，完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等预防措施。要以加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化。对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要加强监督，切实发挥巡视和审计的功能，不仅要监督他们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还要加强在用人和“三重一大”方面的决策与实施方面的监督，有效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
要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切实解决现行干部制度和权力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对于重大的人事任免或“三重一大”的决策和实施，如果出现重大失误或漏洞，无论退休与否，都要追究当事人、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的责任。不能因为退休退职就逃避责任、逃避惩罚。要切实解决现行干部制度和权力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还要把笼子扎牢扎密，使人无空隙可钻。同时，尽快解决各行业干部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解决好离退休干部的日常管理和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
要加强和改进对即将退休干部和已退干部的组织管理工作。既要根据他们的年龄特点，在工作生活上关心照顾他们，又要在各方面对他们严格要求，使他们保持饱满的工作热情和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成为年轻干部、中年干部的楷模，发挥好老干部的传帮带作用。
（责编/傅建芬）
一、不容忽视的“59岁现象”
有人把领导干部晚节不保的问题称为“59岁现象”，也有人认为，各个年龄段的领导干部都有违纪犯罪的事实，“59岁现象”的命题并不科学。但临近退休前后违纪犯罪的领导干部逐渐增多却是不争的事实。2014年2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法治蓝皮书》指出：“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公布的案件数据，被查处公职人员年龄最大的64岁，最小的39岁；其中，51至6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59岁现象明显’。”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近年来的反腐败风暴中，被打掉的省部级“老虎”有50%属于59岁左右的年龄。例如，今年刚刚落马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都是59岁左右；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都是59岁；公安部党委原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都是58岁。可见，“59岁现象”确实存在。
此外，“59岁现象”还有另一种表现，就是在一些党政机关，有个别即将退休的领导干部，对工作消极对待、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无所事事，作风散漫、不负责任，争名夺利、不甘人后，滥用职权、不重晚节。
对于肩负公仆职能、掌握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晚节问题绝非个人私德，而是攸关党的执政大计。一旦党员领导干部晚节不保，不仅自己不得善终，党的形象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会遭受损害。
二、晚节不保的根源在于理想信念失落、权力监督不到位
对于“59岁现象”出现的原因，见仁见智。
有人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不到位，使收入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是产生“59岁现象”的重要原因。眼下，国家公务员与其他社会经济群体（特别是国企、民企、私企管理人员）的收入差距比较大，使得许多长期以来两袖清风、清贫度日的领导干部心里感到不平衡。在他们看来，自己在经济上寻求一些额外的补偿，也就是“添水万担、用水一瓢”而已。心态上失衡，行动上就会追逐一种错误的解决方式，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着大权在握，不捞白不捞，结果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也有人认为，时下党政官员在职与离职间生存状态的差距过大，是导致晚节不保的重要原因。对长期与权相伴的领导干部而言，越是临近退休，越容易有一种丧权的危机感。在职时的前呼后拥、大权在握与退休后的“门庭冷落”，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巨大落差，难免使其对手中权力恋恋不舍。有的为了继续发挥影响力，临退前千方百计地任人唯亲唯近。不得不退了，就到一些企业或社会组织变相兼职，继续谋取利益。
这些看法都有其合理之处，但笔者认为，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品德修养和干部制度、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原因更具根本性。
理想信念是领导干部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这个“总开关”一旦出了问题，后果可想而知。很多领导干部身陷囹圄后，进行忏悔时大都认为思想失守，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背弃了理想信念，是走上犯罪道路的开端。
此外，一些地方任人唯亲、带病提拔现象的屡禁不止，反映了在干部选任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公共权力被滥用，则反映了权力监督方面的不到位。没有严格的权力监督制度，任何年龄段的领导干部都会有腐败问题发生，而职位越高、资格越老就越容易出事。例如，泰安市委原书记胡建学曾说：“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有人管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也曾说：“我当上副省长后，就好像小猫关进牛圈里，天马行空，来去自由。”这些话清清楚楚地表明了在对重要干部的监管方面，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特别是对年龄偏大、即将退休的干部，很多单位的管理都比较松散，对他们的散漫作风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放任自流；而对已经退休的干部，在组织管理、关心照顾方面更是有心无力或无心也无力。
三、以什么样的节操面对“夕阳时刻”
人总是会老的，以什么样的节操面对“夕阳时刻”的到来，大致可有三种选择：一种是顺其自然，如行云流水、日出日落般达到终点；一种是老当益壮、愈加奋发，凭丰富的经验与智慧，谱写新的人生篇章；一种是放弃几十年的信仰操守，逐名逐权逐利，最后身败名裂，不得善终。我们应当引导党员干部作出第二种选择，摒弃第三种选择，至少保持第一种选择。
要加强党员干部特别是即将退休的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实践证明，真正有理想信念的共产党人是不会产生“59岁现象”的。孔繁森、杨善洲等共产党人用一生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坚守理想信念与做一名好公仆之间的关系。因此，解决各年龄段的腐败问题包括“59岁现象”，必须强调理想信念，强调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人到晚年应知足常乐。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句话就是告诫人们，人到晚年不可有贪心，要得当有度，得当有节。业绩上多和先进模范人物比比，生活条件上多与前辈和老百姓比比，心里也就少了许多不平衡。总之，要靠党性修养建立晚节防线，永葆共产党人的纯洁性，真正做到善始善终。
要加大制度预防的力度，完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等预防措施。要以加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化。对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要加强监督，切实发挥巡视和审计的功能，不仅要监督他们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还要加强在用人和“三重一大”方面的决策与实施方面的监督，有效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
要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切实解决现行干部制度和权力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对于重大的人事任免或“三重一大”的决策和实施，如果出现重大失误或漏洞，无论退休与否，都要追究当事人、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的责任。不能因为退休退职就逃避责任、逃避惩罚。要切实解决现行干部制度和权力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还要把笼子扎牢扎密，使人无空隙可钻。同时，尽快解决各行业干部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解决好离退休干部的日常管理和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
要加强和改进对即将退休干部和已退干部的组织管理工作。既要根据他们的年龄特点，在工作生活上关心照顾他们，又要在各方面对他们严格要求，使他们保持饱满的工作热情和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成为年轻干部、中年干部的楷模，发挥好老干部的传帮带作用。
（责编/傅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