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眼下最出名的举报者，非《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莫属。2012年12月6日，罗昌平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对他人恐吓威胁等问题。刘铁男本人尚未回应，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即向記者表示，上述消息纯属污蔑造谣，并称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一语刚出，就引起了舆论的声讨，而对刘铁男的举报是否属实，人们也拭目以待，等待纪检部门有一个权威的说法。终于，在漫长的几个月的等待后，2013年3月27日，刘铁男不再任能源局局长，2013年5月，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8月8日，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刘铁男开除党籍处分；经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决定给予其行政开除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罗昌平当天发出微博：“刘铁男案所涉贪腐已超出我的实名举报。”8月9日，他又在微博上向曾称其举报为污蔑造谣的国家能源局隔空喊话：“国家能源局欠我一个道歉，我能要吗？怎么要？”
　　由于罗昌平的实名举报，一名副部级高官最终被拉下马。我们向罗昌平这样的反腐斗士们致敬！刘铁男案告诉我们：反腐败必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群众监督官员。
　　我国在长期的反腐败实践中，探索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工作格局。应当说，这一工作格局在现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在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力度、广度和深度方面做得还不够，群众监督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明显。为此，党的十八提出，要“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可谓是抓到了问题的要害。
　　纵观国内外腐败治理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莫不是依靠民众来监督权力，从而达到腐败治理的目的。以中国香港为例，素有“廉洁之都”之称的香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是一个腐败盛行的社会。当时的香港，病人到医院看病，要给医院职工“打赏”才能得到一杯开水。商人更是把贿赂视为促成生意的一种必要手段。面对这种情况，香港政府充分发动民众，让民众监督权力，最终使香港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具体做法很多，比如香港廉政公署作为香港专门反贪机构，下设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会关系处，其中社会关系处就专门负责宣传、发动、教育市民参与反贪，营造全民反贪、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氛围。再比如，香港建立了一系列方便群众监督的制度，其中最典型的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02年8月，在时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申报的财产清单中，连家里一包花生米都不放过。2003年3月，时任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因购买汽车没在规定时间内申报，被媒体曝光，最终被迫辞职。
　　腐败问题的社会性和隐蔽性，决定了反腐败如果没有社会的参与和群众的支持，反腐败的道路只会越走越窄。腐败问题的解决，最终要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依靠广泛而有效的民主监督。在当前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现实困境下，面对那些隐藏很深的贪官，单靠有关职能部门的单打独斗，恐怕是杯水车薪，效果也不尽如人意。要破解现实困局，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让人民监督权力，让群众监督官员。这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而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和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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