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王铮任深圳中学校长期间，围绕以培养“杰出公民”这一新范式目标，进行了以学生自主管理、增强学生服务他人、社会责任感、体验自由为目标的学生管理模式改革和以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为目标的教育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深圳中学“杰出公民”改革探索中，王铮展现出求真务实、充分的人性自觉、巨大的道德勇气等人格精神。深圳中学的改革实验启示我们：教育改革空间的大小是人为的，重点中学都可实质性地进行教育改革。
关键词：公民教育；深圳中学；教育改革；杰出公民；王铮；独立人格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3）11-0008-05
王铮时代的深圳中学（以下简称深中）是当代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先锋。重温深圳中学以培养杰出公民为目标的改革措施，体认其改革成就，彰显改革主导者王铮的人格精神，揭橥深圳中学的改革对更广泛实施教育改革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对推动我国教育改革应是一种有益之举。
一、王铮时代的深圳中学教育改革实践
2002年11月，深中新任校长王铮将学校培养目标修改为：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期望学生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正好，2003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发了《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方案》。自此，我国自1949年以来的第八轮基础教育课程及教学改革全面展开。于是在2003年9月，王铮宣布在高中部全面推行课程改革，并很快推出了精心准备、令人耳目一新的选课制、走课制、单元制、导师制、学长团等改革举措。由此，深中启动了以新课程及教学改革为平台的公民教育改革实践。
为把课程改革的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的目标落实到位，实现“以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为本”，深中首先在高中学生中推行选课制、走课制。所谓选课制，即按国家课程规定的八大学科全面开设必修、选修课程，同时开设校本选修课程，同一学段的学生，修习的课程内容可以不一样；同一模块，学生修习的先后顺序可以不一样；每个学生在不同学段都有自己的课表。与选课制同时诞生的是“走课制”，即学生上同一门课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班、选老师上课。
为保障选课制、走课制的有效实施，更是为了调动学生自主管理的积极性，深中出台了导师制、单元制、学生辅导中心三大举措。
导师制即取消原来的班主任设置，尝试教学班与行政班脱离。每个班级安排两名导师，每位导师负责一个班级一半学生的基础管理与教育工作，目的是为学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和服务。
单元制即将高中部20个班分为7个单元，每个单元由高一、高二、高三各一个班组成，形成传、帮、带格局。每个单元有150名学生，设有学生单元长，配有6位导师。同时，还组建了单元内阁，内阁成员全部由学生选举产生。
针对导师制和单元制实施后学生管理过程中遇到的不同问题，2004年，深中组建了由学校教师做指导师的学生辅导中心。辅导中心的主要工作包括：开设校本辅导课程，提升学生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规划能力；为学生提供心理辅导、选课指导、生涯规划指导和培训班干部。在培训班干部方面，由学生辅导中心每学期定期对学生干部进行封闭式训练，培养班干部的团队精神、合作意识及领导力。
在深中，打扫卫生、集体活动、学生会选举、社团换届、大型学生活动等皆由学生自主完成。只有在出现同学不配合调座位、值日、文化宣传等班级事务性工作时，学生辅导中心才会出面协调。
这样，学校教师就由管理者转换为“顾问委员会”的角色，而学生作为管理的主人，在尊重、信任、鼓励的环境中，“自己说服自己，自己感受自己……”，自觉形成责任、自制、真诚、公正、合作、宽容、友爱等价值观，成为能够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
另外，深中还有一个十分有活力且完全由学生主导的“民间组织”——社团联盟理事会。社团联盟由话剧社、动漫社、机器人社等25个社团组成，其中，规模最大的义工联成员多达250人。社团联盟理事会分为五部分：活动策划、宣传、管理、财务、赞助联络。每部分工作由一位理事负责。社团联盟理事会完全自主，独立地承担、完成全部深中的课外、校外活动。例如，学校每年举办的足球赛，均有数十场赛事，但上千人的体育盛会，策划、组织、宣传、拉赞助、定赛场、组织拉拉队等数十个环节，全部由学生主导的社团联盟理事会自主、独立完成。
2004年7月，在学生辅导中心的直接推动下创建的学长团，也是深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学生自主管理组织。它由50至80名优秀高二学生组成，目的是帮助新生适应校园生活，建立班集体，形成班级文化。每学年末进行新学长的竞选，任何深中学生只要符合学长要求，均可申请加入学长团。
在深中以培养杰出公民为目标的所有改革举措中，令人印象最深的要数由学生创办的《涅槃周刊》杂志（以下简称《涅槃》）。《涅槃》是深中学生自采、自编、自制的一份刊物。谈及创办《涅槃》的最初想法，16岁的罗亦龙表示：不是为了逞威风，而是想表达。[1]
《涅槃》共设置了四大板块：聚焦、人物、文化、观点。其中，观点板块的定位是唤起人们的责任意识，带动一届届中学生来关注社会；它的基本信条是独立、理性、客观、公正。那么如何保证观点独立呢？《涅槃》通过办刊经费独立来确保“观点独立”。《涅槃》从一开始就坚持自费办刊，因为《涅槃》的主创人员认为，只有拒绝学校的资助才能保证绝对的独立。一开始，它的经费来自主创人员父母的支持，后来通过收取订阅费的方式来解决办刊经费问题。时任周刊副主编罗晓韵是初创时唯一年满18岁的学生，大家决定，由她在银行开设账户，并负责记账。
创刊之际，《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Ian Johnson正好到深中采访，于是，《涅槃》记者借机向这位2001年普利策奖获得者取经。Ian Johnson建议：最重要的是本地化，多写校园新闻，而对于国内的其他新闻，则要保护个人观点的独立化，并用学生的全新视角来看待和解读。这篇对Ian Johnson的专访就登在《涅槃》的创刊号上。一同刊登的，还有对时任校长王铮的专访。在访问中，《涅槃》记者提出了“招生分数下降”“校长为什么要离任”“团委学生会如何改革”“校长实名推荐制如何进行”等问题，甚至要求：校长是否可以考虑给《涅槃周刊》一个工作室。王铮没有辜负学生的期望，他给《涅槃》提供了不一般的工作空间。2010年2月24日出版的第4期《涅槃》上刊登了《Google宣布退出中国大陆》的专题报道，以学生的视角分析了这件事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和自己的理解。陕西某女生在体育中考中猝死，《涅槃》便讨论“谁谋杀了体育中考”。第25期则深入“围观”了深圳大运会，不仅讨论了大运会背景下的城市面子工程，还描述了运动会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甚至用一整版刊登了一张贴在小区里的通知，上面集中反映出官方要求市民如何配合大运会，约束自己生活的案例。当学校“校长助理小组”的工作有了问题时，它批评“校长助理小组”是人治大于法治。王铮离任后，《涅槃》还组织讨论了离任的王铮校长与继任校长的教育理念之异同，以及由此给深中带来的影响。深中学生对《涅槃》有着近乎宗教般的敬仰，因为他们认为《涅槃》是自己的代言人。 二、深中的教育改革成就
深中前后长达8年以培养杰出公民为目标的改革探索，受到广泛关注。虽有许多争议，但人们更多地是将它视为我国当代公民教育的先驱，是在3000未成年人身上进行的公民试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发挥了促进我国经济开放改革的窗口示范作用；而21世纪发生在深中的公民教育改革实践，是深圳在我国树立的又一面最为鲜亮的旗帜，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相较深圳以往敢为天下先的改革行为，深中的公民教育改革实践更具根本性、核心性。它对我国教育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进而整个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更具示范、启发意义。
深中的教育改革，受惠最大的是学生。它让学生体验了自由，成就了学生作为合格公民的平等精神，法治观念，独立、民主人格，热忱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提升了对自然和社会、他人的责任感和尊重、关爱等方面的素养。
一名由福田区某初中升入深中的李如嘉同学说：“深中让人最向往的地方是，自由，不压抑，没有人需要让我怕，我也不怕任何人，包括校长王铮。”[2]她说与初中相比，在深中，约束少了，空间大了，选择多了。
高二（5）班学生曹迪说：“从处处有人呵护、照顾、管教，一下子变成我的地盘我做主，就像圈养许久的鸟突然飞出了禁锢。”[3]
在考上中山大学的罗广彦同学看来，在深中的最大感悟就是启蒙了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意识。比如，要不要穿校服，没有统一定规，学生可以选择穿，也可以选择不穿。“以前是学校说什么就要乖乖服从，没想过这样的行为合不合理，在深中我就会行使自己的权利，保证自己的权利不被损害。”“学校言论风气很自由，但我们学会了尊重他人和尊重异议，你可以表示不同意，但是不能党同伐异，人身攻击。”[4]
2008届毕业生张婧婧回忆在深中学习的三年说，深圳中学的人文素养课程熏陶出她的法律意识与公民意识，在社会实践中成就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中给予了她自由，“这种自由，不只是丰富的社团活动，不只是多元的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人生拥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从而珍惜宝贵的选择权，去勇于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5]
对于《涅槃》的公民教育成效，一位学生家长读过《涅槃》后，评论道：“读‘涅’寥寥数笺，令处身士林的我感慨：弱冠之子，竟有这等胸怀和才气……。”[6]
言辞犀利的深中语文老师王赫在评价《涅槃》时说：“《涅槃》是深中学生对公民社会的新闻自由、公民特质、平等观念、关注生活、服务社会等价值认同的集中体现。”[7]
而在笔者看来，对中国现代史上舆论悖兴年代有所了解的人，一定会说《涅槃》就是维新时期梁启超、汪康年等创办的《时务报》，就是清季新政时期各类民办报纸、杂志，就是“五四”前后“社会”大放异彩时期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新潮》《国民》《国故》和陈独秀、胡适领衔的《新青年》。它为造就新社会的新人而生，它是培养公民的生机勃勃的园地，它让我们领略了何为媒体育人。《涅槃》的作为，真让我们为现今我国大学的“某某大学报”之类的报纸感到汗颜。这类报纸皆为学校事务的报道和随便能查找到的知识性文章，几乎完全缺乏对学校管理工作和社会的参与性介入。
三、校长王铮的人格精神
1. 王铮是求真务实者
当年，王铮刚在深中将学校的培养目标确立为培养杰出公民时，大多数老师并不看好王铮主导的改革。后来随着改革的推进，有一位对深中的改革一直持反对意见的老师抱怨道：“不就是一个口号？当时我们认为，每一届领导都会提一个口号，没想到王诤把我们骗了，他来真的！”[8]这位老师抱怨的原因是言行一致的王铮颠覆了他对言真行假的形式主义的预期。王铮不像只会提口号的校长，说一套，做一套，他言行一致，求真务实。
2. 王铮有着充分的人性自觉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王铮多次讲道，学生是人，要把学生当作人来培养。
王铮认为，一所好学校，尤其好高中，升学率高甚至学生能考上知名大学都不是教育的本真意义，不是学生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而是功利教育思想的体现。学校为升学率、升重率而教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不能真正解决学生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绝大多数人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学生首先是个人，而不是一直被高考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想飞却又无从起飞的小鸟！”[9]
在他看来，深中试验的最显著特征是使学生能够自主，能给学生一些自由，是使他们能成为明权利、有思想、有个性、能独立、敢担责的人。
王铮的这些言论充分说明，他对人的本性有着充分、深刻的体认。他在深中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是从人性出发、高扬人性、丰富人性的，是以学生为本，即以学生公民素养的发展为本的；而学生公民素养发展的途径也是以学生为本的，即通过学生的自主活动。这充分体现了一切为了学生、充分相信学生、高度依靠学生的教育的时代精神。这从另一侧面昭示，现代社会，一个人要成为合格的人，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同时，也昭示在现代社会，公民教育目标与教育的整体目标是一致的。
3. 王铮是有道德勇气的好人
与许多校长一样，王铮无疑是一位有水平的校长。但他不仅有水平，还有境界、有道德勇气。他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具有国际视野与公民意识的校长。一直以来，公民教育在我国的理论探讨虽较为热烈，但在实践中却是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在无任何学校敢更多地正视公民教育的语境下，王铮敢在深中将培养杰出公民作为培养目标，并为此作出了长期的不懈努力。这充分体现了一个有道德勇气的好公民的品质。王铮与我们一样，对现实有许多不满，但他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不是停留于批判、诅咒，或者他不是无社会介入的懦夫和人格孱弱者。他选择的是“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一盏明灯。”
王铮作为有勇气的好公民的一个关键之处是他有勇气“误读”课改目标。在新课改过程中，不少学校不敢越雷池半步，仅仅将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局限于课堂。所以，学生往往在课堂上有主体性，课下却没有主体性。校方往往也乐见这样一种学生主体性的分布。当学生在课堂外有主体性时，不少校领导感到麻烦和表示担忧。之所以感到麻烦是因为如果学生课下也有主体性，那么学生就可能会向学校管理者提意见了，因而不像以前那样好管了；他们之所以表示担忧，是因为他们认为课堂内外都有积极性、主体性发展得更为充分的学生，到社会上会处处碰壁。 而在王铮主持深中改革时，学生自主性的培养是全方位的，学生在课业学习上是自主的，在管理上也是自主的。这要归功于王铮对课改目标作了可贵的“误读”。课改没有将培养公民作为改革的目标，而王铮在课改过程中，没有将课改的目标局限在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上，而是借课改来实现他的公民教育目标。这显然是对课改目标的误读。没有这种“误读”，便没有深中以培养公民为目标的改革实践。正因为王铮有道德勇气，才有“误读”课改目标的勇气。
4. 王铮具有改革者的坚韧品格
在王铮任深中校长期间，从培养杰出公民这一目标的提出，到各项改革措施的制定、推行，都遭遇了种种争议乃至非议和阻挠，但王铮始终没有动摇。这充分体现了他锐意改革、勇于开拓进取的改革精神和坚韧品格。2006年，学校一名患有抑郁症的学生刘义（化名）在家自缢身亡。这件事至今让王铮的心隐隐作痛。当时学校的内外压力都很大，有人借机贬斥王铮在学校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但王铮并没有因压力巨大而退却，而是从教育的这一悲剧中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在他看来，“如果有人能在刘义成长的过程中，教会他负责、爱，和谐地与社会、与环境、与父母、与同学相处，健全地发展，健康地成长，悲剧不会上演”。[10]由此，他更坚定了把学生作为“人”来培养的目标。
四、深中改革的启示
1. 教育改革空间的大小是人为的
在我国，教育改革往往是学段越低，改革的空间越大，学段越高，改革的空间越小。因为学段越高，学校的升学压力越大。而深中却在高学段的高中进行大刀阔斧、釜底抽薪式的改革。它所拓展的改革空间比大多数学段低的学校还要大。这说明，学段越高，改革空间越小不是铁律。而要打破学段越高、改革的空间越小这一铁律，学校领导，尤其是学校行政首脑——校长十分关键。校长除了应是有较高水平的教育和学校管理者外，还应具有锐意改革的胆识、勇气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
2. 重点中学都可实质性地进行教育改革
长期以来，人们都是以分数、升学率、升重率为标准来衡量学校的办学水平的。因而所谓好学校、重点学校往往是那些奉行升学主义的学校，是那些学生考分高、升学率特别是升重率高的学校。每所中学，特别是重点中学的教学都是围绕提高学生考试分数而教的，也是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考分而对学生进行管理的。尽管深中是重点中学，但它在每年的高考面前也与其他中学一样，压力巨大。如果没有不菲的高考成绩，“深中试验”或许早就夭折，老师、家长、主管部门绝不会让它走那么远。不俗的高考成绩一直成为“深中实验”得以进行的“挡箭牌”。尽管这在有的学者看来是带着镣铐跳舞，但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深中的公民教育尝试至少是值得重点中学仿效的，因为重点中学在现有招生政策下，学生的基础通常较好，因而最终也都会取得不菲的高考成绩，也都会如深中那样有自己的“挡箭牌”，因而也都有抵抗压力、尝试进行公民教育、成就学生公民素养的空间。
参考文献
[1][6][7]刘炎迅.深圳中学学生创办《涅槃》周刊被称"胆子大"[EB/OL].http：//www.dfdaily.com/html/8757/2011/11/16/697994.shtml.
[2][3][8][9][10]陈宏，黄昊丽，孔维民.深圳中学的教育改革：3000未成年人的公民试验[EB/OL].http：//bbs.jnustu.net/thread-304117-1-1.htm.
[4]舒泰峰，莫莉.深圳中学教改争议[J].教师博览，2012（2）：32.
[5]部分深圳中学北大清华校友对学弟学妹们的寄语[EB/OL]. http：//blog.163.com/our_writing/blog/static/1959063442011101495123390/.
责任编辑 徐向阳
关键词：公民教育；深圳中学；教育改革；杰出公民；王铮；独立人格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3）11-0008-05
王铮时代的深圳中学（以下简称深中）是当代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先锋。重温深圳中学以培养杰出公民为目标的改革措施，体认其改革成就，彰显改革主导者王铮的人格精神，揭橥深圳中学的改革对更广泛实施教育改革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对推动我国教育改革应是一种有益之举。
一、王铮时代的深圳中学教育改革实践
2002年11月，深中新任校长王铮将学校培养目标修改为：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期望学生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正好，2003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发了《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方案》。自此，我国自1949年以来的第八轮基础教育课程及教学改革全面展开。于是在2003年9月，王铮宣布在高中部全面推行课程改革，并很快推出了精心准备、令人耳目一新的选课制、走课制、单元制、导师制、学长团等改革举措。由此，深中启动了以新课程及教学改革为平台的公民教育改革实践。
为把课程改革的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的目标落实到位，实现“以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为本”，深中首先在高中学生中推行选课制、走课制。所谓选课制，即按国家课程规定的八大学科全面开设必修、选修课程，同时开设校本选修课程，同一学段的学生，修习的课程内容可以不一样；同一模块，学生修习的先后顺序可以不一样；每个学生在不同学段都有自己的课表。与选课制同时诞生的是“走课制”，即学生上同一门课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班、选老师上课。
为保障选课制、走课制的有效实施，更是为了调动学生自主管理的积极性，深中出台了导师制、单元制、学生辅导中心三大举措。
导师制即取消原来的班主任设置，尝试教学班与行政班脱离。每个班级安排两名导师，每位导师负责一个班级一半学生的基础管理与教育工作，目的是为学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和服务。
单元制即将高中部20个班分为7个单元，每个单元由高一、高二、高三各一个班组成，形成传、帮、带格局。每个单元有150名学生，设有学生单元长，配有6位导师。同时，还组建了单元内阁，内阁成员全部由学生选举产生。
针对导师制和单元制实施后学生管理过程中遇到的不同问题，2004年，深中组建了由学校教师做指导师的学生辅导中心。辅导中心的主要工作包括：开设校本辅导课程，提升学生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规划能力；为学生提供心理辅导、选课指导、生涯规划指导和培训班干部。在培训班干部方面，由学生辅导中心每学期定期对学生干部进行封闭式训练，培养班干部的团队精神、合作意识及领导力。
在深中，打扫卫生、集体活动、学生会选举、社团换届、大型学生活动等皆由学生自主完成。只有在出现同学不配合调座位、值日、文化宣传等班级事务性工作时，学生辅导中心才会出面协调。
这样，学校教师就由管理者转换为“顾问委员会”的角色，而学生作为管理的主人，在尊重、信任、鼓励的环境中，“自己说服自己，自己感受自己……”，自觉形成责任、自制、真诚、公正、合作、宽容、友爱等价值观，成为能够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
另外，深中还有一个十分有活力且完全由学生主导的“民间组织”——社团联盟理事会。社团联盟由话剧社、动漫社、机器人社等25个社团组成，其中，规模最大的义工联成员多达250人。社团联盟理事会分为五部分：活动策划、宣传、管理、财务、赞助联络。每部分工作由一位理事负责。社团联盟理事会完全自主，独立地承担、完成全部深中的课外、校外活动。例如，学校每年举办的足球赛，均有数十场赛事，但上千人的体育盛会，策划、组织、宣传、拉赞助、定赛场、组织拉拉队等数十个环节，全部由学生主导的社团联盟理事会自主、独立完成。
2004年7月，在学生辅导中心的直接推动下创建的学长团，也是深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学生自主管理组织。它由50至80名优秀高二学生组成，目的是帮助新生适应校园生活，建立班集体，形成班级文化。每学年末进行新学长的竞选，任何深中学生只要符合学长要求，均可申请加入学长团。
在深中以培养杰出公民为目标的所有改革举措中，令人印象最深的要数由学生创办的《涅槃周刊》杂志（以下简称《涅槃》）。《涅槃》是深中学生自采、自编、自制的一份刊物。谈及创办《涅槃》的最初想法，16岁的罗亦龙表示：不是为了逞威风，而是想表达。[1]
《涅槃》共设置了四大板块：聚焦、人物、文化、观点。其中，观点板块的定位是唤起人们的责任意识，带动一届届中学生来关注社会；它的基本信条是独立、理性、客观、公正。那么如何保证观点独立呢？《涅槃》通过办刊经费独立来确保“观点独立”。《涅槃》从一开始就坚持自费办刊，因为《涅槃》的主创人员认为，只有拒绝学校的资助才能保证绝对的独立。一开始，它的经费来自主创人员父母的支持，后来通过收取订阅费的方式来解决办刊经费问题。时任周刊副主编罗晓韵是初创时唯一年满18岁的学生，大家决定，由她在银行开设账户，并负责记账。
创刊之际，《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Ian Johnson正好到深中采访，于是，《涅槃》记者借机向这位2001年普利策奖获得者取经。Ian Johnson建议：最重要的是本地化，多写校园新闻，而对于国内的其他新闻，则要保护个人观点的独立化，并用学生的全新视角来看待和解读。这篇对Ian Johnson的专访就登在《涅槃》的创刊号上。一同刊登的，还有对时任校长王铮的专访。在访问中，《涅槃》记者提出了“招生分数下降”“校长为什么要离任”“团委学生会如何改革”“校长实名推荐制如何进行”等问题，甚至要求：校长是否可以考虑给《涅槃周刊》一个工作室。王铮没有辜负学生的期望，他给《涅槃》提供了不一般的工作空间。2010年2月24日出版的第4期《涅槃》上刊登了《Google宣布退出中国大陆》的专题报道，以学生的视角分析了这件事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和自己的理解。陕西某女生在体育中考中猝死，《涅槃》便讨论“谁谋杀了体育中考”。第25期则深入“围观”了深圳大运会，不仅讨论了大运会背景下的城市面子工程，还描述了运动会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甚至用一整版刊登了一张贴在小区里的通知，上面集中反映出官方要求市民如何配合大运会，约束自己生活的案例。当学校“校长助理小组”的工作有了问题时，它批评“校长助理小组”是人治大于法治。王铮离任后，《涅槃》还组织讨论了离任的王铮校长与继任校长的教育理念之异同，以及由此给深中带来的影响。深中学生对《涅槃》有着近乎宗教般的敬仰，因为他们认为《涅槃》是自己的代言人。 二、深中的教育改革成就
深中前后长达8年以培养杰出公民为目标的改革探索，受到广泛关注。虽有许多争议，但人们更多地是将它视为我国当代公民教育的先驱，是在3000未成年人身上进行的公民试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发挥了促进我国经济开放改革的窗口示范作用；而21世纪发生在深中的公民教育改革实践，是深圳在我国树立的又一面最为鲜亮的旗帜，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相较深圳以往敢为天下先的改革行为，深中的公民教育改革实践更具根本性、核心性。它对我国教育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进而整个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更具示范、启发意义。
深中的教育改革，受惠最大的是学生。它让学生体验了自由，成就了学生作为合格公民的平等精神，法治观念，独立、民主人格，热忱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提升了对自然和社会、他人的责任感和尊重、关爱等方面的素养。
一名由福田区某初中升入深中的李如嘉同学说：“深中让人最向往的地方是，自由，不压抑，没有人需要让我怕，我也不怕任何人，包括校长王铮。”[2]她说与初中相比，在深中，约束少了，空间大了，选择多了。
高二（5）班学生曹迪说：“从处处有人呵护、照顾、管教，一下子变成我的地盘我做主，就像圈养许久的鸟突然飞出了禁锢。”[3]
在考上中山大学的罗广彦同学看来，在深中的最大感悟就是启蒙了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意识。比如，要不要穿校服，没有统一定规，学生可以选择穿，也可以选择不穿。“以前是学校说什么就要乖乖服从，没想过这样的行为合不合理，在深中我就会行使自己的权利，保证自己的权利不被损害。”“学校言论风气很自由，但我们学会了尊重他人和尊重异议，你可以表示不同意，但是不能党同伐异，人身攻击。”[4]
2008届毕业生张婧婧回忆在深中学习的三年说，深圳中学的人文素养课程熏陶出她的法律意识与公民意识，在社会实践中成就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中给予了她自由，“这种自由，不只是丰富的社团活动，不只是多元的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人生拥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从而珍惜宝贵的选择权，去勇于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5]
对于《涅槃》的公民教育成效，一位学生家长读过《涅槃》后，评论道：“读‘涅’寥寥数笺，令处身士林的我感慨：弱冠之子，竟有这等胸怀和才气……。”[6]
言辞犀利的深中语文老师王赫在评价《涅槃》时说：“《涅槃》是深中学生对公民社会的新闻自由、公民特质、平等观念、关注生活、服务社会等价值认同的集中体现。”[7]
而在笔者看来，对中国现代史上舆论悖兴年代有所了解的人，一定会说《涅槃》就是维新时期梁启超、汪康年等创办的《时务报》，就是清季新政时期各类民办报纸、杂志，就是“五四”前后“社会”大放异彩时期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新潮》《国民》《国故》和陈独秀、胡适领衔的《新青年》。它为造就新社会的新人而生，它是培养公民的生机勃勃的园地，它让我们领略了何为媒体育人。《涅槃》的作为，真让我们为现今我国大学的“某某大学报”之类的报纸感到汗颜。这类报纸皆为学校事务的报道和随便能查找到的知识性文章，几乎完全缺乏对学校管理工作和社会的参与性介入。
三、校长王铮的人格精神
1. 王铮是求真务实者
当年，王铮刚在深中将学校的培养目标确立为培养杰出公民时，大多数老师并不看好王铮主导的改革。后来随着改革的推进，有一位对深中的改革一直持反对意见的老师抱怨道：“不就是一个口号？当时我们认为，每一届领导都会提一个口号，没想到王诤把我们骗了，他来真的！”[8]这位老师抱怨的原因是言行一致的王铮颠覆了他对言真行假的形式主义的预期。王铮不像只会提口号的校长，说一套，做一套，他言行一致，求真务实。
2. 王铮有着充分的人性自觉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王铮多次讲道，学生是人，要把学生当作人来培养。
王铮认为，一所好学校，尤其好高中，升学率高甚至学生能考上知名大学都不是教育的本真意义，不是学生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而是功利教育思想的体现。学校为升学率、升重率而教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不能真正解决学生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绝大多数人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学生首先是个人，而不是一直被高考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想飞却又无从起飞的小鸟！”[9]
在他看来，深中试验的最显著特征是使学生能够自主，能给学生一些自由，是使他们能成为明权利、有思想、有个性、能独立、敢担责的人。
王铮的这些言论充分说明，他对人的本性有着充分、深刻的体认。他在深中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是从人性出发、高扬人性、丰富人性的，是以学生为本，即以学生公民素养的发展为本的；而学生公民素养发展的途径也是以学生为本的，即通过学生的自主活动。这充分体现了一切为了学生、充分相信学生、高度依靠学生的教育的时代精神。这从另一侧面昭示，现代社会，一个人要成为合格的人，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同时，也昭示在现代社会，公民教育目标与教育的整体目标是一致的。
3. 王铮是有道德勇气的好人
与许多校长一样，王铮无疑是一位有水平的校长。但他不仅有水平，还有境界、有道德勇气。他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具有国际视野与公民意识的校长。一直以来，公民教育在我国的理论探讨虽较为热烈，但在实践中却是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在无任何学校敢更多地正视公民教育的语境下，王铮敢在深中将培养杰出公民作为培养目标，并为此作出了长期的不懈努力。这充分体现了一个有道德勇气的好公民的品质。王铮与我们一样，对现实有许多不满，但他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不是停留于批判、诅咒，或者他不是无社会介入的懦夫和人格孱弱者。他选择的是“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一盏明灯。”
王铮作为有勇气的好公民的一个关键之处是他有勇气“误读”课改目标。在新课改过程中，不少学校不敢越雷池半步，仅仅将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局限于课堂。所以，学生往往在课堂上有主体性，课下却没有主体性。校方往往也乐见这样一种学生主体性的分布。当学生在课堂外有主体性时，不少校领导感到麻烦和表示担忧。之所以感到麻烦是因为如果学生课下也有主体性，那么学生就可能会向学校管理者提意见了，因而不像以前那样好管了；他们之所以表示担忧，是因为他们认为课堂内外都有积极性、主体性发展得更为充分的学生，到社会上会处处碰壁。 而在王铮主持深中改革时，学生自主性的培养是全方位的，学生在课业学习上是自主的，在管理上也是自主的。这要归功于王铮对课改目标作了可贵的“误读”。课改没有将培养公民作为改革的目标，而王铮在课改过程中，没有将课改的目标局限在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上，而是借课改来实现他的公民教育目标。这显然是对课改目标的误读。没有这种“误读”，便没有深中以培养公民为目标的改革实践。正因为王铮有道德勇气，才有“误读”课改目标的勇气。
4. 王铮具有改革者的坚韧品格
在王铮任深中校长期间，从培养杰出公民这一目标的提出，到各项改革措施的制定、推行，都遭遇了种种争议乃至非议和阻挠，但王铮始终没有动摇。这充分体现了他锐意改革、勇于开拓进取的改革精神和坚韧品格。2006年，学校一名患有抑郁症的学生刘义（化名）在家自缢身亡。这件事至今让王铮的心隐隐作痛。当时学校的内外压力都很大，有人借机贬斥王铮在学校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但王铮并没有因压力巨大而退却，而是从教育的这一悲剧中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在他看来，“如果有人能在刘义成长的过程中，教会他负责、爱，和谐地与社会、与环境、与父母、与同学相处，健全地发展，健康地成长，悲剧不会上演”。[10]由此，他更坚定了把学生作为“人”来培养的目标。
四、深中改革的启示
1. 教育改革空间的大小是人为的
在我国，教育改革往往是学段越低，改革的空间越大，学段越高，改革的空间越小。因为学段越高，学校的升学压力越大。而深中却在高学段的高中进行大刀阔斧、釜底抽薪式的改革。它所拓展的改革空间比大多数学段低的学校还要大。这说明，学段越高，改革空间越小不是铁律。而要打破学段越高、改革的空间越小这一铁律，学校领导，尤其是学校行政首脑——校长十分关键。校长除了应是有较高水平的教育和学校管理者外，还应具有锐意改革的胆识、勇气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
2. 重点中学都可实质性地进行教育改革
长期以来，人们都是以分数、升学率、升重率为标准来衡量学校的办学水平的。因而所谓好学校、重点学校往往是那些奉行升学主义的学校，是那些学生考分高、升学率特别是升重率高的学校。每所中学，特别是重点中学的教学都是围绕提高学生考试分数而教的，也是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考分而对学生进行管理的。尽管深中是重点中学，但它在每年的高考面前也与其他中学一样，压力巨大。如果没有不菲的高考成绩，“深中试验”或许早就夭折，老师、家长、主管部门绝不会让它走那么远。不俗的高考成绩一直成为“深中实验”得以进行的“挡箭牌”。尽管这在有的学者看来是带着镣铐跳舞，但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深中的公民教育尝试至少是值得重点中学仿效的，因为重点中学在现有招生政策下，学生的基础通常较好，因而最终也都会取得不菲的高考成绩，也都会如深中那样有自己的“挡箭牌”，因而也都有抵抗压力、尝试进行公民教育、成就学生公民素养的空间。
参考文献
[1][6][7]刘炎迅.深圳中学学生创办《涅槃》周刊被称"胆子大"[EB/OL].http：//www.dfdaily.com/html/8757/2011/11/16/697994.shtml.
[2][3][8][9][10]陈宏，黄昊丽，孔维民.深圳中学的教育改革：3000未成年人的公民试验[EB/OL].http：//bbs.jnustu.net/thread-304117-1-1.htm.
[4]舒泰峰，莫莉.深圳中学教改争议[J].教师博览，2012（2）：32.
[5]部分深圳中学北大清华校友对学弟学妹们的寄语[EB/OL]. http：//blog.163.com/our_writing/blog/static/1959063442011101495123390/.
责任编辑 徐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