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父亲来后，我几乎没同父亲交谈过。即使一次不太长久的，半小时以上的，父子之间的随随便便的交谈也没有过，父亲简直就像我雇的一个老仆役，勤勤恳恳，一声不吭，任劳任怨地为我做着一切一切的家务。而我每天不是在写，写，写，就是和来客无休止地谈，谈，谈……第二天晚饭后，我没到办公室去抄那急待发出的稿子，见妻抱着孩子到邻居家玩去了，我便坐到了父亲面前。我低声说：“爸爸，跟我拉几句家常话吧！”父亲定定地看了我片刻，用一种单刀直入的语调问：“老二，你为什么不争取入党啊？”
　　我怔住了。我预先猜想三天三夜，也料不到父亲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这就是父亲最想同我交谈的话题吗？我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又说：“爸爸，聊几句家常话吧！”“你们兄妹五个，你哥呢，就不提他了……比起来，顶数你有了点出息，可你究竟为什么不入党啊？听你们同事讲，你说过，要入也不现在入共产党的话？你是说过这话的吗？”父亲的目光仍定定地看着我，揪住这个话题不放。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是的，我说过，而且是在某个会议上当众说的。我并不想欺骗父亲。我对党的信仰是萌发于一种朴素的感恩思想的。这种感恩思想，毕竟不是建立在切身体会的基础之上，而是间接灌输的结果，是不稳固的。是易于倒塌的。也是肤浅的，不足以长久维系下去的。动摇过的事物，要恢复其原先的稳固性，需要比原先更稳固的基础。信仰不像小孩子玩积木，抚乱一百次，还可以重搭一百次。信仰的恢复需要比原先更深刻的思想观和认识观。这比给表上弦的时间长得多。父亲的话，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挫伤。我故意用冷漠的语调反问：“爸爸，你为什么对我入不入党这么在乎呢？你希望我能入党，当官，掌权，而后以权谋私吗？”父亲听出来了，我的话对他的愿望显然是嘲讽。父亲缓缓站起，一只手撑着椅背，像注视一个冒充他儿子的人似的，眯起眼睛，眈眈地瞪着我。他突然推开椅子，转身朝外就走，椅子倒在地上，发出很响的声音。父亲在门口站住，回过头，瞪着我，大声地对我说：“我这辈子经历过两个社会，见识了两个党，比起来，我还是认为新社会好，共产党伟大！不信服共产党，难道你去信服国民党？！把我烧成了灰我也不！眼下正是共产党振兴国家，需要老百姓维护的时候，现在要求入党，是替共产党分担振兴国家的责任！……你再对我说什么做官不做官的话，我就揍你！”说罢，一步跨出了房间。
　　 在那一时刻，站在我面前的，又是从前那威严而易怒的父亲了。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家，来到了办公室。我坐在办公桌前，双手捧着脸腮，陷入了静静的思考。我理解父亲对共产党的感情。他六岁给地主放牛，十二岁闯关东，亲眼看到过国民党怎样残害老百姓。他被日本人抓过劳工，要不是押劳工的火车被抗联伏击，很难想象他今天还活着，也不知这个世界上会不会还有我这位“青年作家……”
　　（摘自《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