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晚年的代表作。清顺治年间该画曾遭火焚，断为两段。前半卷被另行装裱，定名为《剩山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后半卷称《无用师卷》，原藏于北京故宫，1948年底被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元至正十年（1350年），79岁的黄公望在松江夏氏知止堂为自己的一幅画自题卷末。元至正七年（1347年），他与僧人无用同归富春山居，“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不过因云游在外，“阅三四载未得完备”，“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得暇，当为着笔。无用过虑有巧取豪夺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这一幅画，便是后来被称作“画中兰亭”的《富春山居图》。

吹笛下山的神仙中人

　　与吴镇、王蒙、倪瓒并称为“元四家”的黄公望，在四人中年纪最长，经历亦可称传奇。
　　黄公望出生于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常熟人。據钟嗣成《录鬼簿》记载，他本姓陆，少丧父母，贫苦无依。一位寓居在常熟西门外小山东麓的永嘉人黄乐，90岁了还没有后嗣，看到黄公望容貌端秀，对他说：“公望子久矣！”于是将其收为养子。因此，这位陆姓少年后来便以公望为名，子久为字，自号一峰，称大痴道人，晚年又自号井西道人。
　　黄公望的早年经历非常模糊。据说他有一位神童兄长，黄公望十二三岁时也参加了本县的神童考试。钟嗣成把他描述成一个全知全能型人物，“公望之学问，不待文饰，至于天下之事，无所不知，下至薄技小艺，无所不能。长词短曲，落笔即成，人皆师尊之”。中年时，他得到浙西廉访司徐琰的推荐，曾充任过“浙西宪吏”，“事论经理田粮”，后来被提拔到京城的尚书省，担任监察御史院职务。因与权贵不合，获罪下狱多年。
　　从这段记载来看，黄公望似乎是“清流”人物。但也有些记载指他为人浪荡不羁，办公时穿着道士服向上司汇报工作，为人不容。明代的刘凤在《续吴先贤赞》中说他“见学士大夫，伐其技能，多所淩忽，遂以罪锢之”，又说他“谈儒墨黄老，以口辩屈人”，总之是位充满了艺术家气质、桀骜不驯的人物，不是徇徇儒者模样。
　　在狱中时，他的朋友杨仲弘赠诗给他，内有“何时再会吴江上，共泛扁舟醉瓦盆”之句。出狱后，黄公望果然绝迹仕途，游历名山大川，放浪于江湖间。
　　46岁时，黄公望在松江做测字先生，卖卜为生。次年（元延祐二年，1315年）回到故乡常熟，隐居小山，不时往来吴越间。仍是那位对他不大以为然的刘凤，说他“好狡狯，教授弟子，无所问业”。
　　中年以后的黄公望，与所有的隐逸高人一般，有许多旷达浪漫的故事。许多记载都提到他好狂饮，“每月夜，携瓶酒，坐湖桥，独饮清吟，酒罢，投瓶水中，桥下殆满”。又曾在月夜驾着小船，用长绳把酒瓶系在船尾，“返舟行至齐女墓，牵绳取瓶，绳断抚掌大笑，声振山谷，人望之以为神仙云”。又据和他有交往的杨维桢记载，有一日他与黄公望同游西湖孤山，听到湖中有“铁笛声”，不久，黄公望也吹着铁笛下山，而游湖者正吹着笛子上山，“二公略不顾，笛声不辍，交臂而去”。这样隽永潇洒的故事，总是能让人怦然心动。
　　60岁左右时，黄公望与倪瓒一同加入全真教，成为道士。他的老师是著名的金月岩，据说他与元代许多有名的道士如莫月鼎、冷启敬、张三丰等都是师友。66岁时，黄公望还在苏州的文德桥开“三教堂”，宣传全真教教义，并且接受他人的诘难。沈周称“所至三教之人，杂然问难，翁论辩其间，风神疏逸，口若悬河”。
　　隐士做派与宗教背景更给黄公望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崇拜他的明代文人笔下，黄公望俨然已是个下凡的老神仙了。陈继儒说他到了90岁仍“碧瞳红颊”，“貌如童颜”；李日华说他“一日于武林虎跑，方同数客立石上，忽四山云雾，拥溢郁勃，片时竟不见子久，以为仙去”，他得出结论：“……此老乃从十洲来，绘事特其撒米狡狯之一技耳。”
　　黄公望于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去世，年82岁，在古代绝对是高寿老人了。有人还嫌不够，说他在洪武年间尚在人世，一人跨三朝，真是神仙中人了。

名画逃过被焚毁命运

　　黄公望学画，据唐棣《铁网珊瑚》称，是从晚年才开始的。然出手不凡，“探阅虞山朝暮之变幻，四时阴霁之气运，得之于心而行于画，故所画千丘万壑，愈出愈奇，重峦叠嶂，越深越妙”，因此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王世贞论山水画，就说“大痴黄鹤（王蒙）又一变也”。
　　《富春山居图》的作画，始于至正七年，何时完成不得而知。据说历时7年，也就是黄公望去世前一年才完成。因此，这是现在所能见到他晚年的最后一幅作品，最为后人珍视，“煊赫绘林”。然而自明初至明中叶，一直下落不明。成化年间，由著名画家沈周收藏，因请人题跋而失踪，从此再也没回到他的手中。一直到弘治元年（1488年），由苏州的樊节推购得，请沈周再加上一跋，他心酸地写道：“旧在余所，既失之，今节推樊公重购而得，又岂翁择人而阴授之耶？”
　　到隆庆四年（1570年），这幅画从樊氏手中转到了无锡人谈志伊处，而后又归于一位“周台幕”，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由华中翰介绍，售予大画家董其昌。他兴奋地在跋中高呼：“吾师乎！吾师乎！”并表示要把它藏在自己的画禅室中，与王维的《雪江》“共相映发”。
　　董其昌死于崇祯九年（1636年），死前数年，将这幅画抵押给了吴正志，未及赎回，即归道山，从此这幅画便成为吴家的传家宝。吴正志死后，归了他的二儿子洪裕（问卿）。他对这幅画无比珍爱，特意在家中“面水架一小轩”，名之为“富春轩”，专藏此画。为“富春轩”题匾额的邹之麟曾感慨：“名花绕屋，名酒盈樽，名书名画，名玉名铜，环而拱一《富春图》，尝闻天上有富贵神仙，岂胜是耶？”当明清鼎革之际，吴问卿更是“一无所问，独徒跣而携此卷”，“直性命殉之矣”。
　　然而，也是因为吴问卿太爱这幅画，于是决定让它为自己陪葬，差点使《富春山居图》遭遇灭顶之灾。顺治七年（1650年）吴问卿病笃，欲烧画殉葬，幸而他的侄子吴子文趁其不注意，将它抢救出来，但前面已有一段“四尺余”被烧焦了，存下仅有6尺。这个故事因为太富有传奇色彩，更被后世添油加醋。例如恽寿平说问卿平生最爱的是智永的《千文》真迹与此画，于是决意烧二物陪葬，烧画时他看到火旺了就回里屋躺下了，因此吴子文才有机会救出；康熙初年的王宏撰说是侍妾偷偷抢出，一同焚毁的书画变成“怀素帖”；而唐光说其实是与唐伯虎的《高士图》一起烧的……难怪徐复观认为这个故事是吴家为自抬身价编造出来的。 　　有清一代，残余的《富春山居图》继续在一个一个收藏家手中流传。先是被丹阳张范我收藏，而后转手泰兴季寓庸，接着由平湖高士奇以“六百金”购得，随后成为王鸿绪的藏品。王氏死于雍正元年（1723年），不久即家道中落，由家人拿出来到苏州售卖，为沈德潜所见，他在卷后写下了非常感慨的一段：“计詹事（高士奇）、司农（王鸿绪），品地声势，极一时之盛，今不过三四十年，如春花飘零，云烟解散，而山人笔墨，长留人世间，洵秾华难久，而淡寂者多味外味也。”
　　因为索价过高，苏州无人买得起，王家的这位仆人不久就转去扬州碰运气了。可能是在那里，被朝鲜人安岐买去。7年后沈德潜在京师重又见到此画（此时已为安氏所有），还颇不以为然，觉得安氏不过“惟侈宝玩之多、贾值之重，以为豪举”，“此卷亦未为得所也”。他的不屑或许也有点道理，因为这样珍贵的画卷，在安氏自己的《墨缘汇观》中仅列在附录中，卷中也没有他的印记。

假画被乾隆野蛮题跋

　　到乾隆年间，安家也败落了。乾隆十一年（1746年），安家想把家藏的一些精品打包卖给大学士傅恒。傅恒毫无艺术欣赏眼光，视之为不能吃不能用的玩意儿，却又介绍给乾隆皇帝，最后这位天底下最大的主顾以“二千金”把这批字画都买下了，收入内府。—这是乾隆自己说的，颇有自我吹嘘的意思。
　　此时问题就来了。就在前一年，乾隆已经收了一个题为“山居景”的黄公望的画卷（因自题中有“子明隐君将归钱塘”句，习称“子明卷”），现在又出来一幅，到底孰真孰假呢？经过对比，乾隆认为之前收的一个卷子乃是真，不过后者“画格秀润可喜，亦如双钩下真迹一等，不妨并存”。从此对“子明卷”更加珍爱，而把后来收入的这一卷（又称“无用师卷”）打入冷宫。直到嘉庆修《石渠宝笈》三编时才录入。其实因为“无用师卷”名声太大，乾隆也曾“骇以为更得《富春》”，语意中“流露色厉而内荏的神情”。
　　不过这一回被错认成赝品，倒使真迹因祸得福。“子明卷”因被认为是真迹，为乾隆一再把玩，六下江南也带在身边。这位喜好题跋盖印犹如收发室老大爷的皇帝在上面的御题、御跋、御記、御识多达55处，密密麻麻满布山巅树梢，把个画卷弄得“满目疮痍，体无完肤”。后来实在无从下笔了，才恋恋不舍地题上“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
　　此后，这个卷子就一直收藏在清宫，辛亥革命后归故宫博物院，1948年与2972箱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同运往台湾。
　　而那曾被火烧坏的前半截《富春山居图》，尚存尺五六寸，“山水一丘一壑之景，全不似裁切者”，清初由吴其贞持有，命名为《剩山图》。后流入辽阳人王廷宾手中，收入他的《三朝宝绘图》。有一位程正揆曾经天真地求当时持有《富春山居图》的季寓庸“为破镜之合”，当然被拒绝了。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王翚临《富春山居图》一卷，自识曰：“一峰老人富春长卷，海内流传名迹称为第一。”然而愈是珍贵，愈是坎坷，自其问世以来600多年间，《富春山居图》不断流转，经历了火灾幸而未毁，又曾有200多年被当作赝品默默沉寂，现今更是分隔两地。大痴为无用的“过虑”写下那段自识时，又岂能想到此后它如此曲折离奇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