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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的人生平淡到不足以写成书,每天早上起来时,脚踏踏实实地踩在地上。生活越平淡、我就越踏实
有 人说,相比最后的作品,处女作更重要,那是憋了很久后的宣泄,一定精彩。
《爱有来生》是俞飞鸿的导演处女作,改编自《银杏银杏》——10多年看的一本小说。她被这故事打动,向几个导演推荐,大家没在意,她却越来越放不下。
故事很简单,近于古装版的《人鬼情未了》:土匪的弟弟前世爱上了孤女阿九,但因为家族恩怨,两人生离死别。死后他成了孤魂,在一棵银杏树下苦苦等待已投胎转世的阿九,整整50年。
王朔在俞飞鸿的讲述中听出了想法,“你心里已经有画面,讲得比原来的故事还精彩,你是拍这部电影的最佳人选。”俞飞鸿听到这番鼓励,心更定了。2001年她买下电影改编权,先后找过几个编剧,总找不到感觉。4年后她推掉所有工作自己动手。“我没法这边演戏,那边写剧本。”
这5年,大家猜测她是去结婚生子了。这5年,她跟自己说过100次放弃,却又说了101次坚持。
她亲自演绎《爱有来生》女主角阿九的前世今生。第一次读到《银杏银杏》时,她就把自己附在了阿九的身上,“从看到这个故事开始,我就跟她粘在一起了。”
试映结束后,女观众手里大都捏着一团被眼泪鼻涕打湿的纸巾,俞飞鸿也是其中的一个。她安静地跟着人流走出放映厅,盯着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看着那一双双刚刚流过泪泛着红的眼睛。
“这是我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也可能是最后一部。”她说她喜欢姜文那种状态,“他不会为拍而拍,有创作冲动时才动手,哪怕这中间隔了5年、7年,宁缺勿滥。”
她不可能再用10年时间拍一部电影,“一个人有几个10年啊?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很奢侈的事。”
演员的动荡生活我从没适应过
父母都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工程师,家里没有一丁点文艺气息。可打儿时起,与此有关的任何机会,俞飞鸿都没有漏过。6岁被挑去学舞蹈,8岁第一次出演电影《竹》。剧组的人打趣说,当时她归道具组管,有她的戏时,道具组的叔叔阿姨把她抱到镜头前,一场戏拍完了,再把她抱走。
16岁,她已经在《凶手与懦夫》中出演女主角,大三去好莱坞出演电影《喜福会》,1993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一切都太顺利了!但她觉得自己太年轻,需要锻炼,“我没有经验缺少生活,能教给学生的,只有老师教给我的那些,最多是做传话筒。加上想学英语,就去了美国留学。”
1998年,电视剧《牵手》的导演杨阳找到电影学院的程老师,“你们表演系的学生中有没有气质比较独特的?”程老师递给她一张很大的黑白照。“那张照片非常打动我。”杨阳至今记得看到俞飞鸿照片时的情景。
“他们给我寄来剧本,想让我演夏小雪,可我觉得以当时的年龄、经历、感觉,演王纯比较合适。”那会儿,她正在美国留学,坐十几个小时飞机回到国内,结果,一切如愿。王纯,让她一夜成名——那可能是中国荧屏上第一个不招人恨的第三者。此后她似乎没能超越这个角色。观众说起她,必提及《牵手》里的王纯。
《牵手》红了之后,片约大增,有一阵每年要拍四五部戏。“累得直想哭,演员的悲哀是一旦上了轨道就没法停下来,除非病得爬不起来,不然没有请假一说。请一天假,剧组会损失很多钱,下面的戏也会受影响,完全是身不由己的状态。”
“我是个特别宝贝自己的人,我不能为了演戏付出全部生活。”那段日子她对工作产生了厌倦。去外地拍戏得提前一周整理行李箱,“开行李箱和关行李箱两个动作充满恐惧。这个带不带?那个带不带?”她是个恋家的人,走到哪儿都要带上自己的水杯,习惯于把酒店的房间布置出家的感觉。而剧组永远处于漂泊的状态。
她说,做演员这么多年,对这种动荡生活,一直就没有适应过。
生活越平淡,我就越踏实
俞飞鸿说话,声音不高不低,语速不快不慢,温和,有分寸。很多人,尤其男性观众,至今记得她在《小李飞刀》中出演的角色“惊鸿仙子”——美丽,智慧,回眸一笑,真有惊鸿一瞥的感觉。
很少有人知道在生活中,俞飞鸿人称“飞哥”。
“我的性格其实很男人,坚定、果断,我决定的事不需要跟人商量。我喜欢幽默的人,自己也愿意调侃,朋友们都把我当男孩子看。”
女演员最敏感的是年龄、曝光度。这些从来就没困扰过她,她没拍过性感、裸露的跨页照片,不介意你对她演技的质疑,爽快地告诉你出生日期,接受采访时不施脂粉、素面朝天。“我关心的是我的生活、心境。这几年,在别人眼中我好像消失了,但我比任何时候都忙碌、有成就感。”
《爱有来生》在云南拍摄了七八个月,工作环境大都是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原。剧组所有人几乎都有过高原反应,水土不服、感冒发烧是常有的事儿。俞飞鸿却一次都没病过,“我跟自己说,‘你不能倒。’我倒了片子谁来拍?损失谁来扛?选景时我们在山岭间徒步行走,非常艰苦。曾经为找一条瀑布翻山越岭爬到一个山顶,运动量大到我们的美术犯胃病。我也因为走路太多,大拇趾盖都翻起来了,黑紫,流脓血,将近一年才慢慢长好了。拍戏时每天我都是最早到现场,爬山时我走在最前面。摄影师有一次问我助理,‘你都给她吃什么了,怎么跟打了鸡血似的?’”
工作人员没达到要求,她态度很强硬,非让对方给出充分的理由,“我不会犹豫,我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这么强硬的话,她微笑着,用恬淡的语气说出来。
她说她是个理性的人,不爱对生活抱幻想。在她看来,很多东西是注定的。她平时说话都很少,最喜欢的,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观察别人。
“我看过一本电影杂志采访陈冲,问她有没有想过出本自传,陈冲回答,‘我不希望,我希望我的人生非常平淡,平淡到不足以写自传。如果能写自传,说明你的人生非常有戏剧性、非常坎坷。’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之一。她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我希望我的人生也平淡到不足以写成一本书,每天早上起来时,脚踏踏实实踩在地上。生活越平淡、越没有什么,我就越踏实。”
有 人说,相比最后的作品,处女作更重要,那是憋了很久后的宣泄,一定精彩。
《爱有来生》是俞飞鸿的导演处女作,改编自《银杏银杏》——10多年看的一本小说。她被这故事打动,向几个导演推荐,大家没在意,她却越来越放不下。
故事很简单,近于古装版的《人鬼情未了》:土匪的弟弟前世爱上了孤女阿九,但因为家族恩怨,两人生离死别。死后他成了孤魂,在一棵银杏树下苦苦等待已投胎转世的阿九,整整50年。
王朔在俞飞鸿的讲述中听出了想法,“你心里已经有画面,讲得比原来的故事还精彩,你是拍这部电影的最佳人选。”俞飞鸿听到这番鼓励,心更定了。2001年她买下电影改编权,先后找过几个编剧,总找不到感觉。4年后她推掉所有工作自己动手。“我没法这边演戏,那边写剧本。”
这5年,大家猜测她是去结婚生子了。这5年,她跟自己说过100次放弃,却又说了101次坚持。
她亲自演绎《爱有来生》女主角阿九的前世今生。第一次读到《银杏银杏》时,她就把自己附在了阿九的身上,“从看到这个故事开始,我就跟她粘在一起了。”
试映结束后,女观众手里大都捏着一团被眼泪鼻涕打湿的纸巾,俞飞鸿也是其中的一个。她安静地跟着人流走出放映厅,盯着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看着那一双双刚刚流过泪泛着红的眼睛。
“这是我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也可能是最后一部。”她说她喜欢姜文那种状态,“他不会为拍而拍,有创作冲动时才动手,哪怕这中间隔了5年、7年,宁缺勿滥。”
她不可能再用10年时间拍一部电影,“一个人有几个10年啊?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很奢侈的事。”
演员的动荡生活我从没适应过
父母都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工程师,家里没有一丁点文艺气息。可打儿时起,与此有关的任何机会,俞飞鸿都没有漏过。6岁被挑去学舞蹈,8岁第一次出演电影《竹》。剧组的人打趣说,当时她归道具组管,有她的戏时,道具组的叔叔阿姨把她抱到镜头前,一场戏拍完了,再把她抱走。
16岁,她已经在《凶手与懦夫》中出演女主角,大三去好莱坞出演电影《喜福会》,1993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一切都太顺利了!但她觉得自己太年轻,需要锻炼,“我没有经验缺少生活,能教给学生的,只有老师教给我的那些,最多是做传话筒。加上想学英语,就去了美国留学。”
1998年,电视剧《牵手》的导演杨阳找到电影学院的程老师,“你们表演系的学生中有没有气质比较独特的?”程老师递给她一张很大的黑白照。“那张照片非常打动我。”杨阳至今记得看到俞飞鸿照片时的情景。
“他们给我寄来剧本,想让我演夏小雪,可我觉得以当时的年龄、经历、感觉,演王纯比较合适。”那会儿,她正在美国留学,坐十几个小时飞机回到国内,结果,一切如愿。王纯,让她一夜成名——那可能是中国荧屏上第一个不招人恨的第三者。此后她似乎没能超越这个角色。观众说起她,必提及《牵手》里的王纯。
《牵手》红了之后,片约大增,有一阵每年要拍四五部戏。“累得直想哭,演员的悲哀是一旦上了轨道就没法停下来,除非病得爬不起来,不然没有请假一说。请一天假,剧组会损失很多钱,下面的戏也会受影响,完全是身不由己的状态。”
“我是个特别宝贝自己的人,我不能为了演戏付出全部生活。”那段日子她对工作产生了厌倦。去外地拍戏得提前一周整理行李箱,“开行李箱和关行李箱两个动作充满恐惧。这个带不带?那个带不带?”她是个恋家的人,走到哪儿都要带上自己的水杯,习惯于把酒店的房间布置出家的感觉。而剧组永远处于漂泊的状态。
她说,做演员这么多年,对这种动荡生活,一直就没有适应过。
生活越平淡,我就越踏实
俞飞鸿说话,声音不高不低,语速不快不慢,温和,有分寸。很多人,尤其男性观众,至今记得她在《小李飞刀》中出演的角色“惊鸿仙子”——美丽,智慧,回眸一笑,真有惊鸿一瞥的感觉。
很少有人知道在生活中,俞飞鸿人称“飞哥”。
“我的性格其实很男人,坚定、果断,我决定的事不需要跟人商量。我喜欢幽默的人,自己也愿意调侃,朋友们都把我当男孩子看。”
女演员最敏感的是年龄、曝光度。这些从来就没困扰过她,她没拍过性感、裸露的跨页照片,不介意你对她演技的质疑,爽快地告诉你出生日期,接受采访时不施脂粉、素面朝天。“我关心的是我的生活、心境。这几年,在别人眼中我好像消失了,但我比任何时候都忙碌、有成就感。”
《爱有来生》在云南拍摄了七八个月,工作环境大都是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原。剧组所有人几乎都有过高原反应,水土不服、感冒发烧是常有的事儿。俞飞鸿却一次都没病过,“我跟自己说,‘你不能倒。’我倒了片子谁来拍?损失谁来扛?选景时我们在山岭间徒步行走,非常艰苦。曾经为找一条瀑布翻山越岭爬到一个山顶,运动量大到我们的美术犯胃病。我也因为走路太多,大拇趾盖都翻起来了,黑紫,流脓血,将近一年才慢慢长好了。拍戏时每天我都是最早到现场,爬山时我走在最前面。摄影师有一次问我助理,‘你都给她吃什么了,怎么跟打了鸡血似的?’”
工作人员没达到要求,她态度很强硬,非让对方给出充分的理由,“我不会犹豫,我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这么强硬的话,她微笑着,用恬淡的语气说出来。
她说她是个理性的人,不爱对生活抱幻想。在她看来,很多东西是注定的。她平时说话都很少,最喜欢的,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观察别人。
“我看过一本电影杂志采访陈冲,问她有没有想过出本自传,陈冲回答,‘我不希望,我希望我的人生非常平淡,平淡到不足以写自传。如果能写自传,说明你的人生非常有戏剧性、非常坎坷。’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之一。她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我希望我的人生也平淡到不足以写成一本书,每天早上起来时,脚踏踏实实踩在地上。生活越平淡、越没有什么,我就越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