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阿媛出生在上海一個贫民家庭，年幼时母亲为其裹脚，她跑到庙里指着泥塑菩萨的“大脚”大声辩驳，才得以保留一双天足。父亲病重无钱医治，她被迫辍学在“长三堂子”学唱卖艺。
　　革命党人夏之时常在此秘密会见盟友，对董阿媛渐生好感。但当他提出为之赎身，她果断拒绝：“我不是一件东西，不能让你用钱买回去。”不久，董阿媛自行出逃，与暂避日本的夏之时结为夫妻，从此改名董竹君。
　　在丈夫支持下，董竹君进入东京女子高等学校读书。夏之时回国就任四川都督，董竹君随之住进合江大院，但生活却像落入封建牢笼般喘不过气来。婆婆认为她“只配当姨太太”，连一些夏之时的友人也讥笑她出身卑贱。
　　董竹君忍辱负重，不弃学业，并用积蓄开办“富祥女子织袜厂”和“飞鹰黄包车出租公司”。尽管碍于种种牵绊相继停产，但兼具学识、远见与同情心的董竹君扭转了世俗的眼光。
　　1919年，深陷派系纠葛的夏之时被解除公职后性情大变，不仅沉迷于赌博、烟酒等恶习，还严格控制董竹君的社会交往，甚至不允许四个女儿接受教育。几番沟通无果，董竹君决意离婚。二人最初在友人李肇甫的劝说下分居，夏之时嘲笑她必然逃不开“饿死”的命运，此后五年一直拒绝支付女儿们的抚养费。董竹君感慨“恩情断不能支撑爱情和婚姻”，于1929年正式公证离婚。不过，在女儿们面前，她始终尽力维护夏之时的慈父形象。
　　那段时间，董竹君堪比易卜生《玩偶之家》里离家出走的“娜拉”，身无分文时不得不频繁出入当铺。1930年，董竹君在友人戴季陶的资助下创办群益纱管工厂，无奈淞沪会战爆发，稍见起色的工厂在战火中化为灰烬。董竹君自己亦因支持国货遭受四个多月的牢狱之灾。母亲心疼她，多次劝她重回夏家相夫教子，董竹君总是温和又坚定地摇摇头。
　　双亲相继去世后，董竹君的生活愈加困顿。出身四川军阀的李嵩高被其捍卫尊严和自由的故事所感动，主动捐钱解其燃眉之急。借用这笔钱，董竹君开办了一家以川菜为特色的“锦江小餐”：店徽是精致的竹叶造型，店内装修在中式传统美学基础上借鉴日本与西方风格，同时不断改良菜品吸引八方食客。凭借敏锐的市场感知和独到的经营策略，董竹君在菜馆步入正轨后又开办了锦江茶室，为女性提供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她不忘告诫女儿们要靠文化改变个人与祖国的命运，并且积极培养她们读书识字，开拓视野。
　　抗日战争爆发后，董竹君竭力为前线募集资金，密切配合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完成革命任务，锦江菜馆成为诸多爱国同胞的避难所。她还主持创办《上海妇女》杂志，资助编印《妇女知识》丛书等，鼓励女性自尊自立。
　　新中国成立之际，董竹君将自己的半生积蓄捐赠给国家，同时将菜馆与茶室合并，创立当地第一家具有接待外宾资质的“锦江饭店”。改革开放后，由董竹君一手打造的锦江国际集团声名远播。
　　1997年，董竹君的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出版不久，这位年近百岁的“铁娘子”与世长辞。人们始终记着她的美丽、奇崛和鲜明，犹如她在书的扉页上深情之言：“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