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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系列之二
打倒“四人帮”的那个冬天,某日,我在大街上认识了一位赵姓姑娘;双方一见如故,言谈融洽;赵姓姑娘说起最要好的女伴的父亲是个作家,名叫刘绍棠;目前正在家里写作一部长篇小说《地火》,手稿堆了一地……
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刘绍棠,这是我自少年时代便深为仰慕的神童作家!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迫不及待地道:“太棒了!明天就带我去见他!”
刘绍棠家住在府右街附近的一条偏巷里,距中南海很近。翌日,我和赵姓姑娘进去时,他们一家正在用晚餐。绍棠先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白净,微胖;他扔下饭碗招呼我们。
我和绍棠先生单刀直入地进入文学话题。他思维敏捷,言语诙谐,对昔日的盛名颇为自负。
绍棠先生很惊奇我对他知之甚详,我随口提到他摘去“右派”帽后,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表态性质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那时与正常社会脱节20年之久的绍棠先生在广大群众中并无知名度,绍棠先生发现当代青年之中竟有知音,不胜欣喜……
我不便启齿的是:进入青春期,我的才气和叛逆精神相偕露头,11岁时就常危言耸听,令父母忧心忡忡。父母便为我树立了两个反面教员:一是文学神童刘绍棠,一是史学才子沈元,终日耳提面命。
事后,绍棠先生对赵姓姑娘说:“小毕有才能有头脑,找这样一个男朋友,不容易……”绍棠先生是作风严肃的老派人物,尚不能理解我和赵姓姑娘这种始于大街的半游戏、半认真的新潮关系。我和赵姓姑娘因此窃笑不已。
此后,我常常造访刘家,与绍棠先生高谈阔论。肖洛霍夫是第一热门话题。我们都是少年时期便如痴如醉地通读了《静静的顿河》(一个主人公,600个人物!),欣赏肖洛霍夫的超然于革命与反革命两种政治原则之上的叙述态度,惊叹《静静的顿河》结构庞大——就像大自然一样深奥、复杂、有条不紊,展开了一幅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卷。
肖洛霍夫与绍棠先生的身世具有可比性:肖洛霍夫出生在顿河流域维申斯卡亚镇,绍棠先生出生在运河畔的通州;肖洛霍夫与绍棠先生都是早慧的文学天才——肖洛霍夫23岁完成《静静的顿河》第一部;而绍棠先生还是一名高中学生时,其小说作品便被编入高中语文课本。肖洛霍夫访问日本时,说过青年作家应当和富翁的女儿结婚,以保障写作条件;而绍棠先生为了安心写作,曾经提出:“为三万元人民币而奋斗!”这大概是“向钱看”的急先锋了……
绍棠先生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这个书名很显然与肖洛霍夫的巨著有关),印刷厂已经排版了,结果因为我当了右派告吹了,我用木匣子把大样埋在自家院子里,还写了一篇诔文呢……”
我认为,《静静的顿河》之伟大,还可以从她的敌对者的所作所为得到验证。我侃侃而言:“文革”初期,林彪、江青尽管权势熏天,全党全军全国的笔杆子为其役使,批《静静的顿河》这株大毒草,结果却始终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批判文章。可见《静静的顿河》是真正伟大的巨著,赞之不易,谤之亦难。就连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姚文元,打遍天下,甚至打到印象派音乐大师德彪西头上,却始终没有碰过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
绍棠先生惊讶而欣喜地看着我,说:“我曾经和许多人讨论过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从来没听过这样大胆而新颖的见解……”
接下来,是漫无边际的聊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绍棠先生的同情心。20年来,绍棠先生身陷逆境,吃尽千辛万苦,却只是数言以蔽之:“我和乡亲们在一起;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嘛。”而谈到我们共同的一位熟人的不幸遭遇时,绍棠先生摘去眼镜,热泪盈眶,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叹息……
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绍棠先生渐入佳境了。1957年的那些毒草作品被收入“重放的鲜花”专集,风行一时。绍棠先生也发表了许多新作,可惜,这些作品大都是图解政治运动,缺乏文学感染力。我在闲谈中委婉地指出这一点。绍棠先生豪爽地道:“不单你这么说,别人也这么说,说我这样写下去要砸牌子啦……”
复出之后,绍棠先生喜欢结交官场人物,以与他们过从为骄傲,令我觉得不舒服。显然,这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但我以为绍棠先生也放弃了早年的独立观念。
据绍棠先生透露:戴上“右派”帽子折腾了20年,他的一万多元的积蓄快花光了,甚至有断炊之虞,幸亏邓公开明,使他绝处逢生。
绍棠先生格外珍惜翻身的机会,凡事都比常人“左”三分,许多言论使人厌听。
过了不久,我和赵姓姑娘因琐事而绝交了。作为报复,她在刘氏父女面前说了我许多坏话——主要是生活方面的真真假假的劣迹。我懶于自辩,从此不再登绍棠先生家门了。
后来,我和绍棠先生在文艺界的聚会上又见过几次,已经无话可说,客气地点点头而已。
此后,我依然关注绍棠先生的文学创作活动。绍棠先生以“我是一个土著”自诩,笔触始终不离故乡的土地与河流。然而,绍棠先生学养不足的弱点也暴露无遗。在我认识的前辈作家里,绍棠先生是藏书最少的一位。
绍棠先生的中长篇小说源源而出,却委实难以打动人心。这些作品统统进入了一种模式:乡野传奇加运河风光加英雄人物加放荡女人,故事大同小异,人物千面一律,缺乏思想和历史的深度。我心中暗自惋叹:看来,绍棠先生真正是江郎才尽了。他年轻时的文学灵气到那儿去了呢?
1957年,绍棠先生在“暮春灯下随笔”一文中叹道:“我的故乡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而我给它的,只是一点孩子气的安慰……”绍棠先生复出后,却连这一点孩子气的安慰也没有了;原先对农民命运和境遇的同情,对民族苦难的初步体察,统统被官方论点取代了,官云亦云。
自然,这也不能一味责怪绍棠先生。绍棠先生说过:“我们这一辈为什么出不了巴金、曹禺?我认为教条主义是作家的大敌……”对此,我不仅赞成,还想做进一步发挥:教条主义能够把巴金、曹禺、绍棠先生也变成为平凡之士。
在国外定居后,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绍棠先生的一篇短文“留命察看”,得知他因写作过劳病倒了,我心里很难过;而且,一时还不能将红光满面的绍棠先生与病夫联系在一起。
我很想写信劝劝绍棠先生,与其写作许多松松垮垮的长篇小说,莫如集全部精粹于一书,就像肖洛霍夫于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之后拿出《静静的顿河》;又觉得交浅言深,殊为不当,终于没有动笔。
再后来,我在法拉盛图书馆借阅绍棠先生著“四类手记”。所谓四类并非地富反坏,而是老弱病残也。绍棠先生的雄心依然不泯,却已处处显示无回天之力了。
1956年,绍棠先生在小说《私访记》的后记里,引述过家乡的一个顺口溜:“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不死。”掩上“四类手记”,我悲哀地暗忖:这是不是作者潜意识里的自况呢?
绍棠先生终究未能成为中国的肖洛霍夫;绍棠先生的早期作品与肖洛霍夫早期作品《顿河故事》不相仲伯,而后来的长篇小说则与《静静的顿河》有霄壤之别。除了才具和健康的原因,肖洛霍夫与绍棠先生在主体心理结构方面的差异实在太大了。
1997年初春时节,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读到“人民艺术家刘绍棠逝世”的讣闻,十分悲痛。我黯然神伤地对身边的友人叹道:“我未成名君已去,刘绍棠先生。”
葛利高里在明媚的阳光下,把阿克西尼亚埋葬了。
绍棠先生在明媚的阳光下,把自己埋葬了。
人生谢幕,何其匆遽!
打倒“四人帮”的那个冬天,某日,我在大街上认识了一位赵姓姑娘;双方一见如故,言谈融洽;赵姓姑娘说起最要好的女伴的父亲是个作家,名叫刘绍棠;目前正在家里写作一部长篇小说《地火》,手稿堆了一地……
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刘绍棠,这是我自少年时代便深为仰慕的神童作家!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迫不及待地道:“太棒了!明天就带我去见他!”
刘绍棠家住在府右街附近的一条偏巷里,距中南海很近。翌日,我和赵姓姑娘进去时,他们一家正在用晚餐。绍棠先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白净,微胖;他扔下饭碗招呼我们。
我和绍棠先生单刀直入地进入文学话题。他思维敏捷,言语诙谐,对昔日的盛名颇为自负。
绍棠先生很惊奇我对他知之甚详,我随口提到他摘去“右派”帽后,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表态性质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那时与正常社会脱节20年之久的绍棠先生在广大群众中并无知名度,绍棠先生发现当代青年之中竟有知音,不胜欣喜……
我不便启齿的是:进入青春期,我的才气和叛逆精神相偕露头,11岁时就常危言耸听,令父母忧心忡忡。父母便为我树立了两个反面教员:一是文学神童刘绍棠,一是史学才子沈元,终日耳提面命。
事后,绍棠先生对赵姓姑娘说:“小毕有才能有头脑,找这样一个男朋友,不容易……”绍棠先生是作风严肃的老派人物,尚不能理解我和赵姓姑娘这种始于大街的半游戏、半认真的新潮关系。我和赵姓姑娘因此窃笑不已。
此后,我常常造访刘家,与绍棠先生高谈阔论。肖洛霍夫是第一热门话题。我们都是少年时期便如痴如醉地通读了《静静的顿河》(一个主人公,600个人物!),欣赏肖洛霍夫的超然于革命与反革命两种政治原则之上的叙述态度,惊叹《静静的顿河》结构庞大——就像大自然一样深奥、复杂、有条不紊,展开了一幅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卷。
肖洛霍夫与绍棠先生的身世具有可比性:肖洛霍夫出生在顿河流域维申斯卡亚镇,绍棠先生出生在运河畔的通州;肖洛霍夫与绍棠先生都是早慧的文学天才——肖洛霍夫23岁完成《静静的顿河》第一部;而绍棠先生还是一名高中学生时,其小说作品便被编入高中语文课本。肖洛霍夫访问日本时,说过青年作家应当和富翁的女儿结婚,以保障写作条件;而绍棠先生为了安心写作,曾经提出:“为三万元人民币而奋斗!”这大概是“向钱看”的急先锋了……
绍棠先生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这个书名很显然与肖洛霍夫的巨著有关),印刷厂已经排版了,结果因为我当了右派告吹了,我用木匣子把大样埋在自家院子里,还写了一篇诔文呢……”
我认为,《静静的顿河》之伟大,还可以从她的敌对者的所作所为得到验证。我侃侃而言:“文革”初期,林彪、江青尽管权势熏天,全党全军全国的笔杆子为其役使,批《静静的顿河》这株大毒草,结果却始终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批判文章。可见《静静的顿河》是真正伟大的巨著,赞之不易,谤之亦难。就连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姚文元,打遍天下,甚至打到印象派音乐大师德彪西头上,却始终没有碰过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
绍棠先生惊讶而欣喜地看着我,说:“我曾经和许多人讨论过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从来没听过这样大胆而新颖的见解……”
接下来,是漫无边际的聊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绍棠先生的同情心。20年来,绍棠先生身陷逆境,吃尽千辛万苦,却只是数言以蔽之:“我和乡亲们在一起;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嘛。”而谈到我们共同的一位熟人的不幸遭遇时,绍棠先生摘去眼镜,热泪盈眶,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叹息……
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绍棠先生渐入佳境了。1957年的那些毒草作品被收入“重放的鲜花”专集,风行一时。绍棠先生也发表了许多新作,可惜,这些作品大都是图解政治运动,缺乏文学感染力。我在闲谈中委婉地指出这一点。绍棠先生豪爽地道:“不单你这么说,别人也这么说,说我这样写下去要砸牌子啦……”
复出之后,绍棠先生喜欢结交官场人物,以与他们过从为骄傲,令我觉得不舒服。显然,这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但我以为绍棠先生也放弃了早年的独立观念。
据绍棠先生透露:戴上“右派”帽子折腾了20年,他的一万多元的积蓄快花光了,甚至有断炊之虞,幸亏邓公开明,使他绝处逢生。
绍棠先生格外珍惜翻身的机会,凡事都比常人“左”三分,许多言论使人厌听。
过了不久,我和赵姓姑娘因琐事而绝交了。作为报复,她在刘氏父女面前说了我许多坏话——主要是生活方面的真真假假的劣迹。我懶于自辩,从此不再登绍棠先生家门了。
后来,我和绍棠先生在文艺界的聚会上又见过几次,已经无话可说,客气地点点头而已。
此后,我依然关注绍棠先生的文学创作活动。绍棠先生以“我是一个土著”自诩,笔触始终不离故乡的土地与河流。然而,绍棠先生学养不足的弱点也暴露无遗。在我认识的前辈作家里,绍棠先生是藏书最少的一位。
绍棠先生的中长篇小说源源而出,却委实难以打动人心。这些作品统统进入了一种模式:乡野传奇加运河风光加英雄人物加放荡女人,故事大同小异,人物千面一律,缺乏思想和历史的深度。我心中暗自惋叹:看来,绍棠先生真正是江郎才尽了。他年轻时的文学灵气到那儿去了呢?
1957年,绍棠先生在“暮春灯下随笔”一文中叹道:“我的故乡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而我给它的,只是一点孩子气的安慰……”绍棠先生复出后,却连这一点孩子气的安慰也没有了;原先对农民命运和境遇的同情,对民族苦难的初步体察,统统被官方论点取代了,官云亦云。
自然,这也不能一味责怪绍棠先生。绍棠先生说过:“我们这一辈为什么出不了巴金、曹禺?我认为教条主义是作家的大敌……”对此,我不仅赞成,还想做进一步发挥:教条主义能够把巴金、曹禺、绍棠先生也变成为平凡之士。
在国外定居后,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绍棠先生的一篇短文“留命察看”,得知他因写作过劳病倒了,我心里很难过;而且,一时还不能将红光满面的绍棠先生与病夫联系在一起。
我很想写信劝劝绍棠先生,与其写作许多松松垮垮的长篇小说,莫如集全部精粹于一书,就像肖洛霍夫于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之后拿出《静静的顿河》;又觉得交浅言深,殊为不当,终于没有动笔。
再后来,我在法拉盛图书馆借阅绍棠先生著“四类手记”。所谓四类并非地富反坏,而是老弱病残也。绍棠先生的雄心依然不泯,却已处处显示无回天之力了。
1956年,绍棠先生在小说《私访记》的后记里,引述过家乡的一个顺口溜:“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不死。”掩上“四类手记”,我悲哀地暗忖:这是不是作者潜意识里的自况呢?
绍棠先生终究未能成为中国的肖洛霍夫;绍棠先生的早期作品与肖洛霍夫早期作品《顿河故事》不相仲伯,而后来的长篇小说则与《静静的顿河》有霄壤之别。除了才具和健康的原因,肖洛霍夫与绍棠先生在主体心理结构方面的差异实在太大了。
1997年初春时节,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读到“人民艺术家刘绍棠逝世”的讣闻,十分悲痛。我黯然神伤地对身边的友人叹道:“我未成名君已去,刘绍棠先生。”
葛利高里在明媚的阳光下,把阿克西尼亚埋葬了。
绍棠先生在明媚的阳光下,把自己埋葬了。
人生谢幕,何其匆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