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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人口的流动性不断提高。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外出劳动力的主体是男性，老人、妇女和孩子留在户籍地，于是随着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农村中一个特殊群体正在形成——她们忍受着与丈夫长年两地分居的孤寂，守着家中的一亩三分地，赡养老人，照顾孩子，一肩挑起全家的重担，她们被称为“留守妇女”。据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有4700万是留守妇女。
3月22日，陕西省周至县终南镇庞仁堡村27岁的留守妇女任丽丽给两个一岁半的双胞胎女儿灌下毒药后，自己也服毒自杀。最终，两个孩子经抢救生还，她们的妈妈却永远地离开了。
3月27日，四川省大竹县唐成芳自杀了，不只如此，她还亲手把毒药喂给了三个亲生孩子，而那时，她的大女儿8岁，小儿子只有8个月。后来，抢救过来的唐成芳被问及为何要这么做时，她说：“我活着太累！”
任丽丽和唐成芳自杀的背后，是中国4700万留守妇女问题的缩影。男人们都出去打工了，留守在家的妇女们，不仅要承担巨大的生活压力，还要忍受长期的孤单寂寞，以及两地分居所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压力。
80后母亲突然服毒
“她喝药了，心疼娃以后日子不好过，就给俩娃也喂了药，唉……”
在婆婆陈惠芹眼里，二儿媳任丽丽原本是个聪明孝顺的女人，可自去年底到今年初，因为孩子奶粉的事儿，婆媳间闹了点别扭，不过，也绝没到非要以死相抗的地步。
两年前，任丽丽嫁到周至县终南镇庞仁堡村后，就和村里很多妇女一样，成了留守妇女；一年后，又成了留守母亲。终南镇是周至县的大镇，庞仁堡村是镇上的大村。但一大早走进村里，却很少见到村民。年轻人要么在外面打工，要么念书上学，留下的都是老人、女人和孩子。有人开玩笑说：都是些“死老汉病娃”。
陈惠芹家在村委会附近，一座两层小楼。从外面看，像是才落成不久。但进屋后，没有家具，只有孩子的玩具和杂乱摆放的农具。陈慧芹说，自从二儿媳死后，为了能给老公出门打工腾出时间，她只好一个人带两个孙女，再累，也得硬撑着。
老伴儿李守民今年56岁，因为要给大儿子结婚四处借钱，2006年才盖起这座楼房。“楼房从外表看还行，实际上没打圈梁，全凭两边邻居的房子支撑。”李守民说。
“去年4月总算把婚结了，大儿子智力上有点障碍，但干活什么的还行，大儿媳妇小时候患过脑膜炎，现在除了能在家里做做饭，帮些小忙，生活基本上还要我们给照应着。”
相比之下，二儿子李学清（化名）就让老两口欣慰一些，“虽然不好好念书，连小学都没毕业，可脑子还行，干啥也麻利。”
李学清16岁就出去打工。5年前，他在西安一家民办学校里帮厨，一次偶然帮助了一个在学校里被人欺负的学生，从而认识了这个学生的姐姐，也就是任丽丽，随后两人交往了一年，便结婚了。
“刚来的时候可孝顺了，她爸（李守民）从外面一回来，就给端上热水，说话客气，干活麻利，对这个媳妇，我俩真是又高兴又满意。”
任丽丽那时也在西安打工。作为同样家境清贫的她，出来闯荡的时间也不比丈夫晚。陈惠芹说，儿媳任丽丽勤快，眼里有活儿，唯一不好的就是比较内向，说话声音小，在村里也不太主动跟人搭话，更不爱串门。
谁知道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走了这样极端的一条路。
“我还劝她，咋就不想活了呢？”
“她有时抱娃过来，就坐在院里，不说话，我问她一句，才说一句。”忙着搞猕猴桃人工授粉，不停地擦着汗的李丽说。李丽今年23岁，云南人，长相甜美，与任丽丽一样，同属80后，一年前，也都从留守妻子成了村里的留守母亲。但李丽性格开朗，大方，讲话总是含着笑意。
2011年年底，她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了丈夫，经短暂交往，便从云南昭通嫁到了周至。开始，她还想和丈夫一起去打工，但有了孩子后，就在家看孩子，丈夫在西安打工，“还好啦，他一个星期就回来一次，有事俩人起码可以商量商量。”
李丽的家与任丽丽住的老屋、新房都不远，故每次任丽丽经过她家，都要跟她坐上一会儿。任丽丽出事前，也曾给李丽打过一个电话，说“自己不想活了。”
“我还劝她，咋就不想活了呢？”李丽蹙着眉头说。在她看来，生活的压力和困难总是暂时的，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可打过电话的第二天早上，任丽丽就“走了”。
任丽丽家在旬邑的大山里，因为家穷，为了让弟弟念书，她早早就放弃学业去南方打工。嫁给李学清后，两人感情很好，美满的生活刚刚开始。
结婚第三年，他们有了果果和木木一对双胞胎。原本希望有一个男孩的，一下有了两个，虽然喜出望外，但为了养育两个孩子，李学清不得不经常外出打工挣钱。
见任丽丽带两个孩子比较吃力，陈惠芹便主动要求帮着带一个。2011年全家都很忙，又是盖房，又是给大儿子娶媳妇，家中开销很大。陈慧芹尽管累，但还是硬撑着。陈慧芹自己没有收入，收入主要来自老公的打工所得，手头也不宽松。
最后一根稻草：
娃又没奶粉了
李守民说，去年新房盖好后，他原本希望一家人住在一起，但任丽丽夫妇愿意住老房，就没搬过来。不过，自从他和老伴与大儿夫妇搬到新居后，他就感觉任丽丽跟家里人疏远了，“平时很少过来，一个月偶尔才带着娃来屋里转一两次。”
任丽丽较瘦弱，身体不好，生产后没有奶水。而那时，李学清在建筑队干活，一年到头，总要干完才能拿上钱。虽说年底总可以拿到钱，但当下娃都没啥吃，没办法，两个孩子的奶粉钱只能暂时靠爷爷李守民出。
去年10月，见两个孩子一月光奶粉钱就得400元，加上担心奶粉质量不好，陈惠芹便在外面花550元买了一只母山羊，开始用羊奶喂两个孙女。
春节期间，任丽丽带孩子回娘家，陈惠芹见羊不下奶，就以650元卖了，准备开春后，等草长出来再买一只。谁知，任丽丽回来见老屋后院里拴的羊不见了，就有些无法接受。
出事的前晚，任丽丽对她说娃没奶粉了。陈慧芹只好第二天一大早，跑到镇上卖奶粉的亲戚处，赊了一箱给媳妇送去。 结果到了门口，却发现叫不开门，好不容易从后门翻进去，才发现出事了。没有人知道这个年轻的母亲最后做出这个极端行为前想了些什么：是长期的孤单寂寞，单调的日复一日？是对两个女儿嗷嗷待哺，自己却拿不出钱买奶粉，因而怨恨自己无能？是地里的庄稼、在外长期奔波的丈夫，嫁到异乡没人说话的疏离感，还是被卖掉的母羊，或者是当晚没奶粉吃的两个孩子的哭闹而烦恼造成？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中哪一点成了最后的一根稻草。
由于任丽丽服农药过多，还没到医院，人就不行了。最终，陈慧芹的两个孙女的命被抢救回来。
留守母亲的双重压力：
既要照顾老小，又要忙农活
作为女人，马霞霞也理解村中留守妇女是个什么境况。不过，对任丽丽之死，她认为只是一个极端特例。毕竟，村里其他留守妇女都好好的。
在庞仁堡村，除了李丽、任丽丽，因为孩子而留守在村里的妇女还有很多。周至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的楚亚恒常出差采访，感觉农村留守妇女的确在增多，“前几天去了一趟集贤镇上的一个村，大概统计了一下，就有七八十人之多。”
周至县妇联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全县有13.6万妇女，前几年关注留守儿童，去年也开始注意到了留守妇女的情况，“直至现在，虽然还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调查。但确实人数比较多。”
而在陕南一些山区，留守母亲的现象就更为普遍。如镇安县永乐镇，总人口66600人，留守妇女已达17050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留守母亲。“之前大家比较重视农村留守儿童，但后来发现，实际上留守妇女、留守母亲的人数也在逐渐上升。”镇安县妇联办公室主任杨晓玲说。
记者在镇安县青槐、典史、岩湾等乡村走访发现，实际上，留守儿童只是留守妇女问题的一个表象而已。通常情况下，在农村妇女妊娠后期和生育初期，乃至孩子四五岁前，大多数女性选择在家；而这段时间，就是不折不扣的留守妇女，等到孩子可以走动，念小学了，才可能与丈夫一道去打工。随着留守儿童在离开父母后存在的种种问题，目前很多母亲已选择将孩子带在身边。可是，更多由于工作性质、收入、地域的差异，大部分母亲还是做不到这一点，如此就只能留在家里。
“既要照看小的，还要照看老的，地里的活儿还要做，很是辛苦。”镇安县云盖寺镇的留守妇女刘岚（化名）说，周围亲戚多，还能帮上一把，否则，“日子并不好捱。”有的家庭，婆婆媳妇都是留守妇女，俩女人待在家里，首先不安全；其次难免磕磕碰碰，又有一大堆农活；最重要的是没有现钱，遇到个啥事，当时就把人难住了。”
对于日渐显露的留守妇女现象，镇安县妇联2011年对全县的留守妇女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全县19个乡镇普遍存在留守妇女，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永乐镇，有1万多名，最少的是月河镇120人。平均人数在四五千人左右。而从年龄分布上看，最大的85岁，最小21岁。从学历分布上，则主要以初高中水平为主。
夫妻长期分居生活缺失
精神压力大
“相比于养儿持家，她们在精神上负担的压力更大，很多家庭，近的一月回来一两次，远的，丈夫一年只能年底回来，对于一个完整的家庭这是很大的考验。”镇安县米粮镇副站长、镇妇联主席成芳说，农村妇女之所以留守，实际上也是无奈的选择。
事实上，大多数妇女外出打工后，多数人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但由于结婚、生育再返回家乡，并做不算短的“留守”时，心理上早已跟这个乡村有了生疏感和距离感。
一位留守妇女对比在外打工的城市和自己的家乡说：“感觉回来反倒像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农活也干不了，日子太单调，整天烦得很，跟村里人也说不到一块儿了。在城里虽然累，也辛苦，但干完活就没事了，不像农村一天事情就干不完，邻里关系也难处。在城里晚上去逛逛，上上网，吃吃饭，很有意思，最主要是俩人能在一起。”
但不管怎样，她们留守的还是自己的家乡，身边有亲人陪伴和熟悉的生活环境。而一些妇女在外打工，最终远嫁他乡，不得不留守在自己完全陌生的乡村。如庞仁堡村的留守妇女李丽，原想着从云南嫁到陕西后，虽乡土迥异，但希望却在城里：“想着一结婚，我们就去城里打工生活，结果孩子出生了，他一个人的工资又不够，就没法了。”面对现实，她不得不接受丈夫外出打工，自己在家的留守生活。
“在老家我们都吃米饭，这里整天都吃面食，你说我怎么能吃得惯？才来的时候，村里连个聊天的人也没有，简直都快要闷死了！”李丽说，庆幸的是，公公婆婆看自己是远道来的媳妇，非常照顾，丈夫也很顾家，不忙了就回来，所以，还没感觉到特别的苦闷。
点点滴滴的苦闷情绪徘徊在留守妇女身边，成为她们集体流露出的一道灰暗表情。
8700万留守人口
过半是妇女
原镇安县高峰镇办公室负责人、现铁厂镇干部刘茜说，农村留守妇女不光要照顾老的、小的，还要种地，劳动量大，而且最主要是生活过于单调，“现在农村安全还行，侵扰妇女的不法情况还较少，关键是文化娱乐几乎是零，生活枯燥。”中国农业大学关于农村留守人口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有4700万留守妇女。调查发现，一些留守妇女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从而导致“69.8%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烦躁，50.6%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焦虑，39%的妇女经常感到压抑。”
中国女性学专家李银河就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状况指出，“我觉得留守妇女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双重负担问题（下田和家务），二是夫妻生活缺失。许多外出打工的男人一年才回家一次，男性农民工的性需求如何解决的问题已经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关注，可是留守妇女的性需求却无人问津。”
有专家指出，城乡二元体制是形成留守妇女现象的主要原因。全国妇联《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调查》中指出，农村家庭中的两地分居状况，不但可能影响到农村劳动人口的性别结构，也会影响到农村家庭的婚姻生活质量。
“一个完整的家庭，谁都不愿意分开，农村妇女也一样，很多农村家庭尝试过举家外出，可一旦生了孩子，他们的打工收入没办法在城市维持三口之家的生活，女方就只能带孩子回农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妇女研究专家赵淑真说，虽然现在根本解决妇女“留守”的现状还需要一个过程，但从家庭和社会和谐角度说，各方面都应创造条件，给她们更多的更人性的关怀，“关注她们，实际上就是关注农村的未来。”（摘自《华商报》）
3月22日，陕西省周至县终南镇庞仁堡村27岁的留守妇女任丽丽给两个一岁半的双胞胎女儿灌下毒药后，自己也服毒自杀。最终，两个孩子经抢救生还，她们的妈妈却永远地离开了。
3月27日，四川省大竹县唐成芳自杀了，不只如此，她还亲手把毒药喂给了三个亲生孩子，而那时，她的大女儿8岁，小儿子只有8个月。后来，抢救过来的唐成芳被问及为何要这么做时，她说：“我活着太累！”
任丽丽和唐成芳自杀的背后，是中国4700万留守妇女问题的缩影。男人们都出去打工了，留守在家的妇女们，不仅要承担巨大的生活压力，还要忍受长期的孤单寂寞，以及两地分居所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压力。
80后母亲突然服毒
“她喝药了，心疼娃以后日子不好过，就给俩娃也喂了药，唉……”
在婆婆陈惠芹眼里，二儿媳任丽丽原本是个聪明孝顺的女人，可自去年底到今年初，因为孩子奶粉的事儿，婆媳间闹了点别扭，不过，也绝没到非要以死相抗的地步。
两年前，任丽丽嫁到周至县终南镇庞仁堡村后，就和村里很多妇女一样，成了留守妇女；一年后，又成了留守母亲。终南镇是周至县的大镇，庞仁堡村是镇上的大村。但一大早走进村里，却很少见到村民。年轻人要么在外面打工，要么念书上学，留下的都是老人、女人和孩子。有人开玩笑说：都是些“死老汉病娃”。
陈惠芹家在村委会附近，一座两层小楼。从外面看，像是才落成不久。但进屋后，没有家具，只有孩子的玩具和杂乱摆放的农具。陈慧芹说，自从二儿媳死后，为了能给老公出门打工腾出时间，她只好一个人带两个孙女，再累，也得硬撑着。
老伴儿李守民今年56岁，因为要给大儿子结婚四处借钱，2006年才盖起这座楼房。“楼房从外表看还行，实际上没打圈梁，全凭两边邻居的房子支撑。”李守民说。
“去年4月总算把婚结了，大儿子智力上有点障碍，但干活什么的还行，大儿媳妇小时候患过脑膜炎，现在除了能在家里做做饭，帮些小忙，生活基本上还要我们给照应着。”
相比之下，二儿子李学清（化名）就让老两口欣慰一些，“虽然不好好念书，连小学都没毕业，可脑子还行，干啥也麻利。”
李学清16岁就出去打工。5年前，他在西安一家民办学校里帮厨，一次偶然帮助了一个在学校里被人欺负的学生，从而认识了这个学生的姐姐，也就是任丽丽，随后两人交往了一年，便结婚了。
“刚来的时候可孝顺了，她爸（李守民）从外面一回来，就给端上热水，说话客气，干活麻利，对这个媳妇，我俩真是又高兴又满意。”
任丽丽那时也在西安打工。作为同样家境清贫的她，出来闯荡的时间也不比丈夫晚。陈惠芹说，儿媳任丽丽勤快，眼里有活儿，唯一不好的就是比较内向，说话声音小，在村里也不太主动跟人搭话，更不爱串门。
谁知道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走了这样极端的一条路。
“我还劝她，咋就不想活了呢？”
“她有时抱娃过来，就坐在院里，不说话，我问她一句，才说一句。”忙着搞猕猴桃人工授粉，不停地擦着汗的李丽说。李丽今年23岁，云南人，长相甜美，与任丽丽一样，同属80后，一年前，也都从留守妻子成了村里的留守母亲。但李丽性格开朗，大方，讲话总是含着笑意。
2011年年底，她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了丈夫，经短暂交往，便从云南昭通嫁到了周至。开始，她还想和丈夫一起去打工，但有了孩子后，就在家看孩子，丈夫在西安打工，“还好啦，他一个星期就回来一次，有事俩人起码可以商量商量。”
李丽的家与任丽丽住的老屋、新房都不远，故每次任丽丽经过她家，都要跟她坐上一会儿。任丽丽出事前，也曾给李丽打过一个电话，说“自己不想活了。”
“我还劝她，咋就不想活了呢？”李丽蹙着眉头说。在她看来，生活的压力和困难总是暂时的，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可打过电话的第二天早上，任丽丽就“走了”。
任丽丽家在旬邑的大山里，因为家穷，为了让弟弟念书，她早早就放弃学业去南方打工。嫁给李学清后，两人感情很好，美满的生活刚刚开始。
结婚第三年，他们有了果果和木木一对双胞胎。原本希望有一个男孩的，一下有了两个，虽然喜出望外，但为了养育两个孩子，李学清不得不经常外出打工挣钱。
见任丽丽带两个孩子比较吃力，陈惠芹便主动要求帮着带一个。2011年全家都很忙，又是盖房，又是给大儿子娶媳妇，家中开销很大。陈慧芹尽管累，但还是硬撑着。陈慧芹自己没有收入，收入主要来自老公的打工所得，手头也不宽松。
最后一根稻草：
娃又没奶粉了
李守民说，去年新房盖好后，他原本希望一家人住在一起，但任丽丽夫妇愿意住老房，就没搬过来。不过，自从他和老伴与大儿夫妇搬到新居后，他就感觉任丽丽跟家里人疏远了，“平时很少过来，一个月偶尔才带着娃来屋里转一两次。”
任丽丽较瘦弱，身体不好，生产后没有奶水。而那时，李学清在建筑队干活，一年到头，总要干完才能拿上钱。虽说年底总可以拿到钱，但当下娃都没啥吃，没办法，两个孩子的奶粉钱只能暂时靠爷爷李守民出。
去年10月，见两个孩子一月光奶粉钱就得400元，加上担心奶粉质量不好，陈惠芹便在外面花550元买了一只母山羊，开始用羊奶喂两个孙女。
春节期间，任丽丽带孩子回娘家，陈惠芹见羊不下奶，就以650元卖了，准备开春后，等草长出来再买一只。谁知，任丽丽回来见老屋后院里拴的羊不见了，就有些无法接受。
出事的前晚，任丽丽对她说娃没奶粉了。陈慧芹只好第二天一大早，跑到镇上卖奶粉的亲戚处，赊了一箱给媳妇送去。 结果到了门口，却发现叫不开门，好不容易从后门翻进去，才发现出事了。没有人知道这个年轻的母亲最后做出这个极端行为前想了些什么：是长期的孤单寂寞，单调的日复一日？是对两个女儿嗷嗷待哺，自己却拿不出钱买奶粉，因而怨恨自己无能？是地里的庄稼、在外长期奔波的丈夫，嫁到异乡没人说话的疏离感，还是被卖掉的母羊，或者是当晚没奶粉吃的两个孩子的哭闹而烦恼造成？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中哪一点成了最后的一根稻草。
由于任丽丽服农药过多，还没到医院，人就不行了。最终，陈慧芹的两个孙女的命被抢救回来。
留守母亲的双重压力：
既要照顾老小，又要忙农活
作为女人，马霞霞也理解村中留守妇女是个什么境况。不过，对任丽丽之死，她认为只是一个极端特例。毕竟，村里其他留守妇女都好好的。
在庞仁堡村，除了李丽、任丽丽，因为孩子而留守在村里的妇女还有很多。周至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的楚亚恒常出差采访，感觉农村留守妇女的确在增多，“前几天去了一趟集贤镇上的一个村，大概统计了一下，就有七八十人之多。”
周至县妇联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全县有13.6万妇女，前几年关注留守儿童，去年也开始注意到了留守妇女的情况，“直至现在，虽然还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调查。但确实人数比较多。”
而在陕南一些山区，留守母亲的现象就更为普遍。如镇安县永乐镇，总人口66600人，留守妇女已达17050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留守母亲。“之前大家比较重视农村留守儿童，但后来发现，实际上留守妇女、留守母亲的人数也在逐渐上升。”镇安县妇联办公室主任杨晓玲说。
记者在镇安县青槐、典史、岩湾等乡村走访发现，实际上，留守儿童只是留守妇女问题的一个表象而已。通常情况下，在农村妇女妊娠后期和生育初期，乃至孩子四五岁前，大多数女性选择在家；而这段时间，就是不折不扣的留守妇女，等到孩子可以走动，念小学了，才可能与丈夫一道去打工。随着留守儿童在离开父母后存在的种种问题，目前很多母亲已选择将孩子带在身边。可是，更多由于工作性质、收入、地域的差异，大部分母亲还是做不到这一点，如此就只能留在家里。
“既要照看小的，还要照看老的，地里的活儿还要做，很是辛苦。”镇安县云盖寺镇的留守妇女刘岚（化名）说，周围亲戚多，还能帮上一把，否则，“日子并不好捱。”有的家庭，婆婆媳妇都是留守妇女，俩女人待在家里，首先不安全；其次难免磕磕碰碰，又有一大堆农活；最重要的是没有现钱，遇到个啥事，当时就把人难住了。”
对于日渐显露的留守妇女现象，镇安县妇联2011年对全县的留守妇女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全县19个乡镇普遍存在留守妇女，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永乐镇，有1万多名，最少的是月河镇120人。平均人数在四五千人左右。而从年龄分布上看，最大的85岁，最小21岁。从学历分布上，则主要以初高中水平为主。
夫妻长期分居生活缺失
精神压力大
“相比于养儿持家，她们在精神上负担的压力更大，很多家庭，近的一月回来一两次，远的，丈夫一年只能年底回来，对于一个完整的家庭这是很大的考验。”镇安县米粮镇副站长、镇妇联主席成芳说，农村妇女之所以留守，实际上也是无奈的选择。
事实上，大多数妇女外出打工后，多数人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但由于结婚、生育再返回家乡，并做不算短的“留守”时，心理上早已跟这个乡村有了生疏感和距离感。
一位留守妇女对比在外打工的城市和自己的家乡说：“感觉回来反倒像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农活也干不了，日子太单调，整天烦得很，跟村里人也说不到一块儿了。在城里虽然累，也辛苦，但干完活就没事了，不像农村一天事情就干不完，邻里关系也难处。在城里晚上去逛逛，上上网，吃吃饭，很有意思，最主要是俩人能在一起。”
但不管怎样，她们留守的还是自己的家乡，身边有亲人陪伴和熟悉的生活环境。而一些妇女在外打工，最终远嫁他乡，不得不留守在自己完全陌生的乡村。如庞仁堡村的留守妇女李丽，原想着从云南嫁到陕西后，虽乡土迥异，但希望却在城里：“想着一结婚，我们就去城里打工生活，结果孩子出生了，他一个人的工资又不够，就没法了。”面对现实，她不得不接受丈夫外出打工，自己在家的留守生活。
“在老家我们都吃米饭，这里整天都吃面食，你说我怎么能吃得惯？才来的时候，村里连个聊天的人也没有，简直都快要闷死了！”李丽说，庆幸的是，公公婆婆看自己是远道来的媳妇，非常照顾，丈夫也很顾家，不忙了就回来，所以，还没感觉到特别的苦闷。
点点滴滴的苦闷情绪徘徊在留守妇女身边，成为她们集体流露出的一道灰暗表情。
8700万留守人口
过半是妇女
原镇安县高峰镇办公室负责人、现铁厂镇干部刘茜说，农村留守妇女不光要照顾老的、小的，还要种地，劳动量大，而且最主要是生活过于单调，“现在农村安全还行，侵扰妇女的不法情况还较少，关键是文化娱乐几乎是零，生活枯燥。”中国农业大学关于农村留守人口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有4700万留守妇女。调查发现，一些留守妇女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从而导致“69.8%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烦躁，50.6%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焦虑，39%的妇女经常感到压抑。”
中国女性学专家李银河就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状况指出，“我觉得留守妇女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双重负担问题（下田和家务），二是夫妻生活缺失。许多外出打工的男人一年才回家一次，男性农民工的性需求如何解决的问题已经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关注，可是留守妇女的性需求却无人问津。”
有专家指出，城乡二元体制是形成留守妇女现象的主要原因。全国妇联《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调查》中指出，农村家庭中的两地分居状况，不但可能影响到农村劳动人口的性别结构，也会影响到农村家庭的婚姻生活质量。
“一个完整的家庭，谁都不愿意分开，农村妇女也一样，很多农村家庭尝试过举家外出，可一旦生了孩子，他们的打工收入没办法在城市维持三口之家的生活，女方就只能带孩子回农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妇女研究专家赵淑真说，虽然现在根本解决妇女“留守”的现状还需要一个过程，但从家庭和社会和谐角度说，各方面都应创造条件，给她们更多的更人性的关怀，“关注她们，实际上就是关注农村的未来。”（摘自《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