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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始行留学之风
——开启近代中国留学生派遣制度实践先河
19世纪60至70年代，在太平天国的打击下、在两次鸦片战争的船坚炮利中，清政府开始寻求解决之道。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以爱新觉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拉开了序幕，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迅速开展。而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正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尽管这几批留学生是封建制度下的自救探索，但却为封建王朝注入了久违的生机，为中国和世界的沟通、交汇提供契机，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在推动中国幼童赴美的进程中，家境贫寒却偶然得到机会留学美国的容闳发挥了重要作用。容闳通过考试，成为耶鲁第一位中国学生。毕业后，美国多家公司向他伸出橄榄枝，但他却说：“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
回国后，他向曾国藩着重谈及应选派留学生出洋留学，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不久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联名上奏，清政府批准了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向西方派遣留学生。
1872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一百多名“幼童”，容闳作为这批幼童的副领队。这批幼童被称为“最早来自中国的一百人（China’s first hundred）”。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按计划分批选送了120名幼童到美国。然而，清政府在1881年6月做出撤回留美学生的决定。当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毕业。
一些不被重用的留美幼童们虽然前期遭受了抵制和歧視，但他们并没有沉沦，在辛亥革命前后，逐步成为政界、军界、商界的知名人物。例如，唐绍仪曾出任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第一任内阁总理；唐国安曾参与创办清华学堂，为清末民初大批青年赴美作出了贡献。
1877年，李鸿章、沈葆桢联名奏请向英法两国派遣学生学习海军技术。于是，清政府分别在1877年、1881年、1895年、1897年向英法两国派出四批80余名官费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先后进入了军队，如晚清北洋舰队的主要将领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林永升等都是留欧学生。
在19世纪临近尾声，中目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的惨败使得国人将自救的目光投向日本。
1896年，清朝驻日公使裕庚在上海、苏州等地招收了13名学生到日本去，开启了中国近代留日的历史序幕。一时之间，留日学生人数开始飙升，短短五年时间达到1400名左右。根据《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中统计：1898年有77人赴日留学，到1902年升至727Jk。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获胜、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再次将近代留日活动推向高潮，留日生陡增至8000余人。
庚款留学的耻辱与希望
——20世纪中国留学运动中值得铭记的一页
孔子曰：知耻而后勇。
公元1900年，即光绪26年，按照中国的干支纪年，此百年的开始为“庚子”年。8月14日，北京被攻陷。1901年，《辛丑条约》订立，其中的赔款因针对“庚子事变”而设，故称“庚子赔款”，简称“庚款”。后来，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带头“退还”多收的庚款，用于培养留美中国学生，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于是形成近半个世纪的特殊留学事件一一庚款留学。
尽管带着耻辱的底色，但依然无法泯灭当中取得的成绩和辉煌，一些人、一些事甚至对新中国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些孜孜以求、勤奋卓越的学子们值得世人讴歌和铭记！
1908年中美签署庚款留学协议后，中国开始进行留美学生甄选工作。1909年到1911年3年间，清政府三次在全国范围内招考庚款留学生，考试地点设在北京史家胡同。当年的招考要求十分严格，除通晓国文、英文外，还需要“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还规定“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示范诸学”，此外，学成后必须回国。
1909年8月间，庚款留学第一次招考举行，从应考的630名学生放榜录取了47人，当年10月赴美。这批学生中包括日后成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1910年8月，庚款赴美第二次招考在史家胡同再次进行，400多人应考中，70人获得录取资格。其中，胡适名列第55名，与他同期渡洋的还有赵元任、竺可桢。1911年，第三批庚款留学招考举行，63人赴美。
1911年4月29日，北京西郊清华园，礼乐齐鸣，468名青少年学生与身着朝服的游美学务处总办、会办、学生监督，以及美国和本土教员一同迎来留美预备学堂开学的第一天。学堂因设立在清华园，故而得名“清华学堂”，专门为培训庚款留学生而设立。
清华学堂准设后，学生规模核定为500名，学制为8年，分高等、中等两科，各为四年制。高等科毕业后，相当于美国大学二年级的水平。因此，高等科毕业生可以直接到美国大学三年级开始读书，大学毕业后再读硕士、博士。
首届毕业生有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汤用彤、吴宓等人，后都成为各自学科的奠基者。辛亥革命后，庚款留学中断，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却并未停止选送优秀学生赴美留学。
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生扩大到在全国公开招考。从1909年到1929年间，庚款留学项目向美国大约输送了1300名学生，在这当中涌现出近现代众多优秀的学者、教育家以及不同领域的杰出人才，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引擎。
留学美利坚的学子们目睹着美国的富强、物质文明的发达，对比旧中国时的贫穷、积弱，心系祖国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索着当中的原因。
陈衡哲是清华第一届庚款女留学生，在1914年抵达美国，一年之后，她熟悉了留学界两件文化革新运动。一是任鸿隽提倡的科学救国运动，二是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这两大运动发端于康奈尔大学内，后在国内掀起浪潮。其中，任鸿隽认为中国的地理环境同美国相似，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先进的科学。他提出：“一个国家的盛衰强弱，与学界之有无成正比。” 1914年6月10日晚间，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赵元任、秉志等人晚餐后闲谈。大家谈及国外的同学能做什么为祖国效力呢？大家的意见很快趋于一致：既然认为国家所缺莫过于科学，为何不刊行一种杂志，向中国大众介绍科学？谈话诸人商谈后决定以个人入股的方式创办一本科学月刊，刊名即为《科学》，并组成“科学社”以募集资金。
1914年整整一个暑假，《科学》最初发起人任鸿隽、杨杏佛、金邦正、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都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并撰写稿件。康奈尔大学的多数中国学生也都在忙着撰写、翻译文章。胡明复便写成10篇文章，比如《万有引力之定律》《算学于科学中之地位》《近世科学的宇宙观》等。到秋天开学时，他们已经备足三期的《科学》文稿预备发刊。
1915年1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综合性现代科学杂志——《科学》月刊在上海发行。这是中国首份采用汉字横排向右，使用西式标点符号排版方式的刊物，具有划时代意义。留学生们用自己的热情和行动拉近了中国与西方现代科学的距离。其后，在大多数社员的同意下，“科学社”改为“中国科学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宣告成立。
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留学生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鱼跃而出
20世纪初，日本东京聚集了大批寻求新思想、新文化的中国留学生。当时的日本成为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各种欧美文化名著都有日译本，而留学生正是这些新思想的翻译者和传播者。随后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将传播新文化的工作推向了高潮。
《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曾留学日本，《新青年》的撰稿者以及编辑如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均为留学生。其中，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分别代表了留欧、留日、留美的爱国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通过翻译西方著作、办刊物、授课、演讲等方式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同时也把中国的经典文化通过英文传播到西方国家去。辜鸿铭将《论语》《中庸》等翻译成英文，并且用英文撰写《尊王篇》《春秋大义》，让西方人了解走近中国文化。
“五四”运动之后，从美国归来的学子越来越多，中国的学制开始由仿曰转向仿美。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新学制，采用美国的“六三三四制”，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自此，中国教育体制基本模仿美式学制。
留美学生除了带回来美国的教育制度，还带回了新思想新风俗。其中，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最为代表性。支持这一思想的有胡适、蒋梦麟、晏阳初、傅葆琛等留美人士。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巨变，“五四”新文化运动还呼唤着新文学以及新的创作方式。
在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以他为主的留日留学生从日文中习得了语法和含义新鲜的词汇，并运用到自己的文章著作中。丰富的日语词汇的输入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活力。“五四”之后，一场真正的文学革命掀开巨幕。留美的胡适和留日的鲁迅成为当中的主要力量。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批评中国文学三大毛病，“无病呻吟”“摹仿古人”“言之无物”，并反驳白话不能作诗的说法。
早在胡适于美国学校与任鸿隽等人关于是否应提倡白话文进行论战时，陈衡哲以行动支持胡适。她以笔名“莎菲”写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一日》，刊载于1917年《留美学生季报》第一期上。《一日》以平实生动而富幽默的笔调，描写了美国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随后，她又创作了《老夫妻》《巫峡里的一个女子》《小雨点》等作品，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第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胡适在给《小雨点》作序时说：“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題的时候，莎菲却已经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
鲁迅在《新青年》连续发表白话文小说，批判封建文化、提倡新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1921年7月，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人组织“创造社”，创作新诗新小说。1924年，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编撰《语丝》周刊，影响甚广。
那一时期的留日、欧美留学生为改造旧文学，以白话文为武器，吸收外国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形成了20世纪新文学的特点，新诗不受格律押韵的束缚，话剧形式活泼，小说的地位大幅度提高，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烽火岁月中的留学生
——身负救亡图存使命掀起回国大潮
1937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的开始。而当时，在日本留学生达到出国留学总人数约60%。心系家国的留日学生纷纷回国，激起史上最高涨的回国浪潮。这当中虽然有政府对留学生的限制，但更主要的回国动力是源自留学生的爱国情切。从“七七事变”到当年9月上旬，留日学生归国人数近4000人。
1937年8月，最先回到上海的留日学生组织了上海留日同学抗敌救亡会，并积极组织宣传、募捐。更有留学生直接奔赴抗战第一线。中国新闻家刘尊棋回忆“七七”之夜在东京时的感想说：“这一夜，我一刻也不能安静入睡……哦！抗日战争！伟大的神圣的抗日战争！我一天都不能再停留下去！我要立刻投身到战火里去！”
留美、留欧的中国学生也放弃了学位和稳定的工作纷纷回国，并发声：“宁可做独立国的平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博士。”抗战前夕，中国留学欧美学生总数约4000人，抗战爆发一年内回国者近2000人。
国际宣传是留学生报国的独特方式之一。“九一八”事变之后，海外留学生或通过社交积极联络同情中国的外国友好人士，或多次派代表参加国际会议，致电致函国际联盟，要求国联制裁日本。他们也通过国际性演讲会、讨论会等进行宣传。另外，直赴战场，奉献着青春和热血也是多数归国留学生的真实写照。
1931年底在巴黎的女留学生郝郁文，在抗战爆发时正加紧准备应考博士学位。面临个人前途与民族前途的抉择，她毫不犹豫选择回国。她说：“目前当务之急，是为民族的生存而抗日。” 意大利那波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著名昆虫学家周尧，对挽留他的导师说：“大虫（指日本侵略者）不杀，杀小虫（指植物害虫）何用？”回国后，他便报名参加了广东地方军第187师，脱下洋装，换上戎装，10天后就随军开赴河南抗日前线。
在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的冼星海当时是班里第一位中国学生。抗日救亡之曰，他谢绝了学院的挽留，于1935年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共产党领导的歌曲作者协会，创作了大量的爱国歌曲，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抗战再次发声，谱写了音乐史诗《黄河大合唱》。他以音乐为枪，在烽火岁月掀起了一场歌咏救亡运动。
在密歇根大学读书的李温平1936年底回国，并在国内继续完成论文，1939年获得运输工程博士学位。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艰难时期，国外援华物资仅靠滇缅公路这条唯一的国际通道，但其路面差，雨季便不能通车。经过李温平和施工队抢修，公路得以顺利通车。当年，共计有十三多万吨的国际援助军用物资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运往抗日前线。
在祖国危难之际，留学生们或以枪、或以笔，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带到同胞当中，在不同领域弦歌不绝，贡献非凡！
投身新中国建设再掀归潮
——科研的种子倾情绽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开国大典28响礼炮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历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新中国初建，百废待新，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海外的学子们渴望回到祖国参与建设，周恩来亲自主持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
当时，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约7000人，分布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地。他们大多是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公费或自费留学海外，当中也有一部分访问学者和实习生。在祖国的号召下，他们突破层层阻力，奔向祖国母亲的怀抱。从1949年到1957年春，回国留学生人数达3000人之多。
在这批队伍当中，不乏我们熟知的名字。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舍弃洋房、汽车、年薪约1万美金的薪水踏上归国路程。1950年2月，华罗庚一家到达香港，他随即在香港发表致美留学生公开信，鼓励海外学子回到新中国服务。这封信在留学生群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华罗庚到达北京后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及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
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后又到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钱学森于1950年8月15日举家回国却遭到百般阻挠。终于在各方努力争取下，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归国轮船。10月13日，钱学森抵达上海。1948年4月起，钱学森开始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回到祖怀抱的留学生还有邓稼先、李四光、童第周、邹承鲁、梁思礼、严东生、曹锡华……
无机化学家、材料科学家严东生曾说的“立志为中国的建设发展而献身是我国几代科学家的理想和美德”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学子们最好的注脚。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留学生
恪守尽职，再创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在吸引留学人员回国的同时，中央还高度重视向苏、东欧派遣留学生。毛泽东说：“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1949年10月5曰，中国与苏联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在京举办，明确坚定了社会主义道路，也为日后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奠定了基础。从1950年起，中国共向苏联、东欧、古巴、朝鲜等29個国家派出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大多学业有成后，回到祖国，服务社会。
1950年9月中旬，25名留学生乘火车离北京去莫斯科然后分赴5国。这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新中国首批留学生在东欧五国学习T3年，初步掌握了当地的语言文字和历史知识，并于1953年夏结束学业回国（赴匈牙利留学生学习期限则延长1年）。25名留学生回国后都按原计划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也有一部分同志由于北京大学开设东欧国家语言课、外国语学院成立东欧语系，被调任教师。这25名留学生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勤恳奉献着。
1951年8月，我国正式向苏联排出375名留学生（其中有研究生136名）。赴苏后，这批留学生进入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莫斯科运输经济学院等学习与国内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专业。新中国第一位女中将聂力就是于1954年留苏预备班的学生，后进入苏联列宁格勒精密机械与光学仪器学院就读。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9年间，我国派遣了留学生16000余名，其中91%派往苏联，8%派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在他们当中，三分之二的人都学习的是工科，成为日后建设祖国的坚实力量。
到改革开放后，很快形成新一轮的留学高潮。1978年底，新中国向美国派出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52名留学生。这批留学生中最早回国的是王以铭。他在1980年提前半年结束学习，并立志要把看到的、学到的东西带回去。王以铭回国后，任北京工业大学电子科学系主任，不久升任北工大副校长，曾经任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这批留学生当中的曹小平、彭吉虎、张育曼、赵南明、郑衍衡、李衍达、张楚汉、柳百成、崔国文都在1981年回到国内，主要承担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归国三年后，这52人当中有7A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早年的留学生以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为己任，而今天的留学生的选择和价值观也更加多元，经历着与先辈不尽相同的留学之路。80年代之后，我国经历了从精英留学、潮流留学到进入现在的大众化留学、全民留学时代，逐渐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已经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纽带，他们处于最开放的时代，心怀祖国、走向世界，使得东西方文明交汇得更加璀璨。
——开启近代中国留学生派遣制度实践先河
19世纪60至70年代，在太平天国的打击下、在两次鸦片战争的船坚炮利中，清政府开始寻求解决之道。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以爱新觉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拉开了序幕，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迅速开展。而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正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尽管这几批留学生是封建制度下的自救探索，但却为封建王朝注入了久违的生机，为中国和世界的沟通、交汇提供契机，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在推动中国幼童赴美的进程中，家境贫寒却偶然得到机会留学美国的容闳发挥了重要作用。容闳通过考试，成为耶鲁第一位中国学生。毕业后，美国多家公司向他伸出橄榄枝，但他却说：“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
回国后，他向曾国藩着重谈及应选派留学生出洋留学，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不久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联名上奏，清政府批准了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向西方派遣留学生。
1872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一百多名“幼童”，容闳作为这批幼童的副领队。这批幼童被称为“最早来自中国的一百人（China’s first hundred）”。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按计划分批选送了120名幼童到美国。然而，清政府在1881年6月做出撤回留美学生的决定。当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毕业。
一些不被重用的留美幼童们虽然前期遭受了抵制和歧視，但他们并没有沉沦，在辛亥革命前后，逐步成为政界、军界、商界的知名人物。例如，唐绍仪曾出任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第一任内阁总理；唐国安曾参与创办清华学堂，为清末民初大批青年赴美作出了贡献。
1877年，李鸿章、沈葆桢联名奏请向英法两国派遣学生学习海军技术。于是，清政府分别在1877年、1881年、1895年、1897年向英法两国派出四批80余名官费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先后进入了军队，如晚清北洋舰队的主要将领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林永升等都是留欧学生。
在19世纪临近尾声，中目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的惨败使得国人将自救的目光投向日本。
1896年，清朝驻日公使裕庚在上海、苏州等地招收了13名学生到日本去，开启了中国近代留日的历史序幕。一时之间，留日学生人数开始飙升，短短五年时间达到1400名左右。根据《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中统计：1898年有77人赴日留学，到1902年升至727Jk。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获胜、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再次将近代留日活动推向高潮，留日生陡增至8000余人。
庚款留学的耻辱与希望
——20世纪中国留学运动中值得铭记的一页
孔子曰：知耻而后勇。
公元1900年，即光绪26年，按照中国的干支纪年，此百年的开始为“庚子”年。8月14日，北京被攻陷。1901年，《辛丑条约》订立，其中的赔款因针对“庚子事变”而设，故称“庚子赔款”，简称“庚款”。后来，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带头“退还”多收的庚款，用于培养留美中国学生，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于是形成近半个世纪的特殊留学事件一一庚款留学。
尽管带着耻辱的底色，但依然无法泯灭当中取得的成绩和辉煌，一些人、一些事甚至对新中国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些孜孜以求、勤奋卓越的学子们值得世人讴歌和铭记！
1908年中美签署庚款留学协议后，中国开始进行留美学生甄选工作。1909年到1911年3年间，清政府三次在全国范围内招考庚款留学生，考试地点设在北京史家胡同。当年的招考要求十分严格，除通晓国文、英文外，还需要“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还规定“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示范诸学”，此外，学成后必须回国。
1909年8月间，庚款留学第一次招考举行，从应考的630名学生放榜录取了47人，当年10月赴美。这批学生中包括日后成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1910年8月，庚款赴美第二次招考在史家胡同再次进行，400多人应考中，70人获得录取资格。其中，胡适名列第55名，与他同期渡洋的还有赵元任、竺可桢。1911年，第三批庚款留学招考举行，63人赴美。
1911年4月29日，北京西郊清华园，礼乐齐鸣，468名青少年学生与身着朝服的游美学务处总办、会办、学生监督，以及美国和本土教员一同迎来留美预备学堂开学的第一天。学堂因设立在清华园，故而得名“清华学堂”，专门为培训庚款留学生而设立。
清华学堂准设后，学生规模核定为500名，学制为8年，分高等、中等两科，各为四年制。高等科毕业后，相当于美国大学二年级的水平。因此，高等科毕业生可以直接到美国大学三年级开始读书，大学毕业后再读硕士、博士。
首届毕业生有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汤用彤、吴宓等人，后都成为各自学科的奠基者。辛亥革命后，庚款留学中断，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却并未停止选送优秀学生赴美留学。
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生扩大到在全国公开招考。从1909年到1929年间，庚款留学项目向美国大约输送了1300名学生，在这当中涌现出近现代众多优秀的学者、教育家以及不同领域的杰出人才，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引擎。
留学美利坚的学子们目睹着美国的富强、物质文明的发达，对比旧中国时的贫穷、积弱，心系祖国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索着当中的原因。
陈衡哲是清华第一届庚款女留学生，在1914年抵达美国，一年之后，她熟悉了留学界两件文化革新运动。一是任鸿隽提倡的科学救国运动，二是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这两大运动发端于康奈尔大学内，后在国内掀起浪潮。其中，任鸿隽认为中国的地理环境同美国相似，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先进的科学。他提出：“一个国家的盛衰强弱，与学界之有无成正比。” 1914年6月10日晚间，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赵元任、秉志等人晚餐后闲谈。大家谈及国外的同学能做什么为祖国效力呢？大家的意见很快趋于一致：既然认为国家所缺莫过于科学，为何不刊行一种杂志，向中国大众介绍科学？谈话诸人商谈后决定以个人入股的方式创办一本科学月刊，刊名即为《科学》，并组成“科学社”以募集资金。
1914年整整一个暑假，《科学》最初发起人任鸿隽、杨杏佛、金邦正、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都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并撰写稿件。康奈尔大学的多数中国学生也都在忙着撰写、翻译文章。胡明复便写成10篇文章，比如《万有引力之定律》《算学于科学中之地位》《近世科学的宇宙观》等。到秋天开学时，他们已经备足三期的《科学》文稿预备发刊。
1915年1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综合性现代科学杂志——《科学》月刊在上海发行。这是中国首份采用汉字横排向右，使用西式标点符号排版方式的刊物，具有划时代意义。留学生们用自己的热情和行动拉近了中国与西方现代科学的距离。其后，在大多数社员的同意下，“科学社”改为“中国科学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宣告成立。
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留学生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鱼跃而出
20世纪初，日本东京聚集了大批寻求新思想、新文化的中国留学生。当时的日本成为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各种欧美文化名著都有日译本，而留学生正是这些新思想的翻译者和传播者。随后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将传播新文化的工作推向了高潮。
《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曾留学日本，《新青年》的撰稿者以及编辑如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均为留学生。其中，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分别代表了留欧、留日、留美的爱国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通过翻译西方著作、办刊物、授课、演讲等方式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同时也把中国的经典文化通过英文传播到西方国家去。辜鸿铭将《论语》《中庸》等翻译成英文，并且用英文撰写《尊王篇》《春秋大义》，让西方人了解走近中国文化。
“五四”运动之后，从美国归来的学子越来越多，中国的学制开始由仿曰转向仿美。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新学制，采用美国的“六三三四制”，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自此，中国教育体制基本模仿美式学制。
留美学生除了带回来美国的教育制度，还带回了新思想新风俗。其中，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最为代表性。支持这一思想的有胡适、蒋梦麟、晏阳初、傅葆琛等留美人士。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巨变，“五四”新文化运动还呼唤着新文学以及新的创作方式。
在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以他为主的留日留学生从日文中习得了语法和含义新鲜的词汇，并运用到自己的文章著作中。丰富的日语词汇的输入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活力。“五四”之后，一场真正的文学革命掀开巨幕。留美的胡适和留日的鲁迅成为当中的主要力量。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批评中国文学三大毛病，“无病呻吟”“摹仿古人”“言之无物”，并反驳白话不能作诗的说法。
早在胡适于美国学校与任鸿隽等人关于是否应提倡白话文进行论战时，陈衡哲以行动支持胡适。她以笔名“莎菲”写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一日》，刊载于1917年《留美学生季报》第一期上。《一日》以平实生动而富幽默的笔调，描写了美国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随后，她又创作了《老夫妻》《巫峡里的一个女子》《小雨点》等作品，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第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胡适在给《小雨点》作序时说：“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題的时候，莎菲却已经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
鲁迅在《新青年》连续发表白话文小说，批判封建文化、提倡新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1921年7月，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人组织“创造社”，创作新诗新小说。1924年，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编撰《语丝》周刊，影响甚广。
那一时期的留日、欧美留学生为改造旧文学，以白话文为武器，吸收外国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形成了20世纪新文学的特点，新诗不受格律押韵的束缚，话剧形式活泼，小说的地位大幅度提高，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烽火岁月中的留学生
——身负救亡图存使命掀起回国大潮
1937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的开始。而当时，在日本留学生达到出国留学总人数约60%。心系家国的留日学生纷纷回国，激起史上最高涨的回国浪潮。这当中虽然有政府对留学生的限制，但更主要的回国动力是源自留学生的爱国情切。从“七七事变”到当年9月上旬，留日学生归国人数近4000人。
1937年8月，最先回到上海的留日学生组织了上海留日同学抗敌救亡会，并积极组织宣传、募捐。更有留学生直接奔赴抗战第一线。中国新闻家刘尊棋回忆“七七”之夜在东京时的感想说：“这一夜，我一刻也不能安静入睡……哦！抗日战争！伟大的神圣的抗日战争！我一天都不能再停留下去！我要立刻投身到战火里去！”
留美、留欧的中国学生也放弃了学位和稳定的工作纷纷回国，并发声：“宁可做独立国的平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博士。”抗战前夕，中国留学欧美学生总数约4000人，抗战爆发一年内回国者近2000人。
国际宣传是留学生报国的独特方式之一。“九一八”事变之后，海外留学生或通过社交积极联络同情中国的外国友好人士，或多次派代表参加国际会议，致电致函国际联盟，要求国联制裁日本。他们也通过国际性演讲会、讨论会等进行宣传。另外，直赴战场，奉献着青春和热血也是多数归国留学生的真实写照。
1931年底在巴黎的女留学生郝郁文，在抗战爆发时正加紧准备应考博士学位。面临个人前途与民族前途的抉择，她毫不犹豫选择回国。她说：“目前当务之急，是为民族的生存而抗日。” 意大利那波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著名昆虫学家周尧，对挽留他的导师说：“大虫（指日本侵略者）不杀，杀小虫（指植物害虫）何用？”回国后，他便报名参加了广东地方军第187师，脱下洋装，换上戎装，10天后就随军开赴河南抗日前线。
在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的冼星海当时是班里第一位中国学生。抗日救亡之曰，他谢绝了学院的挽留，于1935年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共产党领导的歌曲作者协会，创作了大量的爱国歌曲，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抗战再次发声，谱写了音乐史诗《黄河大合唱》。他以音乐为枪，在烽火岁月掀起了一场歌咏救亡运动。
在密歇根大学读书的李温平1936年底回国，并在国内继续完成论文，1939年获得运输工程博士学位。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艰难时期，国外援华物资仅靠滇缅公路这条唯一的国际通道，但其路面差，雨季便不能通车。经过李温平和施工队抢修，公路得以顺利通车。当年，共计有十三多万吨的国际援助军用物资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运往抗日前线。
在祖国危难之际，留学生们或以枪、或以笔，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带到同胞当中，在不同领域弦歌不绝，贡献非凡！
投身新中国建设再掀归潮
——科研的种子倾情绽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开国大典28响礼炮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历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新中国初建，百废待新，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海外的学子们渴望回到祖国参与建设，周恩来亲自主持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
当时，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约7000人，分布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地。他们大多是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公费或自费留学海外，当中也有一部分访问学者和实习生。在祖国的号召下，他们突破层层阻力，奔向祖国母亲的怀抱。从1949年到1957年春，回国留学生人数达3000人之多。
在这批队伍当中，不乏我们熟知的名字。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舍弃洋房、汽车、年薪约1万美金的薪水踏上归国路程。1950年2月，华罗庚一家到达香港，他随即在香港发表致美留学生公开信，鼓励海外学子回到新中国服务。这封信在留学生群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华罗庚到达北京后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及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
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后又到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钱学森于1950年8月15日举家回国却遭到百般阻挠。终于在各方努力争取下，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归国轮船。10月13日，钱学森抵达上海。1948年4月起，钱学森开始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回到祖怀抱的留学生还有邓稼先、李四光、童第周、邹承鲁、梁思礼、严东生、曹锡华……
无机化学家、材料科学家严东生曾说的“立志为中国的建设发展而献身是我国几代科学家的理想和美德”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学子们最好的注脚。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留学生
恪守尽职，再创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在吸引留学人员回国的同时，中央还高度重视向苏、东欧派遣留学生。毛泽东说：“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1949年10月5曰，中国与苏联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在京举办，明确坚定了社会主义道路，也为日后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奠定了基础。从1950年起，中国共向苏联、东欧、古巴、朝鲜等29個国家派出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大多学业有成后，回到祖国，服务社会。
1950年9月中旬，25名留学生乘火车离北京去莫斯科然后分赴5国。这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新中国首批留学生在东欧五国学习T3年，初步掌握了当地的语言文字和历史知识，并于1953年夏结束学业回国（赴匈牙利留学生学习期限则延长1年）。25名留学生回国后都按原计划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也有一部分同志由于北京大学开设东欧国家语言课、外国语学院成立东欧语系，被调任教师。这25名留学生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勤恳奉献着。
1951年8月，我国正式向苏联排出375名留学生（其中有研究生136名）。赴苏后，这批留学生进入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莫斯科运输经济学院等学习与国内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专业。新中国第一位女中将聂力就是于1954年留苏预备班的学生，后进入苏联列宁格勒精密机械与光学仪器学院就读。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9年间，我国派遣了留学生16000余名，其中91%派往苏联，8%派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在他们当中，三分之二的人都学习的是工科，成为日后建设祖国的坚实力量。
到改革开放后，很快形成新一轮的留学高潮。1978年底，新中国向美国派出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52名留学生。这批留学生中最早回国的是王以铭。他在1980年提前半年结束学习，并立志要把看到的、学到的东西带回去。王以铭回国后，任北京工业大学电子科学系主任，不久升任北工大副校长，曾经任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这批留学生当中的曹小平、彭吉虎、张育曼、赵南明、郑衍衡、李衍达、张楚汉、柳百成、崔国文都在1981年回到国内，主要承担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归国三年后，这52人当中有7A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早年的留学生以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为己任，而今天的留学生的选择和价值观也更加多元，经历着与先辈不尽相同的留学之路。80年代之后，我国经历了从精英留学、潮流留学到进入现在的大众化留学、全民留学时代，逐渐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已经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纽带，他们处于最开放的时代，心怀祖国、走向世界，使得东西方文明交汇得更加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