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先生是香港著名作家，原名刘同绎，创作涵盖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门类，代表作有小说《酒徒》《对倒》《寺内》等，被称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之父”，30年前我因工作的关系与他相识。
　　1988年11月，时任《香港文学》杂志社社长的刘以鬯先生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前来参加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是年过古稀的他自1949年以后第一次到内地来。除了开会，他还要参观游览、会见故旧亲友，日程表安排得满满的。
　　11月7日中午我好不容易见到刘以鬯先生（图左），他刚接受了《工人日报》一位记者的采访，显得有些疲劳。他瘦瘦的身材，瘦瘦的面颊，谈起话来有条不紊，十分精干。我们谈起共同的朋友——上海的赵清阁和香港的魏中天先生，彼此间心理上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他因为还要出去，便约定我第二天一早再来谈，而同我谈完后马上要去八达岭长城，“到了北京，不去长城不是太遗感了吗？”他的兴致很高。第二天我来访他，不巧他已驱车去了长城。我紧追不舍，第三天上午又来找他，他已被《文艺报》副主编陈丹晨拉到楼下大厅去了。不晓得他们谈了多长时间，大概总有一个多小时吧，才握手告别。
　　刘先生见到我先表示抱歉，说前一天一早去长城是因为临时车辆变动。他要我提几个问题，他考虑后再回答。我首先提出请他就国内文学的現状谈点看法，他表示因为看得作品不多，对国内情况不了解，也没有深入研究，故不好发表意见。我又请他谈香港文学的现状，他说这个问题也很复杂，干脆具体谈一谈他主办的《香港文学》月刊吧。
　　当我请刘以鬯先生介绍他的简历时，他只说了“四川大学编辑出版了一本《刘以鬯研究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酒徒》，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短绠集》，你可以参阅”，他的夫人就来通知他，邓友梅来了，中国作家协会请他吃中饭。刘先生连连向我道歉，我们匆匆告别。
　　那次采访刘以鬯先生，我记得我对“鬯”这个字十分陌生，刘先生怕我写不对，特意在我本子上手写了这个字。
　　我采访他时，他还兼任《香港文学》月刊总编辑、香港文学研究会会长、香港作家联谊会副会长，在香港和海外华人文学界起着重要的作用。
　　那年12月，我给刘先生寄去刊载关于他的访问记的报纸和端木蕻良为拙著《春天的问候》写的书评及《<原野>主题辨析》一文。不久收到他的复信，信中他对我寄给他的《人民政协报》表示感谢，并告诉我《香港文学》规定不能转载其他报刊的文字，欢迎我投寄与香港文学有关的文章。不久，我收到刊有端木一文的《香港文学》一册。
　　我写的有关巴金、曹禺、沈从文、叶君健、卞之琳的散文，陆续由刘先生发表在他主持的香港《星岛晚报》“大会堂”副刊上。发表后，刘先生总是亲自寄来剪报并附上便条一张。
　　通过这些小事，我深深感受到了刘先生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和待人的诚恳。
　　6月8日，刘以鬯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99岁。谨以此文略表对他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