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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斌：晓军老师好！十几年来，您总是感受着大众的感受、关注着社会的关注，用报告文学的形式，传递着强烈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从《天使在作战》获中国文学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到《快递中国》获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您的作品始终为文学界所瞩目，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其中有何秘诀？
朱晓军：对于写作而言，无非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我认为，比起“怎么写”，“写什么”显然更加重要，小说如此，报告文学更如此。作为报告文学作家，要有问题意识与公共感，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有担当精神。
作家要审慎选择写作题材，要下足功夫。一部作品的成功首先是选题的成功，所以绝对不是“挖到篮子里就是菜”，即便是菜也要反复比较，炒哪个最好。选题确定后就是“怎么写”了。
到大学任教前，我做过19年编辑，这是“写什么”的最好的训练。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让天说话》写于2003年，写的是鸡西6·20矿难，那次矿难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第二篇报告文学就是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天使在作战》。
既然写特稿，自然就要关注新闻，关注社会焦点与热点。特稿通常讲叙的是新闻背后的故事。2006年春节前夕，学校放假了，我想集中精力写几篇特稿。当时，我在浙江理工大学开设一门必修课《特稿采访与写作》。我找了三个选题，征求《家庭》杂志主编杨丽萍的意见。有一个选题是杨丽萍也关注的，她建议我写“打假医生”陈晓兰。第一次给陈晓兰电话，遭到婉拒，我不甘心又给她电话，这次她的态度有所变化，不过还是不接受采访。我跟她讲，我在杭州，离上海很近，很想跟她见个面，她没好意思拒绝。我们一见如故，毕竟都是“50后”，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感受。原想采访三四个小时，结果一聊就收不住了，一直聊到晚上。
特稿在《家庭》上发表后，我余兴未尽，觉得还应该再采访一次，写篇三四万字的报告文学。我打电话给《北京文学》杂志社执行主编杨晓升，他是一位很有使命感和担当精神的出版人，对这个选题非常看重。当时，我有点儿担心，由于矛头直指国家药监局，这种作品能发出来吗？杨晓升说：“你放心，能发得出来，而且要发头题。”
《天使在作战》在《北京文学》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全国二十几家报纸争相转载。我又采访了陈晓兰多次，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一个医生的救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快递中国》的写作过程是这样的：2014年，我陪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领导去桐庐，桐庐县文联主席董利荣说，桐庐县有个歌舞乡，过去公路没通时，村民想进城买山货，要走五六个小时。改革开放后，那个乡的农民呼朋唤友进城创办了“三通一达”（即申通、圆通、中通、韵达），如今“三通一达”已占全国业务量的60%。我想，这不就是“大山里的中国梦”吗？我很兴奋，想写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在人民日报。2015年初，在杭州市文联的重点选题研讨会上，我说了“大山里的中国梦”的选题，得到杭州市文联领导的充分肯定与重视，文联将之列入签约项目。在采写桐庐农民创办“三通一达”过程中，我们深深地为他们所感动。这是一群无知识、无人脉、无创业资金的浙江山里人。他们以农民特有的文化和乡情、友情、亲情为战略资源，以农民的智慧、勤劳、勇敢和坚韧为杠杆，创造了在中国快递市场占有半壁江山的和世界快递史的一大奇迹，为中国赢得“世界第一快递大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王晓斌：去年，您有一部作品作为唯一的报告文学入选2018年上半年“强素质，作表率”中央和国家机关读书活动推荐书目。想问一下这是一部反映什么内容的报告文学作品？
朱晓军：入选的是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快递中国》。该书写的是杭州桐庐歌舞乡（现并入钟山乡）聂腾飞、陈德军、聂腾云、赖梅松和横村镇的喻渭蛟等几位农民，放弃几亩薄田，毅然走出深山，创办民营快递公司“三通一达”的创业发展历程，揭示了这几家快递公司如何以超速度冲入“中國快递第一集团军”，谱写了21世纪的一个商业传奇。作品展现了中国民营快递这个特殊群体的迅猛发展，诠释了中国新一代农民的梦想和辉煌。他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互联网+快递”运营模式，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
王晓斌：您是大学教授，文学写作可以说是您的副业，而您的创作形式基本上都是报告文学，需要大量时间采访当事人，取得一手材料。真难想象，在教学工作和业余创作之间，您是如何兼顾的？
朱晓军：是的，我在大学除正常教学之外，还指导创意写作工坊——浙江理工大学写作创新班（特稿方向）。我的特稿和报告文学都是在课余时间采写的。特稿的采访可以选择在不上课的时候，长篇报告文学的采访就要选择寒暑假了。
在西方，写作的教师都是富有经验的作家，他们一边教写作，一边写作。高校过去教授的是写作学，也就是写作理论。那时，有个说法：“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中文系不是不培养作家，而是培养不出作家，教写作的教师自己都不会写，怎么能培养别人？
报告文学写作是作家与真相的对决，要不惜代价，挖掘出真相。要想深度开掘，就得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时，同一件事，我要在不同的时间采访当事人两三遍，以此来分辨真假。如果，他第一次讲的有假，第二次讲时往往忘记过去怎么说的，讲的跟第一次不一样，第三次也许跟第一次吻合，也许跟第二次吻合，如果三次说法相同，那基本上就是真的了。这还不行，还要找到佐证，要采访其他知情人，尤其是他的对立面。
其实，这样还是远远不够的，西方的非虚构作家往往采取沉浸式体验和参与式观察。也就是说，作者写乞丐就把自己变成乞丐，要像乞丐一样穿着和乞讨，像乞丐那样思维，像乞丐那样说话，因而写出的作品极具现场感和震撼力。这样的采访方式很值得我们学习。
王晓斌：去年11月，您与家庭期刊集团总编辑杨丽萍联合创作的《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推出后反响怎样，能聊聊吗？还有什么新的写作目标，能否透露一下？
朱晓军：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我已追踪采访24年。我跟许多人已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这本书是从采访过的数百位人选出的19位具有代表性的知青，通过实话实录的方式，保留每位口述者独特的语言风格，将讲述顺序按文学需求进行重组，既保证了作品的真实性，又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出书时插入了数十幅珍贵的老照片，同时也加入了我在这24年采访中拍摄的照片，立体直观地呈现了在后知青时代，这些留守知青的真实生活与感受。有评者说：作品展现了留守知青的生存真相与生活图景，19条命运的曲线构成16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是一部具有填补空白意义、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高水准报告文学作品。
我现在写的选题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妈妈，我要跟你在一起”——中国乡村“没妈孩子”调查。这里说的“没妈孩子”不是真的没有妈妈，而是妈妈跑掉了，或者离婚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因此，这些孩子被媒体称为“没妈孩子”。
这些妈妈中，有的是买来的，生下孩子后，婆家看管松了，跑掉了。买来的女人也有想跟丈夫好好过日子，可是不堪婆家的虐待，最后失望地弃子而去。有的妈妈不是买来的，她进城打工后，跟别的男的跑掉了，再也不回来了。
这不仅仅是女人的问题，也是男人的问题，这些男人基本上能力低弱，素质很差，让女人感到无望。扶贫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是一场持久战。我认为，要让这些男人走出贫困，首先要提高他们的素质，提升他们的文化与技能，让他们有思想、有情趣、有责任、有担当。
可是，这些“没妈孩子”多数是问题孩子，人格有缺陷，心理有障碍，情感麻木，不思上进。我们已注意到空气污染、水的污染及土地的污染，却忽略了这种心灵的污染、人的污染。要知道，这些问题孩子长大之后就可能是问题青年，结婚之后就可能是问题家庭。在采访中发现，有许多孩子的父亲小时候就是“没妈孩子”。我对这些孩子已跟踪采访了六年。
朱晓军：对于写作而言，无非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我认为，比起“怎么写”，“写什么”显然更加重要，小说如此，报告文学更如此。作为报告文学作家，要有问题意识与公共感，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有担当精神。
作家要审慎选择写作题材，要下足功夫。一部作品的成功首先是选题的成功，所以绝对不是“挖到篮子里就是菜”，即便是菜也要反复比较，炒哪个最好。选题确定后就是“怎么写”了。
到大学任教前，我做过19年编辑，这是“写什么”的最好的训练。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让天说话》写于2003年，写的是鸡西6·20矿难，那次矿难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第二篇报告文学就是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天使在作战》。
既然写特稿，自然就要关注新闻，关注社会焦点与热点。特稿通常讲叙的是新闻背后的故事。2006年春节前夕，学校放假了，我想集中精力写几篇特稿。当时，我在浙江理工大学开设一门必修课《特稿采访与写作》。我找了三个选题，征求《家庭》杂志主编杨丽萍的意见。有一个选题是杨丽萍也关注的，她建议我写“打假医生”陈晓兰。第一次给陈晓兰电话，遭到婉拒，我不甘心又给她电话，这次她的态度有所变化，不过还是不接受采访。我跟她讲，我在杭州，离上海很近，很想跟她见个面，她没好意思拒绝。我们一见如故，毕竟都是“50后”，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感受。原想采访三四个小时，结果一聊就收不住了，一直聊到晚上。
特稿在《家庭》上发表后，我余兴未尽，觉得还应该再采访一次，写篇三四万字的报告文学。我打电话给《北京文学》杂志社执行主编杨晓升，他是一位很有使命感和担当精神的出版人，对这个选题非常看重。当时，我有点儿担心，由于矛头直指国家药监局，这种作品能发出来吗？杨晓升说：“你放心，能发得出来，而且要发头题。”
《天使在作战》在《北京文学》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全国二十几家报纸争相转载。我又采访了陈晓兰多次，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一个医生的救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快递中国》的写作过程是这样的：2014年，我陪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领导去桐庐，桐庐县文联主席董利荣说，桐庐县有个歌舞乡，过去公路没通时，村民想进城买山货，要走五六个小时。改革开放后，那个乡的农民呼朋唤友进城创办了“三通一达”（即申通、圆通、中通、韵达），如今“三通一达”已占全国业务量的60%。我想，这不就是“大山里的中国梦”吗？我很兴奋，想写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在人民日报。2015年初，在杭州市文联的重点选题研讨会上，我说了“大山里的中国梦”的选题，得到杭州市文联领导的充分肯定与重视，文联将之列入签约项目。在采写桐庐农民创办“三通一达”过程中，我们深深地为他们所感动。这是一群无知识、无人脉、无创业资金的浙江山里人。他们以农民特有的文化和乡情、友情、亲情为战略资源，以农民的智慧、勤劳、勇敢和坚韧为杠杆，创造了在中国快递市场占有半壁江山的和世界快递史的一大奇迹，为中国赢得“世界第一快递大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王晓斌：去年，您有一部作品作为唯一的报告文学入选2018年上半年“强素质，作表率”中央和国家机关读书活动推荐书目。想问一下这是一部反映什么内容的报告文学作品？
朱晓军：入选的是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快递中国》。该书写的是杭州桐庐歌舞乡（现并入钟山乡）聂腾飞、陈德军、聂腾云、赖梅松和横村镇的喻渭蛟等几位农民，放弃几亩薄田，毅然走出深山，创办民营快递公司“三通一达”的创业发展历程，揭示了这几家快递公司如何以超速度冲入“中國快递第一集团军”，谱写了21世纪的一个商业传奇。作品展现了中国民营快递这个特殊群体的迅猛发展，诠释了中国新一代农民的梦想和辉煌。他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互联网+快递”运营模式，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
王晓斌：您是大学教授，文学写作可以说是您的副业，而您的创作形式基本上都是报告文学，需要大量时间采访当事人，取得一手材料。真难想象，在教学工作和业余创作之间，您是如何兼顾的？
朱晓军：是的，我在大学除正常教学之外，还指导创意写作工坊——浙江理工大学写作创新班（特稿方向）。我的特稿和报告文学都是在课余时间采写的。特稿的采访可以选择在不上课的时候，长篇报告文学的采访就要选择寒暑假了。
在西方，写作的教师都是富有经验的作家，他们一边教写作，一边写作。高校过去教授的是写作学，也就是写作理论。那时，有个说法：“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中文系不是不培养作家，而是培养不出作家，教写作的教师自己都不会写，怎么能培养别人？
报告文学写作是作家与真相的对决，要不惜代价，挖掘出真相。要想深度开掘，就得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时，同一件事，我要在不同的时间采访当事人两三遍，以此来分辨真假。如果，他第一次讲的有假，第二次讲时往往忘记过去怎么说的，讲的跟第一次不一样，第三次也许跟第一次吻合，也许跟第二次吻合，如果三次说法相同，那基本上就是真的了。这还不行，还要找到佐证，要采访其他知情人，尤其是他的对立面。
其实，这样还是远远不够的，西方的非虚构作家往往采取沉浸式体验和参与式观察。也就是说，作者写乞丐就把自己变成乞丐，要像乞丐一样穿着和乞讨，像乞丐那样思维，像乞丐那样说话，因而写出的作品极具现场感和震撼力。这样的采访方式很值得我们学习。
王晓斌：去年11月，您与家庭期刊集团总编辑杨丽萍联合创作的《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推出后反响怎样，能聊聊吗？还有什么新的写作目标，能否透露一下？
朱晓军：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我已追踪采访24年。我跟许多人已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这本书是从采访过的数百位人选出的19位具有代表性的知青，通过实话实录的方式，保留每位口述者独特的语言风格，将讲述顺序按文学需求进行重组，既保证了作品的真实性，又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出书时插入了数十幅珍贵的老照片，同时也加入了我在这24年采访中拍摄的照片，立体直观地呈现了在后知青时代，这些留守知青的真实生活与感受。有评者说：作品展现了留守知青的生存真相与生活图景，19条命运的曲线构成16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是一部具有填补空白意义、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高水准报告文学作品。
我现在写的选题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妈妈，我要跟你在一起”——中国乡村“没妈孩子”调查。这里说的“没妈孩子”不是真的没有妈妈，而是妈妈跑掉了，或者离婚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因此，这些孩子被媒体称为“没妈孩子”。
这些妈妈中，有的是买来的，生下孩子后，婆家看管松了，跑掉了。买来的女人也有想跟丈夫好好过日子，可是不堪婆家的虐待，最后失望地弃子而去。有的妈妈不是买来的，她进城打工后，跟别的男的跑掉了，再也不回来了。
这不仅仅是女人的问题，也是男人的问题，这些男人基本上能力低弱，素质很差，让女人感到无望。扶贫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是一场持久战。我认为，要让这些男人走出贫困，首先要提高他们的素质，提升他们的文化与技能，让他们有思想、有情趣、有责任、有担当。
可是，这些“没妈孩子”多数是问题孩子，人格有缺陷，心理有障碍，情感麻木，不思上进。我们已注意到空气污染、水的污染及土地的污染，却忽略了这种心灵的污染、人的污染。要知道，这些问题孩子长大之后就可能是问题青年，结婚之后就可能是问题家庭。在采访中发现，有许多孩子的父亲小时候就是“没妈孩子”。我对这些孩子已跟踪采访了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