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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看不见的，它以人为载体。它的拥有者、储藏者存在于民间，他们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薪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脉。一旦失去了传承与传承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不复存在。
“当今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受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其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考验，许多文化遗产濒临消亡，大量珍贵实物和资料遭到毁弃或者流失境外，滥用和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浙江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浙江省文化厅厅长杨建新对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逝深表担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关键是对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保护。这一点，在2007年刚出台实施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中也得到了明确。
2007年6月1日，浙江省正式出台实施《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明确将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实质性的保护。
可正当大家看到希望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当学者们惊呼发现了消失数百年的古老染布绝技的时候，最后的夹缬艺人说他宁愿做个个体户；深山里的皮影老艺人还在不断钻研着皮影的制作工艺，他的儿子却对此不屑一顾，一心想着出门打工……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活的传承”，固然是条好路子。可如何保护传承人，又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无人传承的尴尬
浙江省苍南县宜山镇八岱村农民薛勋郎，作为夹缬艺术的最后传人，继承着有1000多年历史的手艺，被日本、美国和国内众多专家当作宝贝，但如今他却因为夹缬没有市场，在赔了20多万元后，不得不让作坊熄火。
余姚有个曲艺品种，叫“雀咚咚”，2004年当地进行民间艺术普查时，了解到还有4位老艺人懂得这项曲艺。可等到文化部门去访问采录时，却迟了一步，这4位老艺人均已过世。还好，2005年，慈溪市在普查时发现有个敬老院里还有位82岁的老人会唱“雀冬冬”，文化部门当即把老人演唱的曲目一一记录在案，并进行了录音、录像。没过多久，这位老人也离开了人世。老人的演唱，成了绝唱。
浙江省民艺办主任郭艺透露，黄杨木雕的发源地在温州乐清，早在20世纪，就有著名艺人朱子常的“捉迷藏”等优秀作品，在南洋劝业会和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展出并获奖。“乐清曾有木雕作坊几百家，目前仅有9家。每次去乐清，总会有一些年轻的民间艺人对我说：郭老师，我改行了，去开餐馆了，或是去开美容店了。”年轻人都想过好日子，但传统手艺却不能让他们奔上小康之路。
跟这些技艺一样，松阳高腔、乐清细纹刻纸、诸暨西路乱弹等，均已处于濒危状态。浙江省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专家吴露生，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过程中，还遭遇了不少这样的情景：在丽水的景宁、嘉兴的桐乡、杭州的余杭，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刚刚记录完毕后不久，民间老艺人便离世了。
这就是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保护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一方面，它们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是草根文化的精粹；而另一方面，在工业化、全球化、都市化的冲击下，它们又显得那样脆弱，无论是传人的去世，还是青年一代的漠然，对它们都是致命的打击。
一位一直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这样分析当前形势：如果说，以往的岁月中，由于战争兵燹、政治运动、文革浩劫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了急剧衰微甚至中断的话，那么现在，正在推进的现代化进程，正在使民众的生活条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农耕文明逐渐消失，民众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也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加之传承人的自然衰老和死亡，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门类，逐渐走向式微，甚至消亡，传承和延续面临着严重危机。
三大问题困扰传承人机制
如果没有那些老艺人、老工匠、老师傅，就不可能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如果不对传承人进行保护、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只能是句空话。
吴露生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传承人保护机制还面临三大问题的困扰，而这也正是传承人机制当前急需研究解决的课题。
第一，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后继乏人。吴露生说：“我接触过很多传承人，他们并不在意政府给自己多少补贴，而是在意自己的技艺由谁来接。”可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更多的年轻人都崇尚现代文明，对民族传统和文学艺术失去兴趣，不愿学习和继承这些老技艺。
为说明问题，他还特别举了个例子：乐清的细纹刻纸，是在一寸见方的纸面上刻细纹线条。老艺人陈朝芬精上求精，细上加细，能够刻出52根，创造了“细”的最高纪录。刻制纹样时，依凭竹刀划了经纬格子线，老艺人们能在小方框内随心所欲地刻剪出丰富多彩的装饰纹样。这项技艺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可又有哪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可以静下心来学这项技艺呢？不是没这个耐心，就是觉得这样做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意义。
吴露生说：“类似的还有海宁的硖石灯彩、皮影戏等，我知道浙江有10多个地方的民间技艺处于濒危状态，大部分并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后继乏人。”
第二，非物质文化的传承缺少一个好的文化生态环境。谈到这点时，吴露生还讲了他去衢州进行民间艺术普查时遇到的一件事。
衢州江山二十八都民歌，是浙中的民间山野小调，后来入选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地的文化馆长、镇长陪吴露生一起，去拜访一位会唱江山二十八都民歌的老大爷。走到院子里，镇长就说：“大伯，我们来听你唱歌了。”没想到，当即就遭到了老大爷的拒绝，“山歌要到山里唱的，我在屋子里唱得出来的啊？”
也许，老大爷指的，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环境，而是指一种文化氛围。后来，镇长出了个主意，因为老大爷平时喜欢喝酒，而且喝了酒就爱唱山歌。于是，他们为老大爷买了瓶酒来，老大爷一口气就喝了三分之一，然后一路小跑到一个有点坡度的山上，唱开了。一首接一首的山歌，引来了无数村民围观，不一会儿就有年轻人开始跟他对歌，后来又有位老大妈也跟他对歌，结果老大爷就越唱越有劲。也许，除了这座山，山下的氛围才是老大爷真正需要的。
吴露生说：“建立文化生态环境，不仅要给钱，还要给好的氛围。大熊猫只有在有竹子有水的地方才能生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一样。要引导大家形成比较好的乡土文化氛围，这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传承下去。否则就算有人肯学，也只是摆在自己脑子里，摆在堂屋里，不可能有再传承下去的可能。这是更深层次的文化触觉和感悟。”
第三，明确传承人的身份定义。《条例》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公民，可以申请或者被推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掌握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艺术、传统工艺、制作技艺的表现形态；在一定区域内公认有代表性或有较大影响性；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就这个规定，在业界曾引起过争议。有人提出，群艺馆、文化馆的有些干部，实际上也是传承人，因为他们掌握技艺，并且积极培养后继人才，而且在当地也有一定影响。可吴露生却坚决反对。
他认为，大部分民间老艺人社会活动能力、公认度相对较低，但正宗的传统技艺却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靠口传心授，言传身教。正因为这些特殊性，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更显珍贵。但文化馆和群艺馆的人大部分是二传手，是采风时感受到的，不正宗。吴露生说：“传承人是个特定的群体，我们不要把这个特定的群体从传统文化中剥离开去，不要使传统文化垄断化、凝固化。”
据了解，2007年5月浙江申报文化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名单里，凡是担任公职的、在事业单位里有职务的，全部都没有入选。
浙江通过立法保护传承人
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乏人的现状，急需立法保护。
2007年6月，浙江省出台实施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非物质文化代表性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应通过提供必要场所、给予适当资助、促进交流与合作等方式给予支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有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传承人，除授予相应荣誉称号外，可给予适当的津贴。其中，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年龄在65岁至74岁之间的每人每年可获得政府津贴3000元；75岁以上的每人每年4000元。
《条例》还规定，代表性传承人可以享受下列权利：开展传艺、展示技艺、讲学以及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活动；依法向他人提供有关原始资料、实物、场所等；取得有关活动相应的报酬；开展传承活动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支持等。但必须承担以下义务：保存、保护所掌握的知识、技艺及有关原始资料、实物、场所；积极开展展示、传播等活动；按照师承形式或者其他方式培养新的传承人等。
事实上，除了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保护的法制化进程，浙江省作为全国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作第一批综合性试点省份，早在几年前就开始着手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早在2002年，全省各相关部门就开始深入到每一个乡镇、每一条街道，对民间文艺进行了“地毯式”普查，要求不漏艺人，不漏村镇，不漏线索，不漏种类，以文字、摄影、摄像三位一体进行普查。截至2007年6月，普查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据统计，浙江的民间艺术不少于6万项，需要保护的民族民间艺术近200个，首批列为正式保护项目的共64个。
2005年6月，浙江省率先公布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64个民族民间艺术项目被列入其中。2007年5月，文化部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为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共224名代表性传承人，其中浙江省共有16位传承人成功入围。
保护传承人，更要保护传承机制
为了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条例》中有这么一条规定，“鼓励、支持教育机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教育内容，开展普及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活动，建立传承教学基地，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
对此，很多地方都做了一些各具特色的探索：通过与中小学联合建立创作基地，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备人才培养基地；选择具备民间艺术传承条件的学校、部门和乡镇作为艺术培训基地；把民间工艺引进中小学第二课堂，进行乡土文化教育；请老艺人到高校开讲座等等。
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认为，传承人的确需要培养，但培养机制千万不要走偏，像请老艺人讲课，在大学里开设课程，这些措施对于普及教育很有好处，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本身，其实不一定是个好办法，因为它不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方式。再者，培养的大学生也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兴趣，可一旦离开学校，他们并不一定会将这项技艺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最终还是无人传承。
那传承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保护措施？据乌丙安介绍，按照日本、韩国的经验，对传承人的保护，一方面是对传承人本人的保护，对其生存、生活提供保障，如养老、生活补贴，许多具有独创性的技艺从以前的家传变为今后大众共享的资源，应当给予其一定的经济补偿；另一方面，是对传承机制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独特方式，是以口传心授为主的传承，要从设计、思路、手工艺等各个方面保持其手工艺方式，才有可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
“当今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受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其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考验，许多文化遗产濒临消亡，大量珍贵实物和资料遭到毁弃或者流失境外，滥用和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浙江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浙江省文化厅厅长杨建新对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逝深表担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关键是对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保护。这一点，在2007年刚出台实施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中也得到了明确。
2007年6月1日，浙江省正式出台实施《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明确将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实质性的保护。
可正当大家看到希望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当学者们惊呼发现了消失数百年的古老染布绝技的时候，最后的夹缬艺人说他宁愿做个个体户；深山里的皮影老艺人还在不断钻研着皮影的制作工艺，他的儿子却对此不屑一顾，一心想着出门打工……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活的传承”，固然是条好路子。可如何保护传承人，又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无人传承的尴尬
浙江省苍南县宜山镇八岱村农民薛勋郎，作为夹缬艺术的最后传人，继承着有1000多年历史的手艺，被日本、美国和国内众多专家当作宝贝，但如今他却因为夹缬没有市场，在赔了20多万元后，不得不让作坊熄火。
余姚有个曲艺品种，叫“雀咚咚”，2004年当地进行民间艺术普查时，了解到还有4位老艺人懂得这项曲艺。可等到文化部门去访问采录时，却迟了一步，这4位老艺人均已过世。还好，2005年，慈溪市在普查时发现有个敬老院里还有位82岁的老人会唱“雀冬冬”，文化部门当即把老人演唱的曲目一一记录在案，并进行了录音、录像。没过多久，这位老人也离开了人世。老人的演唱，成了绝唱。
浙江省民艺办主任郭艺透露，黄杨木雕的发源地在温州乐清，早在20世纪，就有著名艺人朱子常的“捉迷藏”等优秀作品，在南洋劝业会和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展出并获奖。“乐清曾有木雕作坊几百家，目前仅有9家。每次去乐清，总会有一些年轻的民间艺人对我说：郭老师，我改行了，去开餐馆了，或是去开美容店了。”年轻人都想过好日子，但传统手艺却不能让他们奔上小康之路。
跟这些技艺一样，松阳高腔、乐清细纹刻纸、诸暨西路乱弹等，均已处于濒危状态。浙江省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专家吴露生，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过程中，还遭遇了不少这样的情景：在丽水的景宁、嘉兴的桐乡、杭州的余杭，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刚刚记录完毕后不久，民间老艺人便离世了。
这就是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保护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一方面，它们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是草根文化的精粹；而另一方面，在工业化、全球化、都市化的冲击下，它们又显得那样脆弱，无论是传人的去世，还是青年一代的漠然，对它们都是致命的打击。
一位一直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这样分析当前形势：如果说，以往的岁月中，由于战争兵燹、政治运动、文革浩劫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了急剧衰微甚至中断的话，那么现在，正在推进的现代化进程，正在使民众的生活条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农耕文明逐渐消失，民众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也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加之传承人的自然衰老和死亡，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门类，逐渐走向式微，甚至消亡，传承和延续面临着严重危机。
三大问题困扰传承人机制
如果没有那些老艺人、老工匠、老师傅，就不可能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如果不对传承人进行保护、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只能是句空话。
吴露生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传承人保护机制还面临三大问题的困扰，而这也正是传承人机制当前急需研究解决的课题。
第一，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后继乏人。吴露生说：“我接触过很多传承人，他们并不在意政府给自己多少补贴，而是在意自己的技艺由谁来接。”可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更多的年轻人都崇尚现代文明，对民族传统和文学艺术失去兴趣，不愿学习和继承这些老技艺。
为说明问题，他还特别举了个例子：乐清的细纹刻纸，是在一寸见方的纸面上刻细纹线条。老艺人陈朝芬精上求精，细上加细，能够刻出52根，创造了“细”的最高纪录。刻制纹样时，依凭竹刀划了经纬格子线，老艺人们能在小方框内随心所欲地刻剪出丰富多彩的装饰纹样。这项技艺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可又有哪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可以静下心来学这项技艺呢？不是没这个耐心，就是觉得这样做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意义。
吴露生说：“类似的还有海宁的硖石灯彩、皮影戏等，我知道浙江有10多个地方的民间技艺处于濒危状态，大部分并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后继乏人。”
第二，非物质文化的传承缺少一个好的文化生态环境。谈到这点时，吴露生还讲了他去衢州进行民间艺术普查时遇到的一件事。
衢州江山二十八都民歌，是浙中的民间山野小调，后来入选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地的文化馆长、镇长陪吴露生一起，去拜访一位会唱江山二十八都民歌的老大爷。走到院子里，镇长就说：“大伯，我们来听你唱歌了。”没想到，当即就遭到了老大爷的拒绝，“山歌要到山里唱的，我在屋子里唱得出来的啊？”
也许，老大爷指的，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环境，而是指一种文化氛围。后来，镇长出了个主意，因为老大爷平时喜欢喝酒，而且喝了酒就爱唱山歌。于是，他们为老大爷买了瓶酒来，老大爷一口气就喝了三分之一，然后一路小跑到一个有点坡度的山上，唱开了。一首接一首的山歌，引来了无数村民围观，不一会儿就有年轻人开始跟他对歌，后来又有位老大妈也跟他对歌，结果老大爷就越唱越有劲。也许，除了这座山，山下的氛围才是老大爷真正需要的。
吴露生说：“建立文化生态环境，不仅要给钱，还要给好的氛围。大熊猫只有在有竹子有水的地方才能生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一样。要引导大家形成比较好的乡土文化氛围，这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传承下去。否则就算有人肯学，也只是摆在自己脑子里，摆在堂屋里，不可能有再传承下去的可能。这是更深层次的文化触觉和感悟。”
第三，明确传承人的身份定义。《条例》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公民，可以申请或者被推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掌握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艺术、传统工艺、制作技艺的表现形态；在一定区域内公认有代表性或有较大影响性；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就这个规定，在业界曾引起过争议。有人提出，群艺馆、文化馆的有些干部，实际上也是传承人，因为他们掌握技艺，并且积极培养后继人才，而且在当地也有一定影响。可吴露生却坚决反对。
他认为，大部分民间老艺人社会活动能力、公认度相对较低，但正宗的传统技艺却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靠口传心授，言传身教。正因为这些特殊性，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更显珍贵。但文化馆和群艺馆的人大部分是二传手，是采风时感受到的，不正宗。吴露生说：“传承人是个特定的群体，我们不要把这个特定的群体从传统文化中剥离开去，不要使传统文化垄断化、凝固化。”
据了解，2007年5月浙江申报文化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名单里，凡是担任公职的、在事业单位里有职务的，全部都没有入选。
浙江通过立法保护传承人
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乏人的现状，急需立法保护。
2007年6月，浙江省出台实施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非物质文化代表性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应通过提供必要场所、给予适当资助、促进交流与合作等方式给予支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有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传承人，除授予相应荣誉称号外，可给予适当的津贴。其中，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年龄在65岁至74岁之间的每人每年可获得政府津贴3000元；75岁以上的每人每年4000元。
《条例》还规定，代表性传承人可以享受下列权利：开展传艺、展示技艺、讲学以及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活动；依法向他人提供有关原始资料、实物、场所等；取得有关活动相应的报酬；开展传承活动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支持等。但必须承担以下义务：保存、保护所掌握的知识、技艺及有关原始资料、实物、场所；积极开展展示、传播等活动；按照师承形式或者其他方式培养新的传承人等。
事实上，除了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保护的法制化进程，浙江省作为全国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作第一批综合性试点省份，早在几年前就开始着手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早在2002年，全省各相关部门就开始深入到每一个乡镇、每一条街道，对民间文艺进行了“地毯式”普查，要求不漏艺人，不漏村镇，不漏线索，不漏种类，以文字、摄影、摄像三位一体进行普查。截至2007年6月，普查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据统计，浙江的民间艺术不少于6万项，需要保护的民族民间艺术近200个，首批列为正式保护项目的共64个。
2005年6月，浙江省率先公布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64个民族民间艺术项目被列入其中。2007年5月，文化部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为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共224名代表性传承人，其中浙江省共有16位传承人成功入围。
保护传承人，更要保护传承机制
为了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条例》中有这么一条规定，“鼓励、支持教育机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教育内容，开展普及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活动，建立传承教学基地，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
对此，很多地方都做了一些各具特色的探索：通过与中小学联合建立创作基地，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备人才培养基地；选择具备民间艺术传承条件的学校、部门和乡镇作为艺术培训基地；把民间工艺引进中小学第二课堂，进行乡土文化教育；请老艺人到高校开讲座等等。
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认为，传承人的确需要培养，但培养机制千万不要走偏，像请老艺人讲课，在大学里开设课程，这些措施对于普及教育很有好处，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本身，其实不一定是个好办法，因为它不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方式。再者，培养的大学生也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兴趣，可一旦离开学校，他们并不一定会将这项技艺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最终还是无人传承。
那传承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保护措施？据乌丙安介绍，按照日本、韩国的经验，对传承人的保护，一方面是对传承人本人的保护，对其生存、生活提供保障，如养老、生活补贴，许多具有独创性的技艺从以前的家传变为今后大众共享的资源，应当给予其一定的经济补偿；另一方面，是对传承机制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独特方式，是以口传心授为主的传承，要从设计、思路、手工艺等各个方面保持其手工艺方式，才有可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