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鉴定岂能成为真凶的“免死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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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稀老人命丧亲侄之手
  
  俗语说的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成为一家人不容易,所以要珍惜缘份,与家人和睦相处。但对于住在河南省某村的贾明奇夫妇来说。他们和侄子贾付元之间的亲情可以称得上是一段孽缘。贾付元是贾明奇的亲侄子,与叔婶住前后院。按理说,两家人住在隔壁还是亲戚,关系应该很好。可在多年前,贾付元就因为宅基地的事与其叔父贾明奇闹得很不愉快。
  1997年4月4日这天,贾付元家的一匹马、一头牛、两只羊被人毒死了。由于贾付元和贾明奇家素有积怨,现在他的牲畜又出了事,就怀疑是贾明奇的二儿子贾付升毒死了自己家的牲口,并向当地公安局报了案,为此,贾付升多次被警察叫往公安局协助调查。但最后公安局排除了贾付升的嫌疑,投毒案也没能侦破。这件事更使得亲戚变成了仇人,两家人一见面就争吵不断。
  俗话说,冤家路窄。案发的前几天。贾付元在挖两家门前的石灰坑时,与贾明奇再次发生争执,最终双方厮打起来,贾付元郁积于心的仇恨愈发强烈。1998年3月30日下午5时许,贾明奇挑着担子从村外回来,路经贾付元的门前。此时。贾付元正在自己的羊圈里干活,两人又为石灰坑之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时,贾明奇的妻子宋桂芝正在路边菜地里劳动,见此情景。也跑过来与贾付元理论。村里的人们听见争吵声。都出来看热闹。他们指责贾付元:“不像话。贾明奇好歹也是你长辈。哪有晚辈这样骂长辈的?”年迈的贾明奇不堪其辱,对贾付元说:“有本事,你把俺老两口打死。”宋桂芝也用头朝贾付元身上撞:“有种你打死我!”。
  此时,失去理智的贾付元真的举起手中的粪耙,照宋桂芝头部连砸三下,宋桂芝一声没吭就倒下了。贾明奇见状惊呆了,此时,贾付元已经杀红了眼,又用粪耙朝贾明奇头部连砸两下,贾也倒了下来。贾付元这时才醒悟过来自己已经犯了法,贾付元拦截了一辆摩托车,对车主说:“我杀人了,我抵命去,你把我送到公安局。”在县公安局刑警六中队,贾付元如实交代了详细的作案经过。
  
  凶手是精神病人?
  
  1998年3月31日。贾付元被县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刑事拘留。
  同年4月12日,贾付元被县检察院批准逮捕。贾明奇和宋桂芝的家人就等着司法机关将凶手绳之以法了,可谁知,这样一起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被告人认罪案件却凭空起了大波澜!
  这要从贾付元的家人说起。虽然现年46岁的贾付元与叔叔关系不好,但与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却是极为亲密。大哥出了事,兄弟姐妹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为贾付元脱罪。尤其是贾付元的大妹贾付仙、三弟贾付军都在做生意,日子颇为殷实,指望手中的几个钱能让大哥起死回生。在得知如果凶手有精神病就能减轻甚至减免刑事责任后,一家人决定:惟有申请精神病鉴定,贾付元才能免于一死。于是一家人商定,由贾付仙来做精神病鉴定部门的工作,弟弟贾付军到刑警6中队托关系。
  1998年5月,时任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兼刑警六中队队长的孙山接手贾付元案。贾付军就不断宴请孙山。还送给他礼物和重金,请他帮贾付元脱罪。孙山不但爽快地答应了贾付军的请求,还牵线让贾付军兄妹认识了某市精神病医院副院长兼刑事诉讼医学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邢士钦等鉴定人员。接下来。贾付仙就对这些鉴定人员展开了紧锣密鼓的“攻关工作”,给邢士钦送了三千余元款物,还在孙山的带领下,宴请邢士钦。刑士钦答应帮忙后,贾付仙就托人给贾付元捎话,让他假装精神病人。
  一切准备工作都就绪后,贾付元的妻子来到县公安局提出贾付元有精神病,并申请司法精神病鉴定。1998年11月23日县公安局委托某市精神病医院刑事诉讼医学鉴定委员会对贾付元有无精神病进行鉴定。鉴定时,因贾付元不配合,表现得不像精神病人,邢士钦就提出让贾付元的亲属进入鉴定室介绍情况。贾某军向鉴定人员出具了一份办案单位制作的案卷,提供了以下依据:1.怀疑老婆对他不忠;2.披着被子满街跑;3.把羊赶到堂屋里;4.把3个唱戏的拉到自己家里给他唱戏,不唱不让走;5.他家的牛、羊被毒死后,疑心病加重;6.有3年病史及阳性家族史。此外,还附有高寨村村民袁桂凤、黄文久、张克现反映贾付元有既住病史的证言笔录。
  鉴定小组讨论时,尽管认定贾付元为精神病人的证据不足,邢士钦还是对贾付元的精神病症状进行归纳,认为贾付元患有精神分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贾付元终于变成了精神病人!
  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
  
  突围,去省城上访!
  
  1999年1月6日。县公安局的两个民警将这个鉴定结论通知了被害人的儿子贾付国,说是贾付元患有精神病,过几天就要被放出来了。这个消息让贾付国的家人们既震惊又绝望,
  当贾付国一家得知当天县里正在举行人民代表大会时。他们就拿着控告材料来到人代会喊冤,正在开会的县委书记接到材料后,立即批示县政法部门要“慎重处理,公正解决”此案。
  此后不久,县公安局就通知贾付国,如果要重新对贾付元进行鉴定,就要交5000元的鉴定费和办案费。但贾付国一家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就决定继续上告。
  1999年2月初,贾付国一家决定到省城告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上访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不久后,县委就从县纪委、政法委、检察院、公安局调人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贾付元杀人一案进行专案调查。
  
  山穷水尽疑无路?
  
  针对案件中争议最大的“贾付元是否精神病人”一事,联合调查组重新在村里进行调查走访。在70余位村被访村民中,除了贾付元的亲属说贾付元有精神病外,其他人都说贾付元很正常。据此,联合调查组的人认为贾付元有可能是在假装精神病,原来参与办案的民警也有渎职的嫌疑。于是。联合调查组决定让县公安局把贾付元送到省精神病院重新作鉴定。
  1999年3月19日,省精神病医院出具精神疾病鉴定书,认定贾付元有精神分裂症,有部分责任能力,无服刑能力。这让联合调查组的人惊讶不已,也让贾付国国兄妹很是失望。
  1999年4月10日。县有关部门收到了县公安局递交的《关于刑警大队某中队在办理贾付元故意杀人一案中有无违纪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经集体谈话,逐人询问,调查取证,没有发现办案人员有违纪行为,参加办案的10人都能依法办案,没有徇私枉法、办人情案、贪污受贿、吃拿卡要等违法违纪行为。
  
  柳岸花明又一村!
  
  1999年5月3日。县委再次决定成立由纪检、检察院、公安局组成的县委专案调查组对贾付元杀人一案展开彻底的调查。根据上个调查组的报告和经验,这次的调查组决定调整工作方案,准备从原来的案卷中寻找突破口。再有,向更高一级精神病医院申请给贾付元作鉴定。经过仔细的查阅案卷,调查组发现这件案子在 证人证言上存在重大问题。案卷上记载:村民袁桂风说贾付元有精神病。而她的丈夫却说贾付元从来没有精神病。为什么一对夫妻的证言出入如此之大呢?这时,专案组的人认为这其中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调查人员决定从袁桂凤的身上人手,揭开案子的“神秘面纱”。
  在调查人员的耐心说教下,3天后,袁桂凤终于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在出证言的前一天,贾付仙找了她两次,让她证明贾付元有精神病。由于袁桂凤与被害人家人以前有矛盾。袁桂风也想趁机报复贾某家,就答应了贾付仙的要求。出证那天,贾付元的妹夫用三轮车将她和张某、黄某拉到刑警大队作伪证。作证时。民警朱建良拿着一份提纲,内容和贾付仙事先教她说的一样。得到这一线索后。调查人员就马不停蹄向贾付仙发起“进攻”。
  面对调查人员的询问,贾付仙显得很是老练。她先是并不谈及,然后就是不吃饭不说话。就这样过了32天后,狡猾的贾付仙终于招供了,她说出了她和亲属花钱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原副大队长兼刑警六中队队长孙山和市精神病医院原副院长兼刑事诉讼医学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邢士钦帮忙作伪证的事。
  缺口终于打开了!孙山成为办案人员下一个集中“总攻”的对象。
  孙山,1979年高中毕业,同年11月入伍,1983年复员,分配到县公安局工作,曾任副所长、刑警大队副队长。据调查了解,孙某平时在工作中踏实肯干。言行谨慎,深受领导和同志们的称赞。可是,他在义气和金钱面前,却把原则和纪律抛在了脑后。
  贾付元行凶杀人后,其家人加紧活动,为其开脱罪责。贾付军找到华联美食娱乐城的老板刘某,说:“想去看守所打听打听我哥的事,有可能的话,找搞鉴定的人熟悉熟悉,请请客。”当时,孙山已调到县公安局半年有余,与刘关系甚好。刘向孙山谈了贾付军的打算后,孙山犹豫不决。“农村人办事不容易,贾家在南阳也没个熟人,明天不如一起去一趟,帮帮忙疏通疏通关系。”刘继续向孙山求情。令刘喜出望外的是,孙山居然答应了。
  随后,孙山通过战友找到市精神病医院副院长、市刑事诉讼医学鉴定委员会副主任邢士钦及另一名医生。晚上,在一家酒楼大摆筵席。觥筹交错之间,贾付军说明来意:“请多操心,尽量给搞个精神病。”孙山说:“这关系都不错,尽量照顾,别叫跑空腿。”邢士钦说:“中啊,到时间再说吧。”酒足饭饱后,贾某军送给邢士钦1000元钱和两条烟。
  1998年12月1日,孙山带人押贾付元赴市精神病院。他严重违反规定,自己坐在由贾付军提供的车辆上。而让贾付军和贾付元同坐在警车上。鉴定后,邢士钦认为贾付元精神病证据不足,拟提纲让补充几份证言。回去后,孙山安排该中队民警朱建良,在明知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情况下,制作了由犯罪嫌疑人家属提供的证人证言。
  所有真相终于浮出水面1 1999年11月25日,4名来自中国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的鉴定专家来到该县。对贾付元的精神状态及责任能力进行鉴定。结论为:贾付元没有精神病。
  2000年1月13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贾付元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徇私枉法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6年,以伪证罪判处邢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
  
  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国对于刑事司法鉴定启动制度的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121条、第158条规定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99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拥有启动司法鉴定的权力,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没有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利。更不为人们所关注的就是被害人也没有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利,他们有的只是在对公安司法机关现有的鉴定结论不服的情况下申请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的权利,但是这里的申请权并不是具有决定性的司法鉴定启动权。
  我们有理由相信,制度的日趋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虚假精神病鉴定的出现,但以贾付元“精神病”杀人案为代表的那些虚假精神病司法鉴定导致的错案仍然能够给具备司法精神病鉴定资格的鉴定人们以警示:我们所缺少的不仅仅是制度,还有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职业良心。这才是在司法鉴定环节预防错案的内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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