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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杭州全市309个集体经济总收入市定薄弱村全部摘帽。如此多的薄弱村是如何全部摘帽的呢？
作为改革创新高地，浙江省又为乡村振兴战略趟出了一条新路——“消薄 ”。
所谓“消薄”，即“消除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消薄”关系到能否让村民真正享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红利，关系到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也是破解农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抓手。
2017年，浙江省下发《关于实施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三年行动计划的意见》，要求通过3年努力，全面消除集体经济年收入低于10万元的薄弱村。两年多来，浙江各地紧扣“消薄”二字，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其中，杭州市的做法最为典型，尤其是在实践中探索“消薄 ”，通过各种“加法”，为各地破解集体经济发展难题和乡村振兴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思考和借鉴。
2018年，杭州全市309个集体经济总收入市定薄弱村和258个经营性集体经济薄弱村全部摘帽。如此多的薄弱村是如何全部摘帽的呢？
在2016年3月启动的新一轮“百千万”蹲点调研活动中，杭州100多家市直单位和企业，根据薄弱村的实际情况，为各村量身制定了“一村一策”的具体方案。在此后的实践中，杭州探索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十法”，即发展物业经济法、盘活资产资源法、土地综合整治法、乡村旅游带动法、产业带动发展法、村企合作发展法、政府主导发展法、提供劳务服务法、扶持光伏发电法、基金收益扶持法。其中，建德市和桐庐县的做法被浙江列为典型，在全省推广。
浙江“消薄”的建德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三做三促”，做好三篇文章。
首先是抱团联合，做精“联”的文章促“补血”。实施“高新园科创中心孵化器”项目，建成后每年产生的400多万收益专门用于保障相对经济薄弱村和年经营性收入5万元以下的村。同时实施“移民创新创业小微企业园”项目，建成后年租金可达700万元，每村收益分红达5-8万元。
其次是多轮驱动，做深“转”的文章促“活血”。形成具有建德特色的“四多模式”：多形式创新经营，领办土地合作社、创办服务型组织、发展美丽经济、探索资本运营。多渠道搞活开发，实施盘活集体闲置资产、加快集体资源开发利用、组织实施光伏发电等项目。多途径做大资产，发展物业经济、特色经济、休闲旅游。多方位规范管理，规范村级工程项目管理、村级债务管理、严控非生产性支出等举措。
第三是战略合作，做优“融”的文章促“造血”。建德市农办与建德市农商银行签订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建立政银合作金融强村平台，提供10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消薄”，三年内投入1000万元用于金融便利村的创建与考核、提供不少于50亿元意向性融资额度，全面实施以“百村、千社、万户”为主题的金融服务工程。
如果说建德是在做增量，桐庐则聚焦去存量，打赢了村集体经济增收化债攻坚战。桐庐在浙江率先成立县乡两级增收化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系列考核奖励办法，组建14支工作队分别派驻至各镇街，指导服务村级发展;优选127名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了规划设计等10支服务队，分别结对帮扶1—2个村。
体制机制和人的问题解决之后，桐庐着力解决钱和资源从哪里来，该项工作有三大“支点”：通过创新投入机制，设立浙江首个美丽乡村发展基金;转变运维方式，建立政府购买村级服务机制;建立“上管一级”制度，加强镇街在村级留用地管理、项目布局等方面的管控。
当前，乡村振兴如火如荼的另一面是村级债务的滋长，桐庐模式被重点推广的，恰是其控债化债经验。近三年来，桐庐每年减少村级负债成本约3000余万元。桐庐的做法，是设定负债警戒线，严禁超出偿还能力举债搞建设，压缩村级非生产性开支;开展村集体资源资产承包合同清理，实行“村账民管”“网银支付”等模式，强化大额资金审批管理。
“消薄”摘帽后，浙江各地没有停留在已有资源利用的“吃老本”层面，而是聚焦做活产业特色、加强金融支撑和能力建设，特别是杭州探索出“消薄 产业”、“消薄 金融”和“消薄 人才”等创新。
“消薄”与乡村产业振兴是互相促进的。通过积极做大特色农产品传统产业，拓展农业旅游、民宿酒店、文化创意等乡村新产业，理性拥抱光伏、高科技种植等高科技产业，杭州各薄弱村实现了从单纯的物业租赁等“吃老本”模式走向可持续、有产业依托、可自主造血的新模式。
如果说“消薄 产业”为集体经济锻造了钢筋铁骨，“消薄 金融”则提供了源头活水。资金问题是“消薄”绕不开的坎。只有一揽子真金白银的政策，才能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铺路架桥。杭州鼓励农商银行等根据各村各镇实际需求，开发“消薄增收专项贷”，向欠发达村发放用于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贷款，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和固定资产贷款等品种，采用信用、保证、抵押和质押等多种方式进行贷款并按照基准利率下浮50%执行。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深化普惠金融建设，为薄弱村解困，切实助推乡村振兴。
人才是第一资源，“消薄”工作想要取得长期效果，需要加强农村关键群体的能力建设。在市县级层面，杭州积极开展镇村级管理人才培养工程、专业人才帮扶工程、在外优秀人才反哺工程。一是为现有人才赋能，举办“消薄增收”带头人培训班、村长村支书专项培训班、农业产业融合大讲堂、村官“三农”班等培训形式，强化人才发展动能;二是多种形式引智，通过引进乡贤，柔性引进在外大学生和研究生，建立高层次人才茶话会机制，探索企业、高校与自然村之间的“消薄”合作机制，助力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在各地“消薄”取得明显成绩时，浙江“消薄”再次拉高标杆：今年4月底，浙江省紧密对接中央扶持壮大集体经济计划，提出到2022年底，实现经济发达县（市、区）的村年经营性收入达到20万元以上、淳安等26个县的村年经营性收入达到8万元以上、其他县（市、区）的村年经营性收入达到12万元以上的目标。
对不少地区来说，这个要求既具有可行性，又有一定的挑战性，属于“跳起来摘桃子”。随着“消薄”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村庄开始主动寻求项目、制定规划和激发创意。然而，个别地方还是存在短视行为。有的占用山地、林地建造厂房;有的不管区域位置是否便利，营业房、公寓建了再说;有个别地方政府通过发放补助资金来完成任务。
同时，虽然绝大部分村庄在“消薄”行动中实现了强村和富民的双赢，但个别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比如，有的村为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成立绿化养护合作社承接业务，对村民个体经营主体可能会有影响;还有的为了引进项目增加收入，对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影响村民正常生活等情况不够重视。强村和富民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在“消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集体增利与农民增收的统一，要让村民不仅是发展的主体，更是发展的受益者。
湖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徐仲仪的观点颇有价值，在他看来，“消薄”是没有终点的，不能为了达标而达标，更不能让村庄在消薄行动结束后返薄。“一方面，我们勇于放弃蝇头小利，不为低小散企业和项目打掩护，真正保护好环境;另一方面，也充分考虑投资周期、自身实力，坚持效益优先，杜绝市场风险大的项目，杜绝投入高效益差的项目，发挥好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效应，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当然，要不断推进“消薄”向着更高目标迈进，改革创新的力度同样不可缺失。接下来，浙江各地还是需要以党建为引领，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扩大农村“三块地”联动改革试点，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深度激活薄弱村发展的体制机制活力，精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
作为改革创新高地，浙江省又为乡村振兴战略趟出了一条新路——“消薄 ”。
所谓“消薄”，即“消除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消薄”关系到能否让村民真正享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红利，关系到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也是破解农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抓手。
2017年，浙江省下发《关于实施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三年行动计划的意见》，要求通过3年努力，全面消除集体经济年收入低于10万元的薄弱村。两年多来，浙江各地紧扣“消薄”二字，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其中，杭州市的做法最为典型，尤其是在实践中探索“消薄 ”，通过各种“加法”，为各地破解集体经济发展难题和乡村振兴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思考和借鉴。
做增量与去存量
2018年，杭州全市309个集体经济总收入市定薄弱村和258个经营性集体经济薄弱村全部摘帽。如此多的薄弱村是如何全部摘帽的呢？
在2016年3月启动的新一轮“百千万”蹲点调研活动中，杭州100多家市直单位和企业，根据薄弱村的实际情况，为各村量身制定了“一村一策”的具体方案。在此后的实践中，杭州探索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十法”，即发展物业经济法、盘活资产资源法、土地综合整治法、乡村旅游带动法、产业带动发展法、村企合作发展法、政府主导发展法、提供劳务服务法、扶持光伏发电法、基金收益扶持法。其中，建德市和桐庐县的做法被浙江列为典型，在全省推广。
浙江“消薄”的建德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三做三促”，做好三篇文章。
首先是抱团联合，做精“联”的文章促“补血”。实施“高新园科创中心孵化器”项目，建成后每年产生的400多万收益专门用于保障相对经济薄弱村和年经营性收入5万元以下的村。同时实施“移民创新创业小微企业园”项目，建成后年租金可达700万元，每村收益分红达5-8万元。
其次是多轮驱动，做深“转”的文章促“活血”。形成具有建德特色的“四多模式”：多形式创新经营，领办土地合作社、创办服务型组织、发展美丽经济、探索资本运营。多渠道搞活开发，实施盘活集体闲置资产、加快集体资源开发利用、组织实施光伏发电等项目。多途径做大资产，发展物业经济、特色经济、休闲旅游。多方位规范管理，规范村级工程项目管理、村级债务管理、严控非生产性支出等举措。
第三是战略合作，做优“融”的文章促“造血”。建德市农办与建德市农商银行签订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建立政银合作金融强村平台，提供10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消薄”，三年内投入1000万元用于金融便利村的创建与考核、提供不少于50亿元意向性融资额度，全面实施以“百村、千社、万户”为主题的金融服务工程。
如果说建德是在做增量，桐庐则聚焦去存量，打赢了村集体经济增收化债攻坚战。桐庐在浙江率先成立县乡两级增收化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系列考核奖励办法，组建14支工作队分别派驻至各镇街，指导服务村级发展;优选127名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了规划设计等10支服务队，分别结对帮扶1—2个村。
体制机制和人的问题解决之后，桐庐着力解决钱和资源从哪里来，该项工作有三大“支点”：通过创新投入机制，设立浙江首个美丽乡村发展基金;转变运维方式，建立政府购买村级服务机制;建立“上管一级”制度，加强镇街在村级留用地管理、项目布局等方面的管控。
当前，乡村振兴如火如荼的另一面是村级债务的滋长，桐庐模式被重点推广的，恰是其控债化债经验。近三年来，桐庐每年减少村级负债成本约3000余万元。桐庐的做法，是设定负债警戒线，严禁超出偿还能力举债搞建设，压缩村级非生产性开支;开展村集体资源资产承包合同清理，实行“村账民管”“网银支付”等模式，强化大额资金审批管理。
“消薄 ”的方法论
“消薄”摘帽后，浙江各地没有停留在已有资源利用的“吃老本”层面，而是聚焦做活产业特色、加强金融支撑和能力建设，特别是杭州探索出“消薄 产业”、“消薄 金融”和“消薄 人才”等创新。
“消薄”与乡村产业振兴是互相促进的。通过积极做大特色农产品传统产业，拓展农业旅游、民宿酒店、文化创意等乡村新产业，理性拥抱光伏、高科技种植等高科技产业，杭州各薄弱村实现了从单纯的物业租赁等“吃老本”模式走向可持续、有产业依托、可自主造血的新模式。
如果说“消薄 产业”为集体经济锻造了钢筋铁骨，“消薄 金融”则提供了源头活水。资金问题是“消薄”绕不开的坎。只有一揽子真金白银的政策，才能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铺路架桥。杭州鼓励农商银行等根据各村各镇实际需求，开发“消薄增收专项贷”，向欠发达村发放用于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贷款，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和固定资产贷款等品种，采用信用、保证、抵押和质押等多种方式进行贷款并按照基准利率下浮50%执行。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深化普惠金融建设，为薄弱村解困，切实助推乡村振兴。
人才是第一资源，“消薄”工作想要取得长期效果，需要加强农村关键群体的能力建设。在市县级层面，杭州积极开展镇村级管理人才培养工程、专业人才帮扶工程、在外优秀人才反哺工程。一是为现有人才赋能，举办“消薄增收”带头人培训班、村长村支书专项培训班、农业产业融合大讲堂、村官“三农”班等培训形式，强化人才发展动能;二是多种形式引智，通过引进乡贤，柔性引进在外大学生和研究生，建立高层次人才茶话会机制，探索企业、高校与自然村之间的“消薄”合作机制，助力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跳起来摘桃子”
在各地“消薄”取得明显成绩时，浙江“消薄”再次拉高标杆：今年4月底，浙江省紧密对接中央扶持壮大集体经济计划，提出到2022年底，实现经济发达县（市、区）的村年经营性收入达到20万元以上、淳安等26个县的村年经营性收入达到8万元以上、其他县（市、区）的村年经营性收入达到12万元以上的目标。
对不少地区来说，这个要求既具有可行性，又有一定的挑战性，属于“跳起来摘桃子”。随着“消薄”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村庄开始主动寻求项目、制定规划和激发创意。然而，个别地方还是存在短视行为。有的占用山地、林地建造厂房;有的不管区域位置是否便利，营业房、公寓建了再说;有个别地方政府通过发放补助资金来完成任务。
同时，虽然绝大部分村庄在“消薄”行动中实现了强村和富民的双赢，但个别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比如，有的村为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成立绿化养护合作社承接业务，对村民个体经营主体可能会有影响;还有的为了引进项目增加收入，对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影响村民正常生活等情况不够重视。强村和富民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在“消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集体增利与农民增收的统一，要让村民不仅是发展的主体，更是发展的受益者。
湖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徐仲仪的观点颇有价值，在他看来，“消薄”是没有终点的，不能为了达标而达标，更不能让村庄在消薄行动结束后返薄。“一方面，我们勇于放弃蝇头小利，不为低小散企业和项目打掩护，真正保护好环境;另一方面，也充分考虑投资周期、自身实力，坚持效益优先，杜绝市场风险大的项目，杜绝投入高效益差的项目，发挥好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效应，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当然，要不断推进“消薄”向着更高目标迈进，改革创新的力度同样不可缺失。接下来，浙江各地还是需要以党建为引领，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扩大农村“三块地”联动改革试点，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深度激活薄弱村发展的体制机制活力，精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