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一大”到“六大”，时间间隔最长也不超过两年，可从1928年6至7月间“六大”在莫斯科结束算起，到1945年4至6月间“七大”召开，期间，长达17年之久。
这是因为什么呢？
“七大”多次延宕的原因
“七大”多次延宕的最大因素就是战争：国共内战以及抗日战争。实际上，早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曾提出过召开“七大”的动议。而这个时间点正值国民党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1930年11月～1931年1月）之时。此后，“圍剿”战连绵不断，共有五次之多。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受重大破坏，最后导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933年1月被迫转移至中央苏区。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初期与东北军、西北军、阎锡山部的摩擦不断。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开启了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筹委会之下设了一个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五人组成的秘书处，以及由毛泽东、王明、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七大”代表召集委员会，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干扰并未能开展实际工作。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提出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为此，任弼时在此次会议结束后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当年的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当年9月1日前确定代表人选。
但随着国民党接连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七大”再次延宕。
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当年的“五一节”召开“七大”。因为张闻天向毛泽东交接党的总书记等问题又被推迟。这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本打算于次年上半年召开“七大”，后因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等再次推迟。
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中央政治局同意后，即在8月1日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不久后，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已经启动的会议进程又被打断。直到1944年5月，整风运动基本结束，“七大”才又提上议事日程。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立即着手召开“七大”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在七个月内开预备会议，八个月内开大会。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终于开幕。
“七大”会址的几次变更
“七大”会址的选择以及礼堂的筹建工作，最早是根据1939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两次会议的通知开始的。
最初，考虑到避免日军飞机的轰炸，准备在离延安较远的安塞县修建大会礼堂。1940年5月，主管这一工作的大会正副秘书长任弼时和李富春还亲自到安塞县真武洞实地考察过。那里环境确实隐蔽，也便于防空，但其致命伤就是距离延安较远，交通不便之外，食宿问题都不好解决，考察之后就放弃了。
有了前面的经验，就考虑了离延安较近的枣园后沟。此处树木密集高大，便于隐蔽防空。由于距离不远，建筑礼堂以及大会急需的物资等也便于采购和供应。因此，便选择了后沟西坡上一片较为平坦的坳地作为大会礼堂的地址，近处还建了窑洞以解决住宿问题。但建成后才发现，其他条件虽好但地方过于窄小，难以容纳下那么多代表。另外，吃水问题也一下子突出出来，当地只有一口水井且水质不好，不敷使用，只得放弃。
最后经综合考察，会址定在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当年中央将所在地定在这里，就是看中了这里地形平坦，地势开阔，两边坡地平缓。此时杨家岭已建起多处窑洞，尤以中央党校的校舍最有规模，再加上周围的一些机关用房，基本可以满足代表们的住宿，只需新建一座礼堂就足可应付。
礼堂的地基是现成的——那就是原有的可容纳三四百人的砖木结构、茅草覆顶的礼堂遭受火灾后残留的废墟。火灾发生在1941年冬天，正值寻找修建礼堂地址的关键时刻，一位临时住在礼堂还没有分配工作的文艺青年为取暖引发了火灾。如果不是这样的意外，在当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恐怕很难下决心推倒重来。
会址确定后的第三天，李富春就请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建筑专家杨作材，重新设计修建方案。杨作材加班加点拿出了两个修建方案。一个规模相当宏大，足够全部中央机关人员在一幢建筑内工作。李富春看了这个方案开玩笑说：“你不是想在这个地方建都吧？”另一个方案因为比较实用更像个开会的地方，就确定下来。1941年底，尽管天寒地冻，还是备料开工了。
除了当地的建筑工人参与修建之外，中央机关以及部队、院校的干部职工都参加了义务劳动。但人们并不知道正在修建的这座建筑用途何在，因为这是严格保密的。结果有人向主持这项工程的任弼时、李富春提意见说：现在经济这么困难，却如此大兴土木，那不是铺张浪费吗？
“七大”会期长达五十天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礼堂正式开幕，到6月11日结束，会期长达50天，创历次党代会之最。
延安没有大的招待所，更没有同时可以容纳七八百人的招待所。所以，“七大”召开时，代表分在几个地方住。中央党校住了一批，大砭沟的总政招待所住了一批，王家坪住了一批，枣园住了一批。还有的是住在西北局、联防军司令部。代表们一般是吃了早饭去杨家岭开会。
分散住宿的“七大”代表到杨家岭开会，有的是走路，有的是坐车。那时延安很少有车，西北局的同志不知道谁从哪儿搞到一辆大卡车。高岗坐在驾驶室里，贾拓夫和爱人白茜、欧阳钦站在后边车斗上。车子一开，黄土飞扬，灰尘弥漫，眼睛都睁不开。
更糟的是路不平，车子颠得非常厉害，把人摇来晃去，抓车边都难抓住。西北局在豆腐川，离杨家岭并不算远，但因路不好走，车在路上竟要颠半个多小时。欧阳钦很风趣地开玩笑说：“要是怀孕的妇女坐这个车子，孩子都会给颠下来。”听到这话的人都笑起来，可他们不知道，白茜那时恰恰怀着孩子，但未对任何人说过，连妇联的同志都不知道。
在“七大”召开的间隙，大会为代表们安排了丰富的文体活动。通常每个周六晚上都有舞会，但要凭“七大”代表证才能入场。
集中延安优秀戏剧人才打造的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话剧《前线》深受好评，剧中的戈尔洛夫、客里空，成为思想僵化、不接受新鲜事物和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编造假新闻的代名词。
“七大”期间还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一批苏联电影。其中没有译制好的是由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当场口译放映。
6月10日晚，全体代表观看了大型歌剧《白毛女》，气氛相当热烈。最后，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
代表回忆，这个议程花费了很长时间。先是“海选”，即由代表们广泛的提名，由大会秘书处集中后再反馈给各代表团讨论。之后，再进行新一轮的预选。反复几次后，才确定了最后的等额选举候选人名单，这就花费了较长时间。当时，代表们对王明、博古、凯丰、邓发等意见很大。毛主席一再强调他们是愿意改正错误的，我们还要团结他们。最后只有王明没有通过。毛主席再做动员，希望尊重历史，投王明一票。他甚至说：“你们大家不选，我一个人选他。”王明以最低票当选中央委员。
在6月11日的闭幕式上，毛主席致闭幕词——《愚公移山》。
（摘自《人民政协报》）
这是因为什么呢？
“七大”多次延宕的原因
“七大”多次延宕的最大因素就是战争：国共内战以及抗日战争。实际上，早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曾提出过召开“七大”的动议。而这个时间点正值国民党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1930年11月～1931年1月）之时。此后，“圍剿”战连绵不断，共有五次之多。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受重大破坏，最后导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933年1月被迫转移至中央苏区。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初期与东北军、西北军、阎锡山部的摩擦不断。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开启了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筹委会之下设了一个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五人组成的秘书处，以及由毛泽东、王明、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七大”代表召集委员会，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干扰并未能开展实际工作。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提出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为此，任弼时在此次会议结束后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当年的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当年9月1日前确定代表人选。
但随着国民党接连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七大”再次延宕。
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当年的“五一节”召开“七大”。因为张闻天向毛泽东交接党的总书记等问题又被推迟。这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本打算于次年上半年召开“七大”，后因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等再次推迟。
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中央政治局同意后，即在8月1日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不久后，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已经启动的会议进程又被打断。直到1944年5月，整风运动基本结束，“七大”才又提上议事日程。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立即着手召开“七大”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在七个月内开预备会议，八个月内开大会。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终于开幕。
“七大”会址的几次变更
“七大”会址的选择以及礼堂的筹建工作，最早是根据1939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两次会议的通知开始的。
最初，考虑到避免日军飞机的轰炸，准备在离延安较远的安塞县修建大会礼堂。1940年5月，主管这一工作的大会正副秘书长任弼时和李富春还亲自到安塞县真武洞实地考察过。那里环境确实隐蔽，也便于防空，但其致命伤就是距离延安较远，交通不便之外，食宿问题都不好解决，考察之后就放弃了。
有了前面的经验，就考虑了离延安较近的枣园后沟。此处树木密集高大，便于隐蔽防空。由于距离不远，建筑礼堂以及大会急需的物资等也便于采购和供应。因此，便选择了后沟西坡上一片较为平坦的坳地作为大会礼堂的地址，近处还建了窑洞以解决住宿问题。但建成后才发现，其他条件虽好但地方过于窄小，难以容纳下那么多代表。另外，吃水问题也一下子突出出来，当地只有一口水井且水质不好，不敷使用，只得放弃。
最后经综合考察，会址定在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当年中央将所在地定在这里，就是看中了这里地形平坦，地势开阔，两边坡地平缓。此时杨家岭已建起多处窑洞，尤以中央党校的校舍最有规模，再加上周围的一些机关用房，基本可以满足代表们的住宿，只需新建一座礼堂就足可应付。
礼堂的地基是现成的——那就是原有的可容纳三四百人的砖木结构、茅草覆顶的礼堂遭受火灾后残留的废墟。火灾发生在1941年冬天，正值寻找修建礼堂地址的关键时刻，一位临时住在礼堂还没有分配工作的文艺青年为取暖引发了火灾。如果不是这样的意外，在当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恐怕很难下决心推倒重来。
会址确定后的第三天，李富春就请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建筑专家杨作材，重新设计修建方案。杨作材加班加点拿出了两个修建方案。一个规模相当宏大，足够全部中央机关人员在一幢建筑内工作。李富春看了这个方案开玩笑说：“你不是想在这个地方建都吧？”另一个方案因为比较实用更像个开会的地方，就确定下来。1941年底，尽管天寒地冻，还是备料开工了。
除了当地的建筑工人参与修建之外，中央机关以及部队、院校的干部职工都参加了义务劳动。但人们并不知道正在修建的这座建筑用途何在，因为这是严格保密的。结果有人向主持这项工程的任弼时、李富春提意见说：现在经济这么困难，却如此大兴土木，那不是铺张浪费吗？
“七大”会期长达五十天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礼堂正式开幕，到6月11日结束，会期长达50天，创历次党代会之最。
延安没有大的招待所，更没有同时可以容纳七八百人的招待所。所以，“七大”召开时，代表分在几个地方住。中央党校住了一批，大砭沟的总政招待所住了一批，王家坪住了一批，枣园住了一批。还有的是住在西北局、联防军司令部。代表们一般是吃了早饭去杨家岭开会。
分散住宿的“七大”代表到杨家岭开会，有的是走路，有的是坐车。那时延安很少有车，西北局的同志不知道谁从哪儿搞到一辆大卡车。高岗坐在驾驶室里，贾拓夫和爱人白茜、欧阳钦站在后边车斗上。车子一开，黄土飞扬，灰尘弥漫，眼睛都睁不开。
更糟的是路不平，车子颠得非常厉害，把人摇来晃去，抓车边都难抓住。西北局在豆腐川，离杨家岭并不算远，但因路不好走，车在路上竟要颠半个多小时。欧阳钦很风趣地开玩笑说：“要是怀孕的妇女坐这个车子，孩子都会给颠下来。”听到这话的人都笑起来，可他们不知道，白茜那时恰恰怀着孩子，但未对任何人说过，连妇联的同志都不知道。
在“七大”召开的间隙，大会为代表们安排了丰富的文体活动。通常每个周六晚上都有舞会，但要凭“七大”代表证才能入场。
集中延安优秀戏剧人才打造的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话剧《前线》深受好评，剧中的戈尔洛夫、客里空，成为思想僵化、不接受新鲜事物和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编造假新闻的代名词。
“七大”期间还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一批苏联电影。其中没有译制好的是由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当场口译放映。
6月10日晚，全体代表观看了大型歌剧《白毛女》，气氛相当热烈。最后，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
代表回忆，这个议程花费了很长时间。先是“海选”，即由代表们广泛的提名，由大会秘书处集中后再反馈给各代表团讨论。之后，再进行新一轮的预选。反复几次后，才确定了最后的等额选举候选人名单，这就花费了较长时间。当时，代表们对王明、博古、凯丰、邓发等意见很大。毛主席一再强调他们是愿意改正错误的，我们还要团结他们。最后只有王明没有通过。毛主席再做动员，希望尊重历史，投王明一票。他甚至说：“你们大家不选，我一个人选他。”王明以最低票当选中央委员。
在6月11日的闭幕式上，毛主席致闭幕词——《愚公移山》。
（摘自《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