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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跨越千亿美元大关，和美国、日本共同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千亿美元俱乐部”。
在中国企业近年来日益高涨的“出海”投资热情下，9月初，商务部公告称，今年10月6日起，据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除一些涉及敏感国家或地区、敏感行业的项目外，未来中企境外投资都将采取备案制，商务部不再对其进行核准。
同时，社会各界也对中国企业的“出海热”进行了冷思考，有人直言“中国企业走出去前景广阔，然而同时也陷阱密布”。
10月23日，央视财经《对话》栏目邀请了多位政商界权威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企走向世界的机遇与挑战。
对于有媒体报道“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亏损近千亿，70%的投资项目仍处于亏损状态”的说法，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现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会长张国宝表示“无法认同”。他说在他看到的所有资料当中，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数字。而曾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现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的姚景源也对报道的数据提出了质疑，“在我的调研当中，看到了更多的走出去企业的成就，对于这些数字，我不认同。”
但同时张国宝也指出，不可否认，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肯定也有很多教训和失败的例子。
日前，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指出，中国企业国际化是对外输出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是扩大中国软实力的必然要求，并呼吁各界支持并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该报告在分析了2005年至2014年期间发生的120起“出海”失败的案例基础上，指出了中企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国际化战略不清晰、风险防范意识不强、融资渠道狭窄、缺乏应对东道国政治社会关系能力、跨文化整合能力较弱等等。
在对话过程中，曹德旺、刘永好等多位知名企业家也纷纷吐露中企“出海”的艰辛，并呼吁有关部门能尽快采取措施，更好地帮助企业“扬帆海外”。
中企“出海”，面临四大困难：缺法律保障、技术标准不统一、体制和文化差异
张国宝：企业“出海”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很多问题不光中国企业才会遇到，国外的跨国企业也会遇到。每个国家的文化背景、管理背景不同，中国企业走出去，必然面临着如何适应当地的法律环境、劳资环境、工会等问题。首钢曾经在秘鲁投资铁矿，一度陷入经营困境，就是因为与当地人的文化多有冲突。
另外，据我了解，我们的企业在外遭遇的竞争有时并不是来自国外企业，而是来自我们自己企业的相互恶性竞争。这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很希望有一个协调机制。过去政府也协调过很多，但是收效并不大。目前看来，这依旧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障碍。
安洋： 作为国企，我总结一下我们在海外投资困难的地方。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海外投资的顶层设计。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就陆续有了外商投资法、三资企业法以及一系列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但到目前为止，我国依然没有海外投资的促进和优惠法律或政策，只有政府的优惠贷款。另外，在海外投资的保护方面也是非常薄弱的，甚至是非常混乱的。有很多政府机构都在管，但权责划分不明确，出了问题，往往无人担责。
第二个问题是技术标准。我们现在的技术标准还和美国、欧盟不同步，以我们电力行业的技术标准为例，居然没有官方的英文版本。当我们的合作方或者所在国政府要求我们提供标准的时候，我们只能跟人家解释，这是我们自己翻译的，没有中国政府官方版本的标准。这也是我们在海外投资的一个障碍。
第三个问题是法律体系和政治制度，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不完全接轨。例如我们有党委书记，在随行出国投资的过程中，我们都需要给其安排一些别的职务，比如副总经理，因为党委书记的职务在国外无法对接。
最后是文化习惯。倘若一位外国老板听说你回国参加工会的会议，他会感到十分恐慌，因为在海外，被要求参加工会会议通常意味着劳资关系出现问题。这些文化习惯的接轨也是一个大的障碍。
融资难、担保难掣肘中企海外投资资金链
张国宝：资金问题确实关系到企业海外投资的成败。我最近从巴西调研回来后也认为我们企业走出去仍然面临融资难、担保难。
我现在供职的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中，有些会员单位也向我们反映过。
例如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建和泛海能源在印尼的电厂投资，我了解到，之前其已与某中资银行谈妥，投资方案谈成了就贷款。但方案真正敲定后，银行那边却说做不了主，报到北京，北京表示还得找人评估。最后是马来西亚的银行发放了贷款，人家认为这个项目挺好，印度尼西亚又缺电，又有购电协议做保证，项目本身做担保，最终解决了资金问题。
另外一个是担保，现在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成立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中信保”）。但中信保担保需要排队，因为它多少有一点财政的贴息，财政是它的出资单位，所以要财政部审查，因此有额度限制。
今年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阿根廷的时候，有中企跟阿根廷的石油公司签了约，向其出口两亿美元的装备。当时国内的银行与中信保分别答应了贷款和担保，但到现在也没落实。中信保的理由便是担保额度已经用完。
刘永好：资金确实是海外投资和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以前我们都是经过中国政府批准，银行经过严格的审核给予我们集团一些贷款。但是拿出去用还是有很大的困难，问题就在于我们的换汇成本非常高，拿出去以后，人民币换成美元，美元到当地换成当地的货币，然后又换回美元汇回来，折合一下，汇率损失至少在0.5%左右，损失还是相当大的。
第二个困难是贷款的审批程序往往很长，我们国家要审批，投资项目所在国要审批，汇回来又要审批。经常的情况是，这边等米下锅，那边没钱了，压力非常大。
外汇储备买美债，也可买中企债？
姚景源：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是4万亿美元，世界第一。在我看来，我们的外汇储备可以更多地支持企业走出去，包括非公有制经济的企业。我们现在有条件，我们能购买美国国债，那么将来有可能的话，为什么不能买自己的企业债券呢？
曹德旺：我认为国家不应该动用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全称叫国家安全储备，这笔资金的一个定义是经常性项目收支往来的盈余，就是出口收汇减去进口付汇的差额。外汇来源很多，包括国家发债、企业发企业债、外国人到中国来投资、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等，这些收入是资本项下的收入。
为什么那么多外汇要拿去买美国的国债，而不买工商银行的债券？因为从理论上，从法规上，他承认这笔钱大部分是资本项下的，因此要预备资本退出时用来支付。如果拿去投资，投资都有风险，一旦投资亏损是很危险的。据我所知，虽然外国政府非常重视企业发展，但他们绝不会动用外汇储备来支持企业的发展。
因此，我建议中国一定要冷静，不能动用国家的外汇储备，说白了那不是我们的钱，而且风险非常大。
张国宝：我认为恰当运用外汇储备是可操作的。我经常在想，我们既然能买美国的债券，国内的一些企业，国企也好民企也好，有好的声誉，有好的项目，能不能让他来发债？美国的债券你可以买，为什么我们自己企业的优质债券不可以买？ 但我们谈的使用外汇储备也不是无偿使用，同时安全也是很重要的。
总之来讲，多数人都认为，现在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太多了，所以如何用好它是一个课题。怎么用呢？实际上已经在用，比如说成立中投公司。但我认为，即便成立了中投公司，跟4万亿美元相比，体量非常小的，利用好外汇储备单靠这个主权投资基金还远远不够。
在中国企业近年来日益高涨的“出海”投资热情下，9月初，商务部公告称，今年10月6日起，据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除一些涉及敏感国家或地区、敏感行业的项目外，未来中企境外投资都将采取备案制，商务部不再对其进行核准。
同时，社会各界也对中国企业的“出海热”进行了冷思考，有人直言“中国企业走出去前景广阔，然而同时也陷阱密布”。
10月23日，央视财经《对话》栏目邀请了多位政商界权威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企走向世界的机遇与挑战。
对于有媒体报道“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亏损近千亿，70%的投资项目仍处于亏损状态”的说法，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现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会长张国宝表示“无法认同”。他说在他看到的所有资料当中，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数字。而曾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现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的姚景源也对报道的数据提出了质疑，“在我的调研当中，看到了更多的走出去企业的成就，对于这些数字，我不认同。”
但同时张国宝也指出，不可否认，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肯定也有很多教训和失败的例子。
日前，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指出，中国企业国际化是对外输出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是扩大中国软实力的必然要求，并呼吁各界支持并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该报告在分析了2005年至2014年期间发生的120起“出海”失败的案例基础上，指出了中企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国际化战略不清晰、风险防范意识不强、融资渠道狭窄、缺乏应对东道国政治社会关系能力、跨文化整合能力较弱等等。
在对话过程中，曹德旺、刘永好等多位知名企业家也纷纷吐露中企“出海”的艰辛，并呼吁有关部门能尽快采取措施，更好地帮助企业“扬帆海外”。
中企“出海”，面临四大困难：缺法律保障、技术标准不统一、体制和文化差异
张国宝：企业“出海”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很多问题不光中国企业才会遇到，国外的跨国企业也会遇到。每个国家的文化背景、管理背景不同，中国企业走出去，必然面临着如何适应当地的法律环境、劳资环境、工会等问题。首钢曾经在秘鲁投资铁矿，一度陷入经营困境，就是因为与当地人的文化多有冲突。
另外，据我了解，我们的企业在外遭遇的竞争有时并不是来自国外企业，而是来自我们自己企业的相互恶性竞争。这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很希望有一个协调机制。过去政府也协调过很多，但是收效并不大。目前看来，这依旧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障碍。
安洋： 作为国企，我总结一下我们在海外投资困难的地方。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海外投资的顶层设计。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就陆续有了外商投资法、三资企业法以及一系列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但到目前为止，我国依然没有海外投资的促进和优惠法律或政策，只有政府的优惠贷款。另外，在海外投资的保护方面也是非常薄弱的，甚至是非常混乱的。有很多政府机构都在管，但权责划分不明确，出了问题，往往无人担责。
第二个问题是技术标准。我们现在的技术标准还和美国、欧盟不同步，以我们电力行业的技术标准为例，居然没有官方的英文版本。当我们的合作方或者所在国政府要求我们提供标准的时候，我们只能跟人家解释，这是我们自己翻译的，没有中国政府官方版本的标准。这也是我们在海外投资的一个障碍。
第三个问题是法律体系和政治制度，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不完全接轨。例如我们有党委书记，在随行出国投资的过程中，我们都需要给其安排一些别的职务，比如副总经理，因为党委书记的职务在国外无法对接。
最后是文化习惯。倘若一位外国老板听说你回国参加工会的会议，他会感到十分恐慌，因为在海外，被要求参加工会会议通常意味着劳资关系出现问题。这些文化习惯的接轨也是一个大的障碍。
融资难、担保难掣肘中企海外投资资金链
张国宝：资金问题确实关系到企业海外投资的成败。我最近从巴西调研回来后也认为我们企业走出去仍然面临融资难、担保难。
我现在供职的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中，有些会员单位也向我们反映过。
例如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建和泛海能源在印尼的电厂投资，我了解到，之前其已与某中资银行谈妥，投资方案谈成了就贷款。但方案真正敲定后，银行那边却说做不了主，报到北京，北京表示还得找人评估。最后是马来西亚的银行发放了贷款，人家认为这个项目挺好，印度尼西亚又缺电，又有购电协议做保证，项目本身做担保，最终解决了资金问题。
另外一个是担保，现在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成立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中信保”）。但中信保担保需要排队，因为它多少有一点财政的贴息，财政是它的出资单位，所以要财政部审查，因此有额度限制。
今年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阿根廷的时候，有中企跟阿根廷的石油公司签了约，向其出口两亿美元的装备。当时国内的银行与中信保分别答应了贷款和担保，但到现在也没落实。中信保的理由便是担保额度已经用完。
刘永好：资金确实是海外投资和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以前我们都是经过中国政府批准，银行经过严格的审核给予我们集团一些贷款。但是拿出去用还是有很大的困难，问题就在于我们的换汇成本非常高，拿出去以后，人民币换成美元，美元到当地换成当地的货币，然后又换回美元汇回来，折合一下，汇率损失至少在0.5%左右，损失还是相当大的。
第二个困难是贷款的审批程序往往很长，我们国家要审批，投资项目所在国要审批，汇回来又要审批。经常的情况是，这边等米下锅，那边没钱了，压力非常大。
外汇储备买美债，也可买中企债？
姚景源：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是4万亿美元，世界第一。在我看来，我们的外汇储备可以更多地支持企业走出去，包括非公有制经济的企业。我们现在有条件，我们能购买美国国债，那么将来有可能的话，为什么不能买自己的企业债券呢？
曹德旺：我认为国家不应该动用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全称叫国家安全储备，这笔资金的一个定义是经常性项目收支往来的盈余，就是出口收汇减去进口付汇的差额。外汇来源很多，包括国家发债、企业发企业债、外国人到中国来投资、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等，这些收入是资本项下的收入。
为什么那么多外汇要拿去买美国的国债，而不买工商银行的债券？因为从理论上，从法规上，他承认这笔钱大部分是资本项下的，因此要预备资本退出时用来支付。如果拿去投资，投资都有风险，一旦投资亏损是很危险的。据我所知，虽然外国政府非常重视企业发展，但他们绝不会动用外汇储备来支持企业的发展。
因此，我建议中国一定要冷静，不能动用国家的外汇储备，说白了那不是我们的钱，而且风险非常大。
张国宝：我认为恰当运用外汇储备是可操作的。我经常在想，我们既然能买美国的债券，国内的一些企业，国企也好民企也好，有好的声誉，有好的项目，能不能让他来发债？美国的债券你可以买，为什么我们自己企业的优质债券不可以买？ 但我们谈的使用外汇储备也不是无偿使用，同时安全也是很重要的。
总之来讲，多数人都认为，现在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太多了，所以如何用好它是一个课题。怎么用呢？实际上已经在用，比如说成立中投公司。但我认为，即便成立了中投公司，跟4万亿美元相比，体量非常小的，利用好外汇储备单靠这个主权投资基金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