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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虽然对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要求，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各具特殊性，但清醒认识其中的几个基本关系，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
关于如何认识和处理“快”与“好”的关系问题
在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和具体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就是发展的“快”与“好”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保持世界第一的同时，也累积了不少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发展的“质量”成了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十七大及科学发展观将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从“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把“好”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从全局意义而讲的，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因此，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如何引导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与“快”的关系问题，对于真正实现一个地方的科学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好”与“快”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谁也离不开谁。“好”，指的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要高，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相协调，“快”，指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要快，不能慢下来。“好”是关键，“快”是条件，抓住了“好”，就抓住了关键；实现了“快”，就具备了解决困难和问题的基本条件。实践证明，要“快”不容易，要“好”更难。只快不好，不仅是无用功，而且具有破坏性。只有“好”字当头，加快发展，才是有效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平稳的发展、持续的发展。当然，不能用“好”否定“快”。只好不快，就不适应发展的需要，不符合社会的要求，无法支撑社会的稳定。可以说，“好”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快”来作支撑的。
特别是，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好”与“快”有着不同要求。因此，对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应当从总体上进行把握。在不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迫切需要解决自身发展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必须以“快”来作支撑，更加注重加快发展的问题。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四川仍然是不发达地区，“人口多、底子薄、不平衡、欠发达”仍然是四川最大的省情，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初级阶段特征更为明显仍然是四川最大的实际，发展不足、发展水平不高仍然是四川最大的问题。四川全省人均GDP、工业化水平、城镇化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城乡居民收入等主要发展指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差距和不足，要求我们在谋划四川的发展时，必须体现发展的紧迫性和忧患意识，必须加快发展、充分发展。当然，这种加快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端正指导思想的加快发展，是注重优化结构、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加快发展，是重视科技创新、重视环境保护的加快发展，尤其是在认真吸取别人经验教训基础上避免再走弯路的加快发展。一句话，就是要坚持好中求快。
从哲学上说，一个地方的量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就不能表现出质，总量太小的经济不能体现质量，所以我们要加快发展经济。从历史上讲，要加快发展，不能否认“快”，德国、日本、美国都是发展比较快。现在我们追不上沿海，就是快得还不够。如果只强调好，否认快，这不对。中国西部加快发展才能实现总体的好。另一方面，平衡就是速度，质量就是效益。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很多，出口发展的速度很快，但如果一个产品出问题，整个国家的产品质量可能都会受到质疑。我们要赶上日本造、德国造的产品，就要质量好才行。我们如果只强调速度，就不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
关于统筹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问题
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社会越往前走，民生问题在中国的发展进步中越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如何改善民生已成为亿万人民瞩目的一大焦点。党在这时将执政的重点指向民生，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这是十分明智的。以民生为先、民生为重、民生为本，就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成为衡量科学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这就要求我们要统筹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应当说，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中，我们的确存在着重经济发展速度而轻改善民生力度、重经济发展的投入而轻改善民生的实惠的倾向，在改善民生上欠账较多。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就成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一方面，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为改善民生提供条件和可能；另一方面，只有不断改善民生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和可靠的保障。如果GDP增长很快，而改善民生的步伐却很慢；对经济发展的投入很多，而对改善民生的投入却很少，就可能损害社会和谐。在国际社会中这样的教训并不少见。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及具体工作上，要把改善民生放到更突出、更实在的位置。我们应确立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始终应把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放在优先的位置来考虑。过去长时期我们大力倡导并习以为然的“先生产、后生活”，“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这一类指导性观念和相应的政策，都应审时度势地进行调整和改变。我们也不能随便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而应首先看个人利益是不是合法。如果是合法的，就应该受到足够的尊重和保护，就不是什么“服从谁”的问题。即使为了公共利益要征用个人财产，也必须给予个人足够的补偿。什么叫“足够补偿”?国际公约中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而需征用包括外国投资、个人投资在内的私人财产时，必须给予“及时、充分、有效”的补偿。这就是国际通行的规则。尤其是在我国《物权法》已经实施后，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补偿，都应很好体现“及时、充分、有效”的规则。近年来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中出现的一些尖锐矛盾和上访案件，其中一个带有共性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体现这个规则，教训是很深刻的。
当然，解决民生问题是一个渐进的长期历史过程，以往多年累积的一些民生难题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都解决。但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却应当经常扪心自问：自己解决了多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自己在改善民生上有多少作为?经常有此一问，或许能够经常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
关于统筹处理好发展经济与发展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
科学发展是包括发展民主政治的全面发展。讲科学发展观，不仅要讲科学，也要讲民主，不仅要讲“赛先生”，也要讲“德先生”。这就要求我们要统筹处理好发展经济与发展民主政治的关系，把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需要我们清醒看到的是，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发展民主政治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努力增强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就成为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应当充分肯定的是，近年来在发展民主政治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进步并有许多夺目的亮点，我们还有自己特有的一些优势，理应在此基础上，有更扎实的工作和更大的作为。
例如，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表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作为发展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式，将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全面展开。直面现实，现在各阶层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是前所未有的，大到对国家大局、国家立法、国家外交、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小到对特权现象、对城管执法、对一个建设项目的关注。今天，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已从传统的动员式参与发展到现代的自主参与，从松散的个人参与发展到组织化的参与，从孤立的参与发展到横向的参与。因此，我们如何去积极适应、而不是去消极面对甚至处处限制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就成为党和政府必须回答的一个大问题。应当说，我们现在还回答得不够好，有时甚至处在比较被动的局面。面对群众政治参与日益增长的积极性，不少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认识、思维、体制、制度乃至具体做法，还停留在一种传统的过时的格局中。现在，在各界群众如何有效监督领导干部和公共权力、如何广泛参与社会管理、如何促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如何在反腐败斗争中有效发挥作用、如何有效保障公民的表达权等许多方面，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并卓有成效的办法还不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等待我们去探索。
此外，在如何真实地有序地组织公民的政治参与，在如何切实保障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在如何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我们还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和载体，还有待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来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在这方面，我们有理由、有条件走得更快一些，做得更好一些。
关于如何认识和处理“快”与“好”的关系问题
在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和具体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就是发展的“快”与“好”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保持世界第一的同时，也累积了不少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发展的“质量”成了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十七大及科学发展观将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从“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把“好”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从全局意义而讲的，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因此，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如何引导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与“快”的关系问题，对于真正实现一个地方的科学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好”与“快”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谁也离不开谁。“好”，指的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要高，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相协调，“快”，指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要快，不能慢下来。“好”是关键，“快”是条件，抓住了“好”，就抓住了关键；实现了“快”，就具备了解决困难和问题的基本条件。实践证明，要“快”不容易，要“好”更难。只快不好，不仅是无用功，而且具有破坏性。只有“好”字当头，加快发展，才是有效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平稳的发展、持续的发展。当然，不能用“好”否定“快”。只好不快，就不适应发展的需要，不符合社会的要求，无法支撑社会的稳定。可以说，“好”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快”来作支撑的。
特别是，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好”与“快”有着不同要求。因此，对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应当从总体上进行把握。在不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迫切需要解决自身发展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必须以“快”来作支撑，更加注重加快发展的问题。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四川仍然是不发达地区，“人口多、底子薄、不平衡、欠发达”仍然是四川最大的省情，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初级阶段特征更为明显仍然是四川最大的实际，发展不足、发展水平不高仍然是四川最大的问题。四川全省人均GDP、工业化水平、城镇化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城乡居民收入等主要发展指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差距和不足，要求我们在谋划四川的发展时，必须体现发展的紧迫性和忧患意识，必须加快发展、充分发展。当然，这种加快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端正指导思想的加快发展，是注重优化结构、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加快发展，是重视科技创新、重视环境保护的加快发展，尤其是在认真吸取别人经验教训基础上避免再走弯路的加快发展。一句话，就是要坚持好中求快。
从哲学上说，一个地方的量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就不能表现出质，总量太小的经济不能体现质量，所以我们要加快发展经济。从历史上讲，要加快发展，不能否认“快”，德国、日本、美国都是发展比较快。现在我们追不上沿海，就是快得还不够。如果只强调好，否认快，这不对。中国西部加快发展才能实现总体的好。另一方面，平衡就是速度，质量就是效益。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很多，出口发展的速度很快，但如果一个产品出问题，整个国家的产品质量可能都会受到质疑。我们要赶上日本造、德国造的产品，就要质量好才行。我们如果只强调速度，就不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
关于统筹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问题
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社会越往前走，民生问题在中国的发展进步中越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如何改善民生已成为亿万人民瞩目的一大焦点。党在这时将执政的重点指向民生，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这是十分明智的。以民生为先、民生为重、民生为本，就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成为衡量科学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这就要求我们要统筹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应当说，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中，我们的确存在着重经济发展速度而轻改善民生力度、重经济发展的投入而轻改善民生的实惠的倾向，在改善民生上欠账较多。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就成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一方面，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为改善民生提供条件和可能；另一方面，只有不断改善民生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和可靠的保障。如果GDP增长很快，而改善民生的步伐却很慢；对经济发展的投入很多，而对改善民生的投入却很少，就可能损害社会和谐。在国际社会中这样的教训并不少见。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及具体工作上，要把改善民生放到更突出、更实在的位置。我们应确立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始终应把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放在优先的位置来考虑。过去长时期我们大力倡导并习以为然的“先生产、后生活”，“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这一类指导性观念和相应的政策，都应审时度势地进行调整和改变。我们也不能随便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而应首先看个人利益是不是合法。如果是合法的，就应该受到足够的尊重和保护，就不是什么“服从谁”的问题。即使为了公共利益要征用个人财产，也必须给予个人足够的补偿。什么叫“足够补偿”?国际公约中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而需征用包括外国投资、个人投资在内的私人财产时，必须给予“及时、充分、有效”的补偿。这就是国际通行的规则。尤其是在我国《物权法》已经实施后，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补偿，都应很好体现“及时、充分、有效”的规则。近年来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中出现的一些尖锐矛盾和上访案件，其中一个带有共性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体现这个规则，教训是很深刻的。
当然，解决民生问题是一个渐进的长期历史过程，以往多年累积的一些民生难题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都解决。但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却应当经常扪心自问：自己解决了多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自己在改善民生上有多少作为?经常有此一问，或许能够经常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
关于统筹处理好发展经济与发展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
科学发展是包括发展民主政治的全面发展。讲科学发展观，不仅要讲科学，也要讲民主，不仅要讲“赛先生”，也要讲“德先生”。这就要求我们要统筹处理好发展经济与发展民主政治的关系，把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需要我们清醒看到的是，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发展民主政治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努力增强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就成为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应当充分肯定的是，近年来在发展民主政治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进步并有许多夺目的亮点，我们还有自己特有的一些优势，理应在此基础上，有更扎实的工作和更大的作为。
例如，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表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作为发展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式，将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全面展开。直面现实，现在各阶层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是前所未有的，大到对国家大局、国家立法、国家外交、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小到对特权现象、对城管执法、对一个建设项目的关注。今天，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已从传统的动员式参与发展到现代的自主参与，从松散的个人参与发展到组织化的参与，从孤立的参与发展到横向的参与。因此，我们如何去积极适应、而不是去消极面对甚至处处限制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就成为党和政府必须回答的一个大问题。应当说，我们现在还回答得不够好，有时甚至处在比较被动的局面。面对群众政治参与日益增长的积极性，不少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认识、思维、体制、制度乃至具体做法，还停留在一种传统的过时的格局中。现在，在各界群众如何有效监督领导干部和公共权力、如何广泛参与社会管理、如何促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如何在反腐败斗争中有效发挥作用、如何有效保障公民的表达权等许多方面，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并卓有成效的办法还不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等待我们去探索。
此外，在如何真实地有序地组织公民的政治参与，在如何切实保障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在如何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我们还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和载体，还有待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来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在这方面，我们有理由、有条件走得更快一些，做得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