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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咸、同碑学大播之际,曾国藩不可能不受到碑学之沾溉,但作为庙堂重臣,正统的书法审美趣尚也同时左右着他,使其不可能轻易寄兴于民间化的北碑趣味,率尔染指。因而他选择欧阳询、李北海、柳公权便具有权宜之计,既不失庙堂正格又具碑之刚健;至于取法赵子昂、董其昌,则为皇家正统趣味之感染。这种审美选择也颇为合乎曾国藩处世做人之道,外圆内方,汩于世情而内坚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