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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江苏省150个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转基因水稻种植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年龄、性别对其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和对政府的信任对其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转基因水稻;认知;政府信任;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S-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0517-6611(2015)24-300-02
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以来,全球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到2011年,全球共有29个国家进行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已达到1.6亿hm2,比1996年的170万hm2增长94倍[1]。
随着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发展,对农产品单产、质量的提升及环保性等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化肥和农药过量施用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2-3],农产品供求平衡因农业技术的发展缓慢等原因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4]。相比传统农作物品种,转基因作物具备高产、抗逆性及较强的环境友好性等优势[5]。因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与消费国,转基因水稻的研发和商业化将为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提供出路。
就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发展来看,除了目前社会主要关注的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的消费意愿外,从供给方——农户的角度分析其对转基因水稻的种植意愿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目前鲜有学者进行农户视角的种植转基因水稻意愿的调查研究。笔者将从农户的认知和对政府的信任度的角度出发,基于江苏省大丰市150个水稻种植户样本数据,对农户转基因水稻的种植意愿进行实证分析。
1理论分析与假设
笔者承认农户是理性经济人,其生产决策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表现为受多种条件约束的利润最大化[6]。笔者将从农户禀赋特征、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农户的政府的信任程度三个方面来分析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的种植意愿。
对于农民禀赋特征对转基因技术选择意愿的影响,学者们集中于研究了农户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个人特征对农户种植意愿的影响。对于农户的年龄来说,研究发现,年轻的农户往往较年长的农户更加愿意接受采用新技术[7-8]。从性别来看,男性和女性对农业技术的采用的偏好不同,女性比男性更偏好于选择节约劳动型技术和高产技术[8]。同时,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民新型技术采用意愿的重要因素。多数研究认为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对于农业技术的接受意愿呈正相关关系[9-11]。从农户家庭收入来看,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新型技术的支付能力的大小和其风险承受能力的大小关系密切。朱诗音[12]利用logistic模型对稻农种植意愿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的家庭收入对农民水稻种植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12],即农民收入越高,其越愿意采用新技术。
多数研究认为农民对新技术的认知程度对其是否愿意种植转基因水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3-15]。农民在是否采用新技术的决策行为中面临较大的风险,因此,在对新技术不了解的情况下,多数农民不会选择采用新技术;只有当对有关技术的认知达到一定程度,农民才会选择采用新技术。
由于农业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在国民经济产业体系中居于特殊的位置,转基因农产品市场又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现象。因而,政府应该调节、干预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积极引导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16]。代云云等[17]研究发现,政府的扶持力度对农民的新品种的种植意愿有显著影响[17]。据此笔者提出三个研究假设:H1:农户的禀赋特征影响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的种植意愿;H2:农户的相关认知影响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的种植意愿;H3:农户对政府的信任影响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的种植意愿。
2数据材料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笔者于2013年11月对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200个水稻种植户的问卷调查,其中剔除部分信息不全和缺少关键数据的无效样本后,有效样本为150个,有效样本回收率为75%。
对于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种植意愿的变量的定义为:1=愿意、0=不愿意,其中有50.01%的农户愿意种植转基因水稻,说明有大约半数的农户作为“经济理性人”,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表示愿意种植转基因水稻。农户愿意种植的主要原因是其对转基因水稻正面积极的认知和对转基因水稻的高产预期,而不愿意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农户的考虑或是对该生物技术不够了解,或是对目前转基因食品安全争论的顾虑。因此,结合笔者研究方法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农户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作为农户的禀赋特征,加之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和对政府的信任作为农户转基因水稻种植意愿的影响因素。
表1对相关变量进行了定义并进行描述性分析。从性别构成上看,70%的受访者是男性,这是因为本次调研是以户主为对象进行的调查,男性的比例偏高,并男性在家庭重大决策中更具主动权;在年龄构成上,中老年人居多,被调查者年龄的平均值为56岁且50岁以上的受访者占73%,说明该地区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青壮年多选择外出务工;从受教育水平来看,受访农户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年,基本完成义务教育;从认知水平来看,有55%的受访者听说过转基因水稻,对其对一定的了解,这与农村相关农业技术培训增多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对政府的信任度来看,有6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信任政府宣传的转基因技术,说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较高,这是因为近年来国家对农业发展越来越重视,对农民的利益越来越重视,制定了多项惠农政策。
2.2 研究方法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建立农户转基因水稻种植意愿影响因素的模型为:农户对转基因隧道的种植意愿=f(农户的禀赋特征,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农户对政府的信任)+随机扰动项 其中,被解释变量(农户对转基因隧道的种植意愿)为0-1虚拟变量,因此本文选用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形式如下:
LN(pi1-pi)=α+kk=1βkxki+ei
式中,pi为给定自变量xki时事件发生(农户愿意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概率;βk表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其中k表示影响因素的个数;xki是自变量,即存在k种影响因素;α表示回归截距;ei表示随机扰动项。模型的自变量xki分别为农户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对政府的信任。
3实证分析结果
表2汇报了农户转基因水稻种植意愿模型的回归结果。从模型整体回归结果统计量来看,似然比卡方检验统计量的值为109.71,-2Log likelihood=48.90,总R2为52.87%,说明模型在52.87%的概率上解释了被解释变量,且模型的整体显著性较强,因此可以看出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
从农户的禀赋特征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基础上,农户的年龄、性别均在5%的置信水平上对农户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说明户主的年龄越大越不愿意选择种植转基因水稻,分析可知,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会越保守,表现为厌恶风险,而不愿意尝试新技术、新品种;相对于女性来说,男性接受转基因水稻的意愿更低,说明女性更愿意尝试新事物。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基础上,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分别在10%、5%的置信水平上对农户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越高,其越愿意种植转基因水稻。农户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其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其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能力和水平,了解新技术、新品种的优点,并更易接受新技术。另一方面,农户的收入水平的提高,会改善农户的抗风险能力,相对之下,更愿尝试种植转基因水稻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与多数研究结论相一致。
从农户的认知水平来看,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相对于未听说过转基因水稻的农户,听说过转基因水稻的农户在5%的置信水平上对其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农户对转基因技术的正面认知越高,对其了解越多,认为种植转基因水稻可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因而更愿意种植转基因水稻。
从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基础上,相对于不信任政府宣传的转基因技术的农户,信任政府宣传的转基因技术的农户在1%的置信水平上对其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农户对政府信任与否是影响其种植转基因水稻的重要因素,如果农户对政府宣传制定的相关技术和政策表示信任,那么其更愿意种植转基因水稻。
4结论与政策含义
笔者在对影响农民转基因水稻生产意愿的各种因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户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
实证分析,其中特别地关注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和农户对政府的信任这两个因素对农户转基因水稻种植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基础上,农户的转基因水稻认知水平和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农户转基因水稻种植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水平提高和对政府的信任度提高能有效增加农户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意愿,有助于实现我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
基于以上研究,为实现农业现代化中的优良品种的普及,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对转基因技术的知识宣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的正向认知能提高农户转基因水稻的种植生产意愿,这说明了知识的重要性。教育和培训是一种重要途径,应充分利用相关教育资源和媒介,对农户进行新技术的培训,来增加农户对其的了解,提高农户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
(2)为农民做实事,提高政府可靠度。政府应从农户的现实情况出发,针对农户的需求制定有效可行的政策,建立转基因新品种试点,并鼓励具有丰富经验的农户积极改种新品种,让农户看到种植转基因新品种的便利和增收效果,以消除农户顾虑,提高农户对政府的信任,进而提高对转基因新品种的种植意愿。
参考文献
[1]
JAMES CLIVE.2011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J].中国生物工程杂志,2012,32(1):1-14.
[2] 段玉杰,肖尚斌,黎国有.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及改善对策[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0(3):19-21.
[3] 李自林.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以及对策研究[J].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13,31(5):207-212.
[4] 杨建利,岳正华.2020年我国粮食及主要农产品供求预测及政策建议[J].经济体制改革,2014(4):70-74.
[5] QAIM M,ZILBERMAM D.Yield effect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Science,2003,299(5608):900-902.
[6] 彭文平.农民理性行为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6):23-26.
[7] ERVIN C A,ERVIN E.Factors affecting the use of soil conservation practices:Hypothesis,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Land Economics,1982,58:236-249.
[8] 宋军,胡瑞法,黄季琨.农民的农业技术选择行为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1998(6):1-5
[9] SCHULTZ T W.The value of ability to deal with disequilibria[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5,13(3):824-826.
[10] 张兵,周彬.欠发达地区农户科技投入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灌南县农户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6,(1):40-44.
[11] 储成兵,李平.农户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认知及采纳行为实证研究——以种植转基因Bt抗虫棉为例[J].财经论丛,2013,1(1):83-87.
[12] 朱诗音.稻农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种植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淮安市稻农的实证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1,31(21):211-214.
[13] WARNER K E.The need for some innovative concepts of innovation of research on the discussion of innovations [J].Policy Science,1974,5(4):433-451.
[14] 陈梦伊,柯晓溪,金琦,等.稻农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湖北省随州市的调查研究[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3,19(2):22-26.
[15] 陆倩,孙剑.农户关于转基因作物的认知对种植意愿的影响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4,19(3):34-42.
[16] 马述忠,黄祖辉.农户、政府及转基因农产品 ——对我国农民转基因作物种植意向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3(4):34-40.
[17] 代云云,王凯.梨农种植无公害鸭梨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北省泊头市梨农的实证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47-51.
关键词转基因水稻;认知;政府信任;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S-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0517-6611(2015)24-300-02
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以来,全球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到2011年,全球共有29个国家进行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已达到1.6亿hm2,比1996年的170万hm2增长94倍[1]。
随着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发展,对农产品单产、质量的提升及环保性等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化肥和农药过量施用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2-3],农产品供求平衡因农业技术的发展缓慢等原因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4]。相比传统农作物品种,转基因作物具备高产、抗逆性及较强的环境友好性等优势[5]。因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与消费国,转基因水稻的研发和商业化将为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提供出路。
就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发展来看,除了目前社会主要关注的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的消费意愿外,从供给方——农户的角度分析其对转基因水稻的种植意愿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目前鲜有学者进行农户视角的种植转基因水稻意愿的调查研究。笔者将从农户的认知和对政府的信任度的角度出发,基于江苏省大丰市150个水稻种植户样本数据,对农户转基因水稻的种植意愿进行实证分析。
1理论分析与假设
笔者承认农户是理性经济人,其生产决策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表现为受多种条件约束的利润最大化[6]。笔者将从农户禀赋特征、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农户的政府的信任程度三个方面来分析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的种植意愿。
对于农民禀赋特征对转基因技术选择意愿的影响,学者们集中于研究了农户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个人特征对农户种植意愿的影响。对于农户的年龄来说,研究发现,年轻的农户往往较年长的农户更加愿意接受采用新技术[7-8]。从性别来看,男性和女性对农业技术的采用的偏好不同,女性比男性更偏好于选择节约劳动型技术和高产技术[8]。同时,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民新型技术采用意愿的重要因素。多数研究认为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对于农业技术的接受意愿呈正相关关系[9-11]。从农户家庭收入来看,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新型技术的支付能力的大小和其风险承受能力的大小关系密切。朱诗音[12]利用logistic模型对稻农种植意愿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的家庭收入对农民水稻种植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12],即农民收入越高,其越愿意采用新技术。
多数研究认为农民对新技术的认知程度对其是否愿意种植转基因水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3-15]。农民在是否采用新技术的决策行为中面临较大的风险,因此,在对新技术不了解的情况下,多数农民不会选择采用新技术;只有当对有关技术的认知达到一定程度,农民才会选择采用新技术。
由于农业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在国民经济产业体系中居于特殊的位置,转基因农产品市场又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现象。因而,政府应该调节、干预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积极引导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16]。代云云等[17]研究发现,政府的扶持力度对农民的新品种的种植意愿有显著影响[17]。据此笔者提出三个研究假设:H1:农户的禀赋特征影响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的种植意愿;H2:农户的相关认知影响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的种植意愿;H3:农户对政府的信任影响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的种植意愿。
2数据材料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笔者于2013年11月对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200个水稻种植户的问卷调查,其中剔除部分信息不全和缺少关键数据的无效样本后,有效样本为150个,有效样本回收率为75%。
对于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种植意愿的变量的定义为:1=愿意、0=不愿意,其中有50.01%的农户愿意种植转基因水稻,说明有大约半数的农户作为“经济理性人”,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表示愿意种植转基因水稻。农户愿意种植的主要原因是其对转基因水稻正面积极的认知和对转基因水稻的高产预期,而不愿意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农户的考虑或是对该生物技术不够了解,或是对目前转基因食品安全争论的顾虑。因此,结合笔者研究方法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农户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作为农户的禀赋特征,加之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和对政府的信任作为农户转基因水稻种植意愿的影响因素。
表1对相关变量进行了定义并进行描述性分析。从性别构成上看,70%的受访者是男性,这是因为本次调研是以户主为对象进行的调查,男性的比例偏高,并男性在家庭重大决策中更具主动权;在年龄构成上,中老年人居多,被调查者年龄的平均值为56岁且50岁以上的受访者占73%,说明该地区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青壮年多选择外出务工;从受教育水平来看,受访农户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年,基本完成义务教育;从认知水平来看,有55%的受访者听说过转基因水稻,对其对一定的了解,这与农村相关农业技术培训增多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对政府的信任度来看,有6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信任政府宣传的转基因技术,说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较高,这是因为近年来国家对农业发展越来越重视,对农民的利益越来越重视,制定了多项惠农政策。
2.2 研究方法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建立农户转基因水稻种植意愿影响因素的模型为:农户对转基因隧道的种植意愿=f(农户的禀赋特征,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农户对政府的信任)+随机扰动项 其中,被解释变量(农户对转基因隧道的种植意愿)为0-1虚拟变量,因此本文选用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形式如下:
LN(pi1-pi)=α+kk=1βkxki+ei
式中,pi为给定自变量xki时事件发生(农户愿意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概率;βk表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其中k表示影响因素的个数;xki是自变量,即存在k种影响因素;α表示回归截距;ei表示随机扰动项。模型的自变量xki分别为农户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对政府的信任。
3实证分析结果
表2汇报了农户转基因水稻种植意愿模型的回归结果。从模型整体回归结果统计量来看,似然比卡方检验统计量的值为109.71,-2Log likelihood=48.90,总R2为52.87%,说明模型在52.87%的概率上解释了被解释变量,且模型的整体显著性较强,因此可以看出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
从农户的禀赋特征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基础上,农户的年龄、性别均在5%的置信水平上对农户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说明户主的年龄越大越不愿意选择种植转基因水稻,分析可知,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会越保守,表现为厌恶风险,而不愿意尝试新技术、新品种;相对于女性来说,男性接受转基因水稻的意愿更低,说明女性更愿意尝试新事物。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基础上,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分别在10%、5%的置信水平上对农户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越高,其越愿意种植转基因水稻。农户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其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其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能力和水平,了解新技术、新品种的优点,并更易接受新技术。另一方面,农户的收入水平的提高,会改善农户的抗风险能力,相对之下,更愿尝试种植转基因水稻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与多数研究结论相一致。
从农户的认知水平来看,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相对于未听说过转基因水稻的农户,听说过转基因水稻的农户在5%的置信水平上对其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农户对转基因技术的正面认知越高,对其了解越多,认为种植转基因水稻可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因而更愿意种植转基因水稻。
从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基础上,相对于不信任政府宣传的转基因技术的农户,信任政府宣传的转基因技术的农户在1%的置信水平上对其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农户对政府信任与否是影响其种植转基因水稻的重要因素,如果农户对政府宣传制定的相关技术和政策表示信任,那么其更愿意种植转基因水稻。
4结论与政策含义
笔者在对影响农民转基因水稻生产意愿的各种因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户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
实证分析,其中特别地关注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和农户对政府的信任这两个因素对农户转基因水稻种植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基础上,农户的转基因水稻认知水平和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农户转基因水稻种植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水平提高和对政府的信任度提高能有效增加农户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意愿,有助于实现我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
基于以上研究,为实现农业现代化中的优良品种的普及,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对转基因技术的知识宣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对转基因水稻的正向认知能提高农户转基因水稻的种植生产意愿,这说明了知识的重要性。教育和培训是一种重要途径,应充分利用相关教育资源和媒介,对农户进行新技术的培训,来增加农户对其的了解,提高农户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
(2)为农民做实事,提高政府可靠度。政府应从农户的现实情况出发,针对农户的需求制定有效可行的政策,建立转基因新品种试点,并鼓励具有丰富经验的农户积极改种新品种,让农户看到种植转基因新品种的便利和增收效果,以消除农户顾虑,提高农户对政府的信任,进而提高对转基因新品种的种植意愿。
参考文献
[1]
JAMES CLIVE.2011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J].中国生物工程杂志,2012,3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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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RVIN C A,ERVIN E.Factors affecting the use of soil conservation practices:Hypothesis,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Land Economics,1982,58:236-249.
[8] 宋军,胡瑞法,黄季琨.农民的农业技术选择行为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199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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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陆倩,孙剑.农户关于转基因作物的认知对种植意愿的影响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4,19(3):34-42.
[16] 马述忠,黄祖辉.农户、政府及转基因农产品 ——对我国农民转基因作物种植意向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3(4):34-40.
[17] 代云云,王凯.梨农种植无公害鸭梨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北省泊头市梨农的实证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4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