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经常能看到一个词是城市化，日本没有采用这样一个说法，用得更多的说法是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的人口移动,日本不存在从农村到城市没有户口的问题”
67岁的日本大和证券集团大和总研理事长武藤敏郎从未像现在一样与中国密切接触，在他的日程、接受采访的问题、思考和讨论的主题中，“中国”二字出现得相当频繁。就在本刊记者采访他的2010年8月下旬，他在北京受到了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的接见，不日又出席东京-北京论坛。
目前，日美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降到了13.5%，与此相对应的是日中贸易的比重上升到了20.5%。亚洲地区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是“亚洲内需”的坚强后盾，而中国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国家。武藤敏郎曾指出，日本经济在2010年出现转机，贡献最大的无疑是出口，从对欧美过度依赖的模式中走出来，建立起重视亚洲的战略将是重要的课题。
武藤敏郎曾任日本央行——日本银行副行长，他的几重身份在日本都非常知名：财务官僚，经济学者，实业家。武藤精通财政政策、金融政策，1966年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进入大藏省（现在的财务省）。其后历任大臣官房秘书课长，大臣官房总务审议官，主计局长，事务次官。2003年起担任日本银行副总裁。2008年起任现职。
就中日经济的热点问题以及日本能否为中国提供经验等话题，武藤在东京接受了本刊的采访。
日本如何失去十年，中国可以吸取的教训
人物周刊：中国一些学者喜欢拿现在的中国经济和过去的日本相比，有的说是相当于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的说相当于八九十年代，您对此持何看法？
武藤敏郎：从结论上来说，我个人觉得更接近日本60年代末期，有几个象征性的东西。一个就是经过战后经济复兴，到了1968年，日本GDP的总量刚刚开始超过德国。就像现在中国超过日本这样的时期。再一个就是有一些大规模的国家活动。比如大阪的世博会是1970年召开的，这让我们想到今天在上海召开的上海世博会。从总的迹象来看，我觉得非常像日本69年、70年这样的情况。
希望不要误解我这个话，我主要是从整个国家的平均发展程度来讲的，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特点，尤其是内陆和沿海地区发展不平衡。如果我们光把目光集中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话，那它的发展程度要远远高于日本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尤其像东南沿海一些大企业，它甚至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收购美国企业。但从全国平均水平来讲，我觉得做这样一个判断还是比较贴切的。
人物周刊：日本经济经过战后50年代到70年代的高速成长，到80年代到达顶峰。但是在80年代末，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了。在日本有一说就是“失去的十年”，我们也听说过“失去的二十年”的说法。您觉得这个判断从哪些方面看是可以成立的？请您分析一下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导致此后长时间经济低迷的原因。
武藤敏郎：1990年前后，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因为泡沫经济的破灭导致经济低迷，经济没有什么新的增长点，长时间振作不起来。这导致整个国家的财富不断减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股票价格下跌，资产价值受到影响；另一个就是房地产价格下跌，导致国民财富有所减少。失去的十年或二十年主要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我想给出两个具体的数字参考。一个是实际的GDP增长规模。从1955年到1990年这35年，日本实际平均GDP的增长率是12.1%。提供1955年这个数字是因为，从1945年到1955年这十年是日本从战后的废墟上爬起来的十年。从1955年开始才进入增长的时期，所以我给你这35年的数字。
从1991年，从泡沫经济崩溃到2009年，这段时间就是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在这20年里面，日本名义GDP增长的平均值才达到0.4%。考虑到CPI因素，1955年到1990年平均增长率是5.0%。而1991年到2009年，才有平均0.3%的增长率。总的来说就是以19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为分水岭，日本经济开始进入滞胀的状态。
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滞胀的第一个因素，是生产设备过剩。在泡沫经济最鼎盛的时候，有很多企业为了将来扩大再生产大量地投资，购买新的设备。到了经济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生产设备出现大量的过剩。第二，还是过剩——雇佣的过剩。在泡沫经济的时候，这些企业势头很猛，雇了很多的员工。到了泡沫经济破灭，就显得人满为患。
第三个仍然是过剩，泡沫经济在巅峰状态的时候，企业向银行借了很多钱。借来的钱一是搞设备投资，一是雇人。到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就出现了大量的债务，对银行来讲，就是过多的贷款。在日本贷款的形式主要是以房地产做担保，而房地产经过泡沫经济以后价格大幅下跌。这导致金融机构手里有大量坏债，不良债权。所有这些，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
为了解决这3个过剩，日本经济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到了2008年，由于雷曼兄弟破产出现了新的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也造成了不良影响，使日本经济再次进入不景气的状况。但它也不能跟“失去的二十年”一概而论。“失去的二十年“前面更多是由于日本自身的泡沫经济造成的，而后面这个（金融危机）并不是日本本身造成的。其实日本已经挣脱了泡沫经济给自己带来的难局，但又出现了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的影响。
人物周刊：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目前也存在很多泡沫。中国可以从日本的经历中学到哪些经验、教训？
武藤敏郎：泡沫经济在中国现在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从2010年上半期情况来讲，我主要关注一个数字，就是中国商用土地价格的上涨。它的上涨率已经超过了10%。規模没有日本那么大，可以叫它小泡沫吧。这有两个背景。一个就是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在财政上有4万亿人民币的投入，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再就是经济放缓使得小泡沫更显现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现在的走向来看，中国经济重蹈日本经济的后尘，即泡沫经济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可能性不大，但也有一个中国经济应该警惕的问题，银行向外借贷的比重在不断增加，金额也很大。它（银行）借出钱以后手上有很多的债权，今后如果经济发展放缓，这些债权有可能转化成不良债权。这个风险系数尽管不高，但还是存在的。
“中国特色”之辩
人物周刊：我在东京街头看见几十家银行的ATM，日本银行的数量比中国多很多。这些商业银行的性质是怎样的，全部是私有的吗？有没有国有的商业银行？
武藤敏郎：能够接受存款的政府系列的金融机构只有一家，就是邮政存款，由邮局兼任的业务。唯一的跟中国的四大银行相似的就是邮政储蓄这一块。但这个邮政储蓄现在的走向跟中国银行的发展走向也非常像，就是国家已经把这个邮政储蓄民营化、股份化了，当然政府现在持有50%以上的股份，其他的股份也开始逐渐上市了，在按这个方向调整。这可能跟中国的四大银行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就是这唯一的一家。不能接受一般民间存款的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日本还是有，一个是政府投资银行，还有是政府投资公库。这样的机构的主要工作是政策金融，它的财源是主要是发行国债的收入，但是它不能接受民间一般的存款。
从全国整个规模来讲，包括邮政储蓄，再包括政府投资银行或政府投资公库等等在内，它在日本整个金融界所占的比重不超过25%。
人物周刊：中国的金融业主要控制在政府手中。民间资本进入有很大的门槛限制，您怎么评价中国现在这种国有资本控制金融的模式？它有什么利弊，有哪些方面应该朝民营化的方向改革？
67岁的日本大和证券集团大和总研理事长武藤敏郎从未像现在一样与中国密切接触，在他的日程、接受采访的问题、思考和讨论的主题中，“中国”二字出现得相当频繁。就在本刊记者采访他的2010年8月下旬，他在北京受到了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的接见，不日又出席东京-北京论坛。
目前，日美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降到了13.5%，与此相对应的是日中贸易的比重上升到了20.5%。亚洲地区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是“亚洲内需”的坚强后盾，而中国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国家。武藤敏郎曾指出，日本经济在2010年出现转机，贡献最大的无疑是出口，从对欧美过度依赖的模式中走出来，建立起重视亚洲的战略将是重要的课题。
武藤敏郎曾任日本央行——日本银行副行长，他的几重身份在日本都非常知名：财务官僚，经济学者，实业家。武藤精通财政政策、金融政策，1966年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进入大藏省（现在的财务省）。其后历任大臣官房秘书课长，大臣官房总务审议官，主计局长，事务次官。2003年起担任日本银行副总裁。2008年起任现职。
就中日经济的热点问题以及日本能否为中国提供经验等话题，武藤在东京接受了本刊的采访。
日本如何失去十年，中国可以吸取的教训
人物周刊：中国一些学者喜欢拿现在的中国经济和过去的日本相比，有的说是相当于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的说相当于八九十年代，您对此持何看法？
武藤敏郎：从结论上来说，我个人觉得更接近日本60年代末期，有几个象征性的东西。一个就是经过战后经济复兴，到了1968年，日本GDP的总量刚刚开始超过德国。就像现在中国超过日本这样的时期。再一个就是有一些大规模的国家活动。比如大阪的世博会是1970年召开的，这让我们想到今天在上海召开的上海世博会。从总的迹象来看，我觉得非常像日本69年、70年这样的情况。
希望不要误解我这个话，我主要是从整个国家的平均发展程度来讲的，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特点，尤其是内陆和沿海地区发展不平衡。如果我们光把目光集中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话，那它的发展程度要远远高于日本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尤其像东南沿海一些大企业，它甚至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收购美国企业。但从全国平均水平来讲，我觉得做这样一个判断还是比较贴切的。
人物周刊：日本经济经过战后50年代到70年代的高速成长，到80年代到达顶峰。但是在80年代末，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了。在日本有一说就是“失去的十年”，我们也听说过“失去的二十年”的说法。您觉得这个判断从哪些方面看是可以成立的？请您分析一下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导致此后长时间经济低迷的原因。
武藤敏郎：1990年前后，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因为泡沫经济的破灭导致经济低迷，经济没有什么新的增长点，长时间振作不起来。这导致整个国家的财富不断减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股票价格下跌，资产价值受到影响；另一个就是房地产价格下跌，导致国民财富有所减少。失去的十年或二十年主要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我想给出两个具体的数字参考。一个是实际的GDP增长规模。从1955年到1990年这35年，日本实际平均GDP的增长率是12.1%。提供1955年这个数字是因为，从1945年到1955年这十年是日本从战后的废墟上爬起来的十年。从1955年开始才进入增长的时期，所以我给你这35年的数字。
从1991年，从泡沫经济崩溃到2009年，这段时间就是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在这20年里面，日本名义GDP增长的平均值才达到0.4%。考虑到CPI因素，1955年到1990年平均增长率是5.0%。而1991年到2009年，才有平均0.3%的增长率。总的来说就是以19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为分水岭，日本经济开始进入滞胀的状态。
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滞胀的第一个因素，是生产设备过剩。在泡沫经济最鼎盛的时候，有很多企业为了将来扩大再生产大量地投资，购买新的设备。到了经济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生产设备出现大量的过剩。第二，还是过剩——雇佣的过剩。在泡沫经济的时候，这些企业势头很猛，雇了很多的员工。到了泡沫经济破灭，就显得人满为患。
第三个仍然是过剩，泡沫经济在巅峰状态的时候，企业向银行借了很多钱。借来的钱一是搞设备投资，一是雇人。到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就出现了大量的债务，对银行来讲，就是过多的贷款。在日本贷款的形式主要是以房地产做担保，而房地产经过泡沫经济以后价格大幅下跌。这导致金融机构手里有大量坏债，不良债权。所有这些，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
为了解决这3个过剩，日本经济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到了2008年，由于雷曼兄弟破产出现了新的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也造成了不良影响，使日本经济再次进入不景气的状况。但它也不能跟“失去的二十年”一概而论。“失去的二十年“前面更多是由于日本自身的泡沫经济造成的，而后面这个（金融危机）并不是日本本身造成的。其实日本已经挣脱了泡沫经济给自己带来的难局，但又出现了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的影响。
人物周刊：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目前也存在很多泡沫。中国可以从日本的经历中学到哪些经验、教训？
武藤敏郎：泡沫经济在中国现在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从2010年上半期情况来讲，我主要关注一个数字，就是中国商用土地价格的上涨。它的上涨率已经超过了10%。規模没有日本那么大，可以叫它小泡沫吧。这有两个背景。一个就是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在财政上有4万亿人民币的投入，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再就是经济放缓使得小泡沫更显现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现在的走向来看，中国经济重蹈日本经济的后尘，即泡沫经济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可能性不大，但也有一个中国经济应该警惕的问题，银行向外借贷的比重在不断增加，金额也很大。它（银行）借出钱以后手上有很多的债权，今后如果经济发展放缓，这些债权有可能转化成不良债权。这个风险系数尽管不高，但还是存在的。
“中国特色”之辩
人物周刊：我在东京街头看见几十家银行的ATM，日本银行的数量比中国多很多。这些商业银行的性质是怎样的，全部是私有的吗？有没有国有的商业银行？
武藤敏郎：能够接受存款的政府系列的金融机构只有一家，就是邮政存款，由邮局兼任的业务。唯一的跟中国的四大银行相似的就是邮政储蓄这一块。但这个邮政储蓄现在的走向跟中国银行的发展走向也非常像，就是国家已经把这个邮政储蓄民营化、股份化了，当然政府现在持有50%以上的股份，其他的股份也开始逐渐上市了，在按这个方向调整。这可能跟中国的四大银行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就是这唯一的一家。不能接受一般民间存款的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日本还是有，一个是政府投资银行，还有是政府投资公库。这样的机构的主要工作是政策金融，它的财源是主要是发行国债的收入，但是它不能接受民间一般的存款。
从全国整个规模来讲，包括邮政储蓄，再包括政府投资银行或政府投资公库等等在内，它在日本整个金融界所占的比重不超过25%。
人物周刊：中国的金融业主要控制在政府手中。民间资本进入有很大的门槛限制，您怎么评价中国现在这种国有资本控制金融的模式？它有什么利弊，有哪些方面应该朝民营化的方向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