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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克劳德·麦凯的《回到哈莱姆》描摹了20世纪早期的黑人跨国体验。学界主要阐释了作者个人的跨国经历与黑人国际主义思想对小说塑造主要人物的影响，而忽视了小说中副线主人公雷的国籍及其旅居哈莱姆的意义。雷的跨国移民经历既再现了麦凯的复杂跨国情感与认同经历，又观照了哈莱姆作为流散非裔移居的理想家园与城市黑人社区所承载的空间意涵。论文提出哈莱姆具有三个维度，作为移民唤起历史记忆的地理空间、建构跨国身份的政治空间及容纳差异的多元文化空间，并考察移民在跨国流动中历经的现代性体验，以此揭示他们通过改变既定身份与重新定义自我而竭力摆脱传统的民族、种族和阶级观念的束缚与身份认同的困惑，从而参与到美国城市的种族空间生产中。
关键词：克劳德·麦凯;《回到哈莱姆》;跨国书写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美国文学地理的文史考证与学科建构”（项目编号：16ZDA197）;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跨国空间研究”（项目编号：19YJSB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舒进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喀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Abstract： Claude McKay’s Home to Harlem depicts the black transna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cademics mainly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McKay’s personal transnational experience and black internationalist thinking on his main character， but neglected the minor plot’s protagonist Ray and his nationalit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sojourn in Harlem. Ray’s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experience not only embodies McKay’s complex transnational feeling and identity experience， but also reflects Harlem’s spatial significance as an ideal home for African diaspora and urban black community. The paper aims to examine Caribbean immigrants’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in Harlem which is interpreted as the geographic space for immigrants to evoke historical memories， the political space for constructing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multicultural space for accommodating differences. It is to prove that they manage to extricate themselves from the shackles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nation， race and class and their confusion of identity by changing their established identity and redefining themselves， and thus participate in the production of racial space in American cities.
Key words： Claude Mckay; Home to Harlem; transnational writing
Author： Shu Jinyan is Ph. D. candidate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Kashi University （Kashi 844000， China）. Her major academic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email protected]
1925年，阿倫·洛克在《新黑人》选集中将哈莱姆描述为一个国际化的文化之都，视其重要性堪比欧洲新兴民族国家的首都。詹姆斯·威尔登·约翰逊在《黑人曼哈顿》中写道：“哈莱姆确实是整个黑人世界观光者……有才华者的伟大麦加，因为它的诱惑已经深入到加勒比的每一个岛屿，甚至渗透到非洲”（Johnson， Harlem 301）。洛克与约翰逊在突出哈莱姆的国际性时，亦指出哈莱姆满足了移民对“跨国”美国文化的期待。1916年，鲁道夫·伯恩在《大西洋月刊》发表题为《跨国美国》的文章，呼吁美国放弃“盎格鲁-撒克逊化其多种族移民人口的努力，以及将自己设想为自殖民时代以来一直存在的文化联盟”（Bourne 119）。在他看来，多元化、文化合作和国际交流是美国成功的基石。
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非裔美国作家克劳德·麦凯的《回到哈莱姆》以帝国主义和全球移民为背景，描摹了二十世纪早期的黑人跨国体验。米歇尔·斯蒂芬斯从跨国角度探索了黑人流散空间的潜力，认为克劳德·麦凯描述了一种黑人跨国主义的文化形态（Stephens， Reimagining the Shape 174）。布伦特·海斯·爱德华兹从宏观上分析了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黑人跨国思维（Brent 3）。斯蒂芬斯和爱德华兹从麦凯的旅行者生涯与创作中的政治立场将其解读为一个跨国作家。约翰·洛尼指出麦凯挖掘了美国非裔和加勒比非裔之间关于美帝国主义跨文化对话的共同点（Lowney 426）。学界多从麦凯个人的跨国经历与黑人国际主义思想对其塑造的主要人物的影响进行了评论，而忽视了小说中副线主人公雷的国籍及其旅居哈莱姆的意义。那么麦凯书写这条副线的作用何在？雷为什么要移居哈莱姆？移居到哈莱姆的加勒比移民是如何参与到美国城市的种族空间生产中？ 詹姆斯·克利福德在强调旅行、流散、边境、移民、迁徙等互不等同的、叠加的经历时，拒绝将身份永久固定，并批判了“根源（root）总是先于路径（route）”（Clifford 3）的传统观念。这一论述暗合了保罗·吉尔罗伊对现代黑人政治文化从根源而非路径的角度理解变动与居间过程中的身份认同的学术质疑（Gilroy 19）。在克利福德与吉尔罗伊理论的启示下，论文从哈莱姆作为移民唤起历史记忆的地理空间、建构跨国身份的政治空间及容纳差异的多元文化空间三个维度来考察移民在跨国流动中通过改变既定身份与重新定义自我而历经的现代性体验，揭示他们竭力从现代性的对抗性文化边缘走向中心，从而参与到美国城市的种族空间生产中。
一、唤起历史记忆的地理空间
《回到哈莱姆》中的副线主人公雷因被驱逐出美军占领的家园而开启了从加勒比到哈莱姆无所适从的流浪生活。哈莱姆贯穿小说始末，既成为雷跨越国家地理边界的栖居之地与现代性体验之都，又是唤起他过往经历与历史记忆的地理空间。哈莱姆之所以成为雷跨国移居的理想家园与地理空间，不仅因为它是凝结黑人集体意识与使黑人获得身份归属的城市黑人社区，而且因为它代表着记忆在跨国与流动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延续与保留。雷的海地流亡者身份使他能够更好地从跨国移民的角度审视哈莱姆这个现代黑人之都。作为北方最大的黑人都会，哈莱姆的厚重、封闭与嘈杂，既代表着它会摒弃主流社会与种族主义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可能性，又展现了 “黑人正抓住第一次机会进行群体表达和自决”（Locke 629）的种族之都的无限希望。
1928年6月，克莱门特·伍德在《危机》杂志上批判美军占领海地的帝国主义政策，其文章攫取了非裔美国人对这场持续十多年的海外侵占的注意力，由此，谴责美国占领海地的文章频繁地出现在《国家》、《机遇》、《信使》和《危机》等美国非裔小杂志上，打破了美国国内对这段“选择性失忆”的一贯缄默。受排挤的非裔美国人与海地人因遭受同样的种族剥削与压迫而达成了种族情感的共性认识。与此同时，杜波伊斯发表于《危机》上的关于《回到哈莱姆》的书评指出，该小说对加勒比、西非和欧洲的反帝国主义的黑人知识分子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麦凯不但批驳了美国入侵海地的毁灭性力量，而且强调了重塑反霸权主义泛非团结的必要性，并暗指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国家联盟对全球进行大规模地图修订的岿然野心。《信使》评价道，美国主张“小民族自决”是不可信的，因为“圣多明各和海地是美国的爱尔兰”（226）。在评价美国对加勒比地区系统性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时，《信使》称海地是美国的印度，只有当海地工人推翻了保护美国资本主义利益的帝国主义政府时，“我们的印度、我们的菲律宾、我们的爱尔兰……是自由的”（418-419）。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在《危机》中表示，美国是“第一个侵犯海地国家主权但最后一个承认海地独立的国家”（Johnson， The Truth about Haiti 218）。虽然小杂志偶尔会发表社论批评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尤其是维尔京群岛的政策，但是更多聚焦在加勒比非裔和美国非裔之间的文化差异。美国国内主流社会对占领事件漠不关心，美国对海地的帝国主义政策也被威尔逊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出的尊重国家主权的主张所粉饰，使得这场持续近十多年的海外占领隐遁于无形。
麦凯采取了唤起策略，通过小说中雷的哈莱姆之行，让美国统治海地十多年的惨痛历史及给海地人造成无法愈合的创伤的记忆跃然纸上。在雷与杰克的对话中，雷通过自己的深刻记忆揭批了美国帝国主义在海地的暴戾恣睢行径。他回忆道，“一战期间，山姆大叔占领了海地。我父亲是那里的官员，他高呼不想让山姆大叔出现在海地……他们就把他关进了监狱。我哥哥也制造了杂音，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街上枪杀了他”（Mckay， Home to Harlem 138）。雷在母國的经历像是一场梦魇，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失去至亲的怅痛犹如撕裂的伤疤，无法复原的疤痕拼缀了那段历史记忆的空白空间，再现了那段选择性失忆的虚伪逻辑。由此，雷从逝去的亲人那里得到了一条训诫：保存有关过去的真相（Cubitt 55）。1919年，美国决策者对海地宪法进行大幅度修改而产生的新宪法不仅剥夺了海地人的民主权利，公然为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利益服务，而且还暂停了选举产生的海地立法机构，使所有军事占领行为披上合法化外衣，使外乡人的土地所有权合法化。美国政府除了推行这种反民主政策外，还发展了由美国私人投资资助的种植园农业，严重破坏了既有的农民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在1919年爆发的大规模游击战起义中，持有精锐武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令3000多名海地人无辜丧生。殖民统治期间，被美国任意褫夺的海地人与“中间航道”的贩奴船上手无寸铁被扔进大海的黑人奴隶的境遇一样。在任意屠杀海地人的军事文件被公开后，美国国内对占领海地的罪恶与反人性的批判与谴责声不断。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中，海地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国度”。雷常常在疯狂的噩梦中把“家”想象成一个躲避“文明这只巨大怪物魔爪”（155）的避难所，一个梦幻般的天堂，融合了童年记忆和原始的异国热带景观的幻想。在那里，“禁忌、恐怖和惩罚被转化为新的异教徒的快乐”（158）。黑奴历史赋予雷的沉重历史记忆与家园被侵占而无法摆脱的痛楚让雷深陷巨大的心理创伤中。
美国对海地的占领虽已成为历史事实，但历史离不开记忆。于雷而言，哈莱姆作为理想的移居空间，不仅再现了海地曾经喧嚣而又充满活力的历史图景，而且哈莱姆繁丰的现代夜生活与异域情调，为他提供了“一个进入原始世界的安全之旅……对那些愿意沉溺于自己最疯狂幻想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有益的迷失”（Dash 46） 。在吉尔罗伊看来，迷失、流亡与旅行叙述有记忆的作用，能够将黑人意识导向“共同历史和社会记忆的重要节点”（198）。好友杰克既对雷作为一个文学和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在铁路餐车上工作感到好奇，又对雷的回答“山姆大叔把我放在这里”充满怀疑，“你是什么意思，山姆大叔？ 别跟我胡扯”（Mckay， Home to Harlem 137）。然而，他还是坦然接受雷对海地引以为傲的历史的精妙演讲。在杰克第一次从雷那里听到杜桑·卢维杜尔的传奇故事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一个黑人，我多希望在他的麾下当兵啊”（132）。奴隶出生的杜桑·卢维杜尔率领1000多名奴隶勇敢加入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队伍，并随后废除法国在海地的奴隶制度，先后击败西班牙、英国军队，镇压内部叛乱，于1801年统一海地岛。在雷看来，杜桑·卢维杜尔伟大而崇高，“如果当时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今天的海地历史可能会完全不同”（133）。他还引用华兹华斯专为杜桑·卢维杜尔创作的十四行诗来缅怀那段骄傲但又留有遗憾的历史： “杜桑，人类中最不幸福的人……
噢，可怜的首领！你在哪里啊
你能忍耐吗？而你还活着吗”（133）
通过聚焦那段无法被抹去与否定的历史，雷与杰克建立了超越民族与阶级的情感与友谊。
萨义德指出“流亡是一个人与故乡、自我与真正家园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它本质上的悲伤是永远无法克服的”（Said 117）。雷的哈莱姆流亡夹杂着希望与焦灼之情，这种复杂的情感也映射着美国对海地文化的神话祛魅。自海地独立以来，美国对海地觊觎已久。在美国人眼中，海地是“一片处女地，也是黑人可以重新开始的世俗欢乐花园，还是最接近非洲大陆和最具戏剧性的黑色例子”（Dash 2-3）。占领期间，美国对海地的认识在两国的博弈中不断深化。一方面，美国主流社会不断固化海地的原始性与黑人性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又通过现代性的力量竭力淡化其黑人性、削弱其潜在威胁。通过聚焦黑人流散及历史，麦凯表明记忆成为移居者揭露帝国主义霸权的重要途径以及从创伤中得以释放与救赎的工具。与此同时，作者也传递了移民重塑黑人城市生存空间与建构跨国身份的美好愿景。
二、建构跨国身份的政治空间
詹姆斯·克利福德在对移民或流散者的“旅行文化”构想中，运用“跨国”一词来描述一种与自己的母国和在地国在身体上、情感上和政治上都有联系的新型移民。他用“定居中旅行”（travel-in-dwelling）来概括跨界的人口流动现象。作为流亡哈莱姆的海外移民，雷深谙所处时代的政治话语，他在跨国流动中历经着一次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发现与认知过程，身份成为他对稳定与变化的双重渴望。在伯恩所称的世界主义的美国，哈莱姆是地方与世界互动的非裔移民移居中心，不仅黑人有更多机会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而且哈莱姆的黑人性足以抗衡主流社会的空间霸权力量，并凝结成政治复兴的激进潜力，成为加勒比非裔移民向往的一种理想的跨国移居空间。
然而，“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的战时言论仍然回响在战后的美国大地，政治建制派对战后国际主义的激增秉持怀疑态度。红色恐怖、国会对国际联盟的抵制、1924年移民法案的通过都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强势逻辑。美国占领海地期间，代理总统路易斯·博尔诺的管理使美国对海地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控制尤为牢固。雷的海地人身份在帝国强权的倾轧下受到了剧烈威胁并产生动摇。雷移居至哈莱姆后发现，现实对于他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会讲法语、前独立国家的公民而言是极其不安的。“這些声称与他有关系的人，和他一样都是黑人。人类和自然把他们放在了同一个种族中，他应该爱他们……如果他有一点社会道德的话”（153），但他转而质疑这种“社会道德”的根本依据，因为“他讨厌那个工棚房里的每一个人，除了杰克”（153）。身份认同的困惑始终纠缠着雷，他过去的民族认同观摒弃任何跨文化种族共性的说辞。与杰克一样，雷的视野也受限于他所谴责的民族主义，从未想象他会与非裔美国工人阶级结成任何跨国联盟，即使他现在是“他们中的一员”。起初雷并不认可杰克对于移民生活的态度与实际经验，因为他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蔑视遮蔽了他与黑人同事之间的共性。如果说杰克对民族归属感的渴望和拒绝是写在字里行间的话，那么雷的拒绝则非常明显。在他看来，“民族就像臭鼬一样，它们的气味毒害了生活的空气”（153-154）。
雷的教育背景是造成他身份迷失与错置的另一原因。藏在他内心深处的自由国度子民的自豪感以及“胜过上千万被镇压的北方佬‘黑鬼’”（155）的优越感令他一度痴迷于自己的海地人身份。但悖谬的是，他在母国的动荡经历让他同情地审视着杰克代表的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了维系他们之间的情感纽带。“感谢上帝和山姆大叔，旧的梦想破灭了”（228），他体验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赤裸的暴力生活。尽管雷对山姆大叔的“感谢”是苦涩的嘲讽，但他漫无边际的思虑暗示了海地和哈莱姆之间的微妙联系。或许只有当他离开哈莱姆后，雷才能以更深情的方式理解这种联系，并在对哈莱姆黑人的傲慢蔑视与哈莱姆“温暖的和声口音”的吸引力中达成和解。这种浪漫怀旧的视角将哈莱姆变成了一个原始的天堂，就像他自己的“热带岛屿家园”。这一家园既是可以提供栖息庇护的地理空间，又是可以实现移民身份的社会空间和调解环境不适的心理空间。
在代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访问海地之后，约翰逊坦诚地写下了美国占领海地的经济原因。他不仅在《危机》、《国家》等杂志上揭露了美国政治理想下的反民主政策的种族主义伪善，而且呼吁将海地自决同全世界非洲人民利益联系起来的民主理想变为现实。面对美国的占领，海地知识分子既抵制象征旧政权的法国精英文化价值观，又拒绝取代它们的美国实用主义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而肯定一种根植于海地黑人非洲遗产的新国家身份认同观。作为新黑人艺术家摆脱殖民时期教育的另一个自我，雷试图在各种努力中寻找种族身份的意义。他不仅认真对待自己的非洲传统，而且保持像马克华德论及麦凯与种族关系的那种“探索性和试探性……总是沉思、探寻、质疑”（Makward 102）。虽然雷也曾沉湎于对种族本质的探索，但他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雷对海地和哈莱姆的强烈情感使他不偏向于任何民族。于他而言，民族概念早已被烙上了欧洲文明的印记，“文明已经腐朽了。我们谁触及它都是堕落的”（243）。虽然远离家乡，他对海地的思恋之情从未停止，同时他也能和杰克一样，对哈莱姆爱恨交织：“哈莱姆，有时候雷会多么讨厌它啊。它的残暴，帮派的喧闹……在哈莱姆，他也尝到了幸福的滋味，那种欢乐在他身上灿烂地闪耀着，就像他那热带岛屿上的家的正午阳光一样（267）”。雷对哈莱姆的转折性态度意味着他不再执着于特定的海地人身份，或是追寻美国人身份，他最终意识到“他的肤色是通往荣耀的通行证”（154）。麦凯不仅肯定了被边缘化的加勒比非裔移民主动融入哈莱姆的能动性，而且还暗示了美国非裔与加勒比跨国迁徙者之间非裔离散群体的逐步形成，迁徙流动作为“跨国移民向外拓展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的重要途径，虽舍弃了原有的固定栖居地，但却抵达了理想的精神家园”（刘英 18）。 米歇尔·斯蒂芬斯指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或捷克人移民，可以共同视自己为一个地理区域内成长和发展的特定语言和文化遗产”，与之不同的是，“美国的加勒比移民具有不确定的民族身份，这在民族层面上是难以想象的”（Stephens， A Black Transnationalist 597）。雷于流动中建构的跨国身份，不仅帮助他走出了移民身份认同的困局，而且也宣泄了他对民族身份与国家官僚机构交织在一起的不满与忿恨。麦凯揭露了美国政府通过护照、签证和诸如国籍可疑之类的官方手段来控制人口移动与迁徙的人为界墙，并质疑国家和帝国所承诺的跨国流动自由，披露了“国家授权的跨国主义”（Doyle 555）的局限性。在麦凯看来，真正的国际化生活强调路径和旅行，而非追溯根源和地域。与代表南方移民的杰克视哈莱姆为归属地一样，雷视所到处为家的跨国移居理念既是他对麦凯跨国经历的复现，又是他对主导文化地理家园的精神依赖。雷对跨国身份的自我建构不仅逾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突破了对民族和种族刻板印象的固化认知，而且实现了美国非裔和加勒比非裔移民关于美国帝国主义跨文化的平等对话，以此纾缓了哈莱姆的美国非裔和加勒比非裔移民之间的张力，增强了移民对哈莱姆的归属感。
三、容纳差异的多元文化空间
哈莱姆的国际性既突破了文化差异的壁垒，又满足了乔治·哈金森对黑人和白人的哈莱姆文艺复兴的跨种族构想以及安·道格拉斯对20世纪20年代的混血曼哈顿的愿景概述。美国非裔与移民文化的相互激荡力证了非裔美国人与移民对多元文化的呼吁与诉求。洛克在《新黑人》选集中指出哈莱姆是历史上第一个生活样态多元的黑人文化中心。它吸引了非洲人、西印度人和美国黑人，把北方的黑人和南方的黑人团结在一起（Locke， The New Negro 6-7）。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教授保罗·杰伊指出，在身份产生过程中地域、民族、性别、种族形成差异的前提下，跨国意味着从国家边界的限制中解放了差异（Winfried 533）。哈莱姆既被认为是凝结黑人文化意识的理想家园，又是应对欧洲文化异化的地理策源地。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空间“包含了所产生的事物，并在其共存和共时性中，含蕴了它们的相互关系”（Lefebvre 73）。在凸显哈莱姆的国际性维度时，美国非裔文化民族主义的自由派宣示洛克倡导的多元文化模式满足了移民对“跨国”美国文化的一致期待。
麦凯在回应《回到哈莱姆》的批评时，亦强调了跨文化经历在他创作中的重要性。麦凯四处漂泊的无根状态是他对僵化的民族文化认同观念的抵制与反抗，他也通过《回到哈莱姆》中雷的自我意识衍变来表达对民族主义的心理反叛：他为什么要拥有并热爱一个民族呢？（153）在题为《黑人作家面向他的批评者》的文章中，麦凯释读了牙买加方言诗歌与非裔美国工人阶级小说中再现的连续性，他在反駁非裔美国批评家狭隘的地方主义时宣称了自己的文学世界主义：“如果我的同胞们肯费心观察我那默默无闻的生活，他们就会发现……我为哈莱姆所写的文章和我为牙买加所做的诗歌非常相似”（Mckay， A Negro Writer to His Critics 135）。麦凯遍布英国、南欧和北非的跨国生活经历坚定了他从国际主义视角书写美国城市中心的多种族发展。麦凯在其文章的结论处升华了《回到哈莱姆》中杰克和雷的跨文化、跨阶级友谊：“一个作家只固守自己那一阶层的安全的旧时代无疑已经过去了。特别是在美国，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并肩战斗，现代机器和国际商业的影响正在逐步打破分隔世界各国人民的种族障碍”（139）。
多明戈在《新黑人》上发表的文章《热带黑人的礼物》中指出，加勒比移民本身就代表着多元文化，这些“西班牙、法国、荷兰、阿拉伯、丹麦、葡萄牙、英国和本土非洲血统的有色人种，他们是人生中第一次……相遇，一起移动”（341）。麦凯在小说中揭示了陌生人的相遇可以“增进不同民族、种族和阶级之间的理解”（Karsten 109-121）。虽然早前加勒比非裔对移民文化差异的无知影响了他们对自己原籍岛屿的认同，但与美国非裔共同的移民经历增进了他们在哈莱姆的流散情感，形成了哈莱姆非裔流散群体，并凝聚成流散共同体。如多明戈所言，“由于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和群体视角的不同，他们被拥挤的居住隔离的非人力量逐渐打造成一个松散的整体”（341-342），既不能摈弃文化传统，又要与美国文化接轨，种族隔离迫使他们达成了对种族共性的认识与协商。洛克认为哈莱姆黑人生活的活力源自于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的互动，“随着种族间元素的混合和反应，始于种族隔离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大的种族焊接实验室”（Locke， Harlem 629）。
霍尔认为，不能因“一种体验，一种身份，而不承认它的另一面——正是这些断裂和不连续性”构成了加勒比移民的独特性（Hall 225）。在他看来，接受内部差异对于文化的概念特别是流散文化至关重要。承认彼此间的文化差异与分歧，既可以消解误会与隔阂，又能实现真正的对话。在对待音乐的态度上，小说中杰克将偶然听到的一首西班牙港风格的曲调与许多同类的黑人歌曲联系起来，认为歌曲以“适合跳舞的快乐节奏奇谲地强化了一种伤感的旋律”（292）。而雷此前的看法是，“那种忧郁感对他自己和他的民族的来说至关重要。一种奇怪的、如孩子般的渴望和欢笑”（266）。两人对于黑人音乐融合悲伤和喜悦的力量各持己见，但却并未影响两人的跨文化友谊，而是呈现了离心式的哈莱姆作为容纳差异的多元文化空间之在场性。麦凯持有的跨国理念与克利福德保持“分歧的世界主义”观点产生了共鸣，“既能保留文化的差异化功能，又能将集体身份设想为一种混合的、往往是不连续的发现过程”（Clifford 10）。
与伯恩认为美国是“移植的欧洲”和“世界联盟缩影”的观点相似，洛克视哈莱姆为黑人流散的中心。在文化层面上，哈莱姆“对新黑人的作用与都柏林对新爱尔兰或布拉格对新捷克斯洛伐克的作用一样”（Locke， Harlem 630）。作为新黑人的代表，小说中的雷不仅见证了哈莱姆作为多元文化中心的国际影响力，而且深受雨果、福楼拜、泰戈尔等文学巨擘影响的他也将欧洲的现代文化精髓注入哈莱姆，使得加勒比与欧美的文化世界得以混合和杂糅。一战动摇了自19世纪初以来由欧洲列强建立和维护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使美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在全球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印度国民大会党和马库斯加维的普遍改善黑人协会正在蓬勃发展。与日俱增的国际联系加速了全球文化交流和渗透的进程，从加勒比到哈莱姆，麦凯从寻求文化之根转向到探索路径的多元化，并视哈莱姆为移民撞碰的“接触域”。移民在加勒比与哈莱姆之间的流动，促成了两地跨文化的交流与互渗，这既是麦凯多年创作理念中对多元文化叙事的坚守，又是他在异乡探寻加勒比身份意义时，在“全球与本地、民族与跨民族、家园与移居空间之间达成的协商”（潘志明 104）。 结语
哈莱姆既是20世纪初黑人大规模迁徙到城市的最大黑人社区，又是现代黑人文学艺术的发轫地。哈莱姆具有的地方性与全球性使这座国际化的黑人大都会成为世界非裔流散的中心。麦凯对移民跨国流动的观照，揭示了移民通过改变既定身份与重新定义自我而摆脱民族、种族和阶级等传统观念的束缚和身份认同的困惑，从而参与到美国城市的种族空间生产中。虽然移民后引发的国籍变化、文化错位和流散焦虑是他们身处在地国面临的主要困境，然而，麦凯却以对历史记忆、跨国身份、多元文化等的关注方式寻求突围，探究走出移民身份困境的路径。麦凯聚焦加勒比非裔移民对美国占领海地的反应及对移居地哈莱姆的情感变化，这既是他对哈莱姆的跨国人口迁徙与跨文化交流的关注，又是他于跨国视角下客观看待历史、妥善化解移民认同危机的一种机智策略，彰显了他关于非裔流散的全球性视野。克劳德·麦凯的思辨与写作对当代的美国加勒比非裔作家如杰美卡·金凯德，艾薇菊·丹提卡，朱诺特·迪亚兹等的城市叙事与跨国书写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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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刘芳
关键词：克劳德·麦凯;《回到哈莱姆》;跨国书写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美国文学地理的文史考证与学科建构”（项目编号：16ZDA197）;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跨国空间研究”（项目编号：19YJSB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舒进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喀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Abstract： Claude McKay’s Home to Harlem depicts the black transna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cademics mainly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McKay’s personal transnational experience and black internationalist thinking on his main character， but neglected the minor plot’s protagonist Ray and his nationalit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sojourn in Harlem. Ray’s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experience not only embodies McKay’s complex transnational feeling and identity experience， but also reflects Harlem’s spatial significance as an ideal home for African diaspora and urban black community. The paper aims to examine Caribbean immigrants’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in Harlem which is interpreted as the geographic space for immigrants to evoke historical memories， the political space for constructing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multicultural space for accommodating differences. It is to prove that they manage to extricate themselves from the shackles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nation， race and class and their confusion of identity by changing their established identity and redefining themselves， and thus participate in the production of racial space in American cities.
Key words： Claude Mckay; Home to Harlem; transnational writing
Author： Shu Jinyan is Ph. D. candidate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Kashi University （Kashi 844000， China）. Her major academic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email protected]
1925年，阿倫·洛克在《新黑人》选集中将哈莱姆描述为一个国际化的文化之都，视其重要性堪比欧洲新兴民族国家的首都。詹姆斯·威尔登·约翰逊在《黑人曼哈顿》中写道：“哈莱姆确实是整个黑人世界观光者……有才华者的伟大麦加，因为它的诱惑已经深入到加勒比的每一个岛屿，甚至渗透到非洲”（Johnson， Harlem 301）。洛克与约翰逊在突出哈莱姆的国际性时，亦指出哈莱姆满足了移民对“跨国”美国文化的期待。1916年，鲁道夫·伯恩在《大西洋月刊》发表题为《跨国美国》的文章，呼吁美国放弃“盎格鲁-撒克逊化其多种族移民人口的努力，以及将自己设想为自殖民时代以来一直存在的文化联盟”（Bourne 119）。在他看来，多元化、文化合作和国际交流是美国成功的基石。
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非裔美国作家克劳德·麦凯的《回到哈莱姆》以帝国主义和全球移民为背景，描摹了二十世纪早期的黑人跨国体验。米歇尔·斯蒂芬斯从跨国角度探索了黑人流散空间的潜力，认为克劳德·麦凯描述了一种黑人跨国主义的文化形态（Stephens， Reimagining the Shape 174）。布伦特·海斯·爱德华兹从宏观上分析了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黑人跨国思维（Brent 3）。斯蒂芬斯和爱德华兹从麦凯的旅行者生涯与创作中的政治立场将其解读为一个跨国作家。约翰·洛尼指出麦凯挖掘了美国非裔和加勒比非裔之间关于美帝国主义跨文化对话的共同点（Lowney 426）。学界多从麦凯个人的跨国经历与黑人国际主义思想对其塑造的主要人物的影响进行了评论，而忽视了小说中副线主人公雷的国籍及其旅居哈莱姆的意义。那么麦凯书写这条副线的作用何在？雷为什么要移居哈莱姆？移居到哈莱姆的加勒比移民是如何参与到美国城市的种族空间生产中？ 詹姆斯·克利福德在强调旅行、流散、边境、移民、迁徙等互不等同的、叠加的经历时，拒绝将身份永久固定，并批判了“根源（root）总是先于路径（route）”（Clifford 3）的传统观念。这一论述暗合了保罗·吉尔罗伊对现代黑人政治文化从根源而非路径的角度理解变动与居间过程中的身份认同的学术质疑（Gilroy 19）。在克利福德与吉尔罗伊理论的启示下，论文从哈莱姆作为移民唤起历史记忆的地理空间、建构跨国身份的政治空间及容纳差异的多元文化空间三个维度来考察移民在跨国流动中通过改变既定身份与重新定义自我而历经的现代性体验，揭示他们竭力从现代性的对抗性文化边缘走向中心，从而参与到美国城市的种族空间生产中。
一、唤起历史记忆的地理空间
《回到哈莱姆》中的副线主人公雷因被驱逐出美军占领的家园而开启了从加勒比到哈莱姆无所适从的流浪生活。哈莱姆贯穿小说始末，既成为雷跨越国家地理边界的栖居之地与现代性体验之都，又是唤起他过往经历与历史记忆的地理空间。哈莱姆之所以成为雷跨国移居的理想家园与地理空间，不仅因为它是凝结黑人集体意识与使黑人获得身份归属的城市黑人社区，而且因为它代表着记忆在跨国与流动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延续与保留。雷的海地流亡者身份使他能够更好地从跨国移民的角度审视哈莱姆这个现代黑人之都。作为北方最大的黑人都会，哈莱姆的厚重、封闭与嘈杂，既代表着它会摒弃主流社会与种族主义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可能性，又展现了 “黑人正抓住第一次机会进行群体表达和自决”（Locke 629）的种族之都的无限希望。
1928年6月，克莱门特·伍德在《危机》杂志上批判美军占领海地的帝国主义政策，其文章攫取了非裔美国人对这场持续十多年的海外侵占的注意力，由此，谴责美国占领海地的文章频繁地出现在《国家》、《机遇》、《信使》和《危机》等美国非裔小杂志上，打破了美国国内对这段“选择性失忆”的一贯缄默。受排挤的非裔美国人与海地人因遭受同样的种族剥削与压迫而达成了种族情感的共性认识。与此同时，杜波伊斯发表于《危机》上的关于《回到哈莱姆》的书评指出，该小说对加勒比、西非和欧洲的反帝国主义的黑人知识分子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麦凯不但批驳了美国入侵海地的毁灭性力量，而且强调了重塑反霸权主义泛非团结的必要性，并暗指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国家联盟对全球进行大规模地图修订的岿然野心。《信使》评价道，美国主张“小民族自决”是不可信的，因为“圣多明各和海地是美国的爱尔兰”（226）。在评价美国对加勒比地区系统性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时，《信使》称海地是美国的印度，只有当海地工人推翻了保护美国资本主义利益的帝国主义政府时，“我们的印度、我们的菲律宾、我们的爱尔兰……是自由的”（418-419）。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在《危机》中表示，美国是“第一个侵犯海地国家主权但最后一个承认海地独立的国家”（Johnson， The Truth about Haiti 218）。虽然小杂志偶尔会发表社论批评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尤其是维尔京群岛的政策，但是更多聚焦在加勒比非裔和美国非裔之间的文化差异。美国国内主流社会对占领事件漠不关心，美国对海地的帝国主义政策也被威尔逊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出的尊重国家主权的主张所粉饰，使得这场持续近十多年的海外占领隐遁于无形。
麦凯采取了唤起策略，通过小说中雷的哈莱姆之行，让美国统治海地十多年的惨痛历史及给海地人造成无法愈合的创伤的记忆跃然纸上。在雷与杰克的对话中，雷通过自己的深刻记忆揭批了美国帝国主义在海地的暴戾恣睢行径。他回忆道，“一战期间，山姆大叔占领了海地。我父亲是那里的官员，他高呼不想让山姆大叔出现在海地……他们就把他关进了监狱。我哥哥也制造了杂音，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街上枪杀了他”（Mckay， Home to Harlem 138）。雷在母國的经历像是一场梦魇，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失去至亲的怅痛犹如撕裂的伤疤，无法复原的疤痕拼缀了那段历史记忆的空白空间，再现了那段选择性失忆的虚伪逻辑。由此，雷从逝去的亲人那里得到了一条训诫：保存有关过去的真相（Cubitt 55）。1919年，美国决策者对海地宪法进行大幅度修改而产生的新宪法不仅剥夺了海地人的民主权利，公然为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利益服务，而且还暂停了选举产生的海地立法机构，使所有军事占领行为披上合法化外衣，使外乡人的土地所有权合法化。美国政府除了推行这种反民主政策外，还发展了由美国私人投资资助的种植园农业，严重破坏了既有的农民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在1919年爆发的大规模游击战起义中，持有精锐武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令3000多名海地人无辜丧生。殖民统治期间，被美国任意褫夺的海地人与“中间航道”的贩奴船上手无寸铁被扔进大海的黑人奴隶的境遇一样。在任意屠杀海地人的军事文件被公开后，美国国内对占领海地的罪恶与反人性的批判与谴责声不断。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中，海地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国度”。雷常常在疯狂的噩梦中把“家”想象成一个躲避“文明这只巨大怪物魔爪”（155）的避难所，一个梦幻般的天堂，融合了童年记忆和原始的异国热带景观的幻想。在那里，“禁忌、恐怖和惩罚被转化为新的异教徒的快乐”（158）。黑奴历史赋予雷的沉重历史记忆与家园被侵占而无法摆脱的痛楚让雷深陷巨大的心理创伤中。
美国对海地的占领虽已成为历史事实，但历史离不开记忆。于雷而言，哈莱姆作为理想的移居空间，不仅再现了海地曾经喧嚣而又充满活力的历史图景，而且哈莱姆繁丰的现代夜生活与异域情调，为他提供了“一个进入原始世界的安全之旅……对那些愿意沉溺于自己最疯狂幻想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有益的迷失”（Dash 46） 。在吉尔罗伊看来，迷失、流亡与旅行叙述有记忆的作用，能够将黑人意识导向“共同历史和社会记忆的重要节点”（198）。好友杰克既对雷作为一个文学和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在铁路餐车上工作感到好奇，又对雷的回答“山姆大叔把我放在这里”充满怀疑，“你是什么意思，山姆大叔？ 别跟我胡扯”（Mckay， Home to Harlem 137）。然而，他还是坦然接受雷对海地引以为傲的历史的精妙演讲。在杰克第一次从雷那里听到杜桑·卢维杜尔的传奇故事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一个黑人，我多希望在他的麾下当兵啊”（132）。奴隶出生的杜桑·卢维杜尔率领1000多名奴隶勇敢加入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队伍，并随后废除法国在海地的奴隶制度，先后击败西班牙、英国军队，镇压内部叛乱，于1801年统一海地岛。在雷看来，杜桑·卢维杜尔伟大而崇高，“如果当时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今天的海地历史可能会完全不同”（133）。他还引用华兹华斯专为杜桑·卢维杜尔创作的十四行诗来缅怀那段骄傲但又留有遗憾的历史： “杜桑，人类中最不幸福的人……
噢，可怜的首领！你在哪里啊
你能忍耐吗？而你还活着吗”（133）
通过聚焦那段无法被抹去与否定的历史，雷与杰克建立了超越民族与阶级的情感与友谊。
萨义德指出“流亡是一个人与故乡、自我与真正家园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它本质上的悲伤是永远无法克服的”（Said 117）。雷的哈莱姆流亡夹杂着希望与焦灼之情，这种复杂的情感也映射着美国对海地文化的神话祛魅。自海地独立以来，美国对海地觊觎已久。在美国人眼中，海地是“一片处女地，也是黑人可以重新开始的世俗欢乐花园，还是最接近非洲大陆和最具戏剧性的黑色例子”（Dash 2-3）。占领期间，美国对海地的认识在两国的博弈中不断深化。一方面，美国主流社会不断固化海地的原始性与黑人性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又通过现代性的力量竭力淡化其黑人性、削弱其潜在威胁。通过聚焦黑人流散及历史，麦凯表明记忆成为移居者揭露帝国主义霸权的重要途径以及从创伤中得以释放与救赎的工具。与此同时，作者也传递了移民重塑黑人城市生存空间与建构跨国身份的美好愿景。
二、建构跨国身份的政治空间
詹姆斯·克利福德在对移民或流散者的“旅行文化”构想中，运用“跨国”一词来描述一种与自己的母国和在地国在身体上、情感上和政治上都有联系的新型移民。他用“定居中旅行”（travel-in-dwelling）来概括跨界的人口流动现象。作为流亡哈莱姆的海外移民，雷深谙所处时代的政治话语，他在跨国流动中历经着一次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发现与认知过程，身份成为他对稳定与变化的双重渴望。在伯恩所称的世界主义的美国，哈莱姆是地方与世界互动的非裔移民移居中心，不仅黑人有更多机会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而且哈莱姆的黑人性足以抗衡主流社会的空间霸权力量，并凝结成政治复兴的激进潜力，成为加勒比非裔移民向往的一种理想的跨国移居空间。
然而，“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的战时言论仍然回响在战后的美国大地，政治建制派对战后国际主义的激增秉持怀疑态度。红色恐怖、国会对国际联盟的抵制、1924年移民法案的通过都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强势逻辑。美国占领海地期间，代理总统路易斯·博尔诺的管理使美国对海地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控制尤为牢固。雷的海地人身份在帝国强权的倾轧下受到了剧烈威胁并产生动摇。雷移居至哈莱姆后发现，现实对于他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会讲法语、前独立国家的公民而言是极其不安的。“這些声称与他有关系的人，和他一样都是黑人。人类和自然把他们放在了同一个种族中，他应该爱他们……如果他有一点社会道德的话”（153），但他转而质疑这种“社会道德”的根本依据，因为“他讨厌那个工棚房里的每一个人，除了杰克”（153）。身份认同的困惑始终纠缠着雷，他过去的民族认同观摒弃任何跨文化种族共性的说辞。与杰克一样，雷的视野也受限于他所谴责的民族主义，从未想象他会与非裔美国工人阶级结成任何跨国联盟，即使他现在是“他们中的一员”。起初雷并不认可杰克对于移民生活的态度与实际经验，因为他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蔑视遮蔽了他与黑人同事之间的共性。如果说杰克对民族归属感的渴望和拒绝是写在字里行间的话，那么雷的拒绝则非常明显。在他看来，“民族就像臭鼬一样，它们的气味毒害了生活的空气”（153-154）。
雷的教育背景是造成他身份迷失与错置的另一原因。藏在他内心深处的自由国度子民的自豪感以及“胜过上千万被镇压的北方佬‘黑鬼’”（155）的优越感令他一度痴迷于自己的海地人身份。但悖谬的是，他在母国的动荡经历让他同情地审视着杰克代表的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了维系他们之间的情感纽带。“感谢上帝和山姆大叔，旧的梦想破灭了”（228），他体验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赤裸的暴力生活。尽管雷对山姆大叔的“感谢”是苦涩的嘲讽，但他漫无边际的思虑暗示了海地和哈莱姆之间的微妙联系。或许只有当他离开哈莱姆后，雷才能以更深情的方式理解这种联系，并在对哈莱姆黑人的傲慢蔑视与哈莱姆“温暖的和声口音”的吸引力中达成和解。这种浪漫怀旧的视角将哈莱姆变成了一个原始的天堂，就像他自己的“热带岛屿家园”。这一家园既是可以提供栖息庇护的地理空间，又是可以实现移民身份的社会空间和调解环境不适的心理空间。
在代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访问海地之后，约翰逊坦诚地写下了美国占领海地的经济原因。他不仅在《危机》、《国家》等杂志上揭露了美国政治理想下的反民主政策的种族主义伪善，而且呼吁将海地自决同全世界非洲人民利益联系起来的民主理想变为现实。面对美国的占领，海地知识分子既抵制象征旧政权的法国精英文化价值观，又拒绝取代它们的美国实用主义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而肯定一种根植于海地黑人非洲遗产的新国家身份认同观。作为新黑人艺术家摆脱殖民时期教育的另一个自我，雷试图在各种努力中寻找种族身份的意义。他不仅认真对待自己的非洲传统，而且保持像马克华德论及麦凯与种族关系的那种“探索性和试探性……总是沉思、探寻、质疑”（Makward 102）。虽然雷也曾沉湎于对种族本质的探索，但他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雷对海地和哈莱姆的强烈情感使他不偏向于任何民族。于他而言，民族概念早已被烙上了欧洲文明的印记，“文明已经腐朽了。我们谁触及它都是堕落的”（243）。虽然远离家乡，他对海地的思恋之情从未停止，同时他也能和杰克一样，对哈莱姆爱恨交织：“哈莱姆，有时候雷会多么讨厌它啊。它的残暴，帮派的喧闹……在哈莱姆，他也尝到了幸福的滋味，那种欢乐在他身上灿烂地闪耀着，就像他那热带岛屿上的家的正午阳光一样（267）”。雷对哈莱姆的转折性态度意味着他不再执着于特定的海地人身份，或是追寻美国人身份，他最终意识到“他的肤色是通往荣耀的通行证”（154）。麦凯不仅肯定了被边缘化的加勒比非裔移民主动融入哈莱姆的能动性，而且还暗示了美国非裔与加勒比跨国迁徙者之间非裔离散群体的逐步形成，迁徙流动作为“跨国移民向外拓展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的重要途径，虽舍弃了原有的固定栖居地，但却抵达了理想的精神家园”（刘英 18）。 米歇尔·斯蒂芬斯指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或捷克人移民，可以共同视自己为一个地理区域内成长和发展的特定语言和文化遗产”，与之不同的是，“美国的加勒比移民具有不确定的民族身份，这在民族层面上是难以想象的”（Stephens， A Black Transnationalist 597）。雷于流动中建构的跨国身份，不仅帮助他走出了移民身份认同的困局，而且也宣泄了他对民族身份与国家官僚机构交织在一起的不满与忿恨。麦凯揭露了美国政府通过护照、签证和诸如国籍可疑之类的官方手段来控制人口移动与迁徙的人为界墙，并质疑国家和帝国所承诺的跨国流动自由，披露了“国家授权的跨国主义”（Doyle 555）的局限性。在麦凯看来，真正的国际化生活强调路径和旅行，而非追溯根源和地域。与代表南方移民的杰克视哈莱姆为归属地一样，雷视所到处为家的跨国移居理念既是他对麦凯跨国经历的复现，又是他对主导文化地理家园的精神依赖。雷对跨国身份的自我建构不仅逾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突破了对民族和种族刻板印象的固化认知，而且实现了美国非裔和加勒比非裔移民关于美国帝国主义跨文化的平等对话，以此纾缓了哈莱姆的美国非裔和加勒比非裔移民之间的张力，增强了移民对哈莱姆的归属感。
三、容纳差异的多元文化空间
哈莱姆的国际性既突破了文化差异的壁垒，又满足了乔治·哈金森对黑人和白人的哈莱姆文艺复兴的跨种族构想以及安·道格拉斯对20世纪20年代的混血曼哈顿的愿景概述。美国非裔与移民文化的相互激荡力证了非裔美国人与移民对多元文化的呼吁与诉求。洛克在《新黑人》选集中指出哈莱姆是历史上第一个生活样态多元的黑人文化中心。它吸引了非洲人、西印度人和美国黑人，把北方的黑人和南方的黑人团结在一起（Locke， The New Negro 6-7）。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教授保罗·杰伊指出，在身份产生过程中地域、民族、性别、种族形成差异的前提下，跨国意味着从国家边界的限制中解放了差异（Winfried 533）。哈莱姆既被认为是凝结黑人文化意识的理想家园，又是应对欧洲文化异化的地理策源地。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空间“包含了所产生的事物，并在其共存和共时性中，含蕴了它们的相互关系”（Lefebvre 73）。在凸显哈莱姆的国际性维度时，美国非裔文化民族主义的自由派宣示洛克倡导的多元文化模式满足了移民对“跨国”美国文化的一致期待。
麦凯在回应《回到哈莱姆》的批评时，亦强调了跨文化经历在他创作中的重要性。麦凯四处漂泊的无根状态是他对僵化的民族文化认同观念的抵制与反抗，他也通过《回到哈莱姆》中雷的自我意识衍变来表达对民族主义的心理反叛：他为什么要拥有并热爱一个民族呢？（153）在题为《黑人作家面向他的批评者》的文章中，麦凯释读了牙买加方言诗歌与非裔美国工人阶级小说中再现的连续性，他在反駁非裔美国批评家狭隘的地方主义时宣称了自己的文学世界主义：“如果我的同胞们肯费心观察我那默默无闻的生活，他们就会发现……我为哈莱姆所写的文章和我为牙买加所做的诗歌非常相似”（Mckay， A Negro Writer to His Critics 135）。麦凯遍布英国、南欧和北非的跨国生活经历坚定了他从国际主义视角书写美国城市中心的多种族发展。麦凯在其文章的结论处升华了《回到哈莱姆》中杰克和雷的跨文化、跨阶级友谊：“一个作家只固守自己那一阶层的安全的旧时代无疑已经过去了。特别是在美国，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并肩战斗，现代机器和国际商业的影响正在逐步打破分隔世界各国人民的种族障碍”（139）。
多明戈在《新黑人》上发表的文章《热带黑人的礼物》中指出，加勒比移民本身就代表着多元文化，这些“西班牙、法国、荷兰、阿拉伯、丹麦、葡萄牙、英国和本土非洲血统的有色人种，他们是人生中第一次……相遇，一起移动”（341）。麦凯在小说中揭示了陌生人的相遇可以“增进不同民族、种族和阶级之间的理解”（Karsten 109-121）。虽然早前加勒比非裔对移民文化差异的无知影响了他们对自己原籍岛屿的认同，但与美国非裔共同的移民经历增进了他们在哈莱姆的流散情感，形成了哈莱姆非裔流散群体，并凝聚成流散共同体。如多明戈所言，“由于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和群体视角的不同，他们被拥挤的居住隔离的非人力量逐渐打造成一个松散的整体”（341-342），既不能摈弃文化传统，又要与美国文化接轨，种族隔离迫使他们达成了对种族共性的认识与协商。洛克认为哈莱姆黑人生活的活力源自于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的互动，“随着种族间元素的混合和反应，始于种族隔离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大的种族焊接实验室”（Locke， Harlem 629）。
霍尔认为，不能因“一种体验，一种身份，而不承认它的另一面——正是这些断裂和不连续性”构成了加勒比移民的独特性（Hall 225）。在他看来，接受内部差异对于文化的概念特别是流散文化至关重要。承认彼此间的文化差异与分歧，既可以消解误会与隔阂，又能实现真正的对话。在对待音乐的态度上，小说中杰克将偶然听到的一首西班牙港风格的曲调与许多同类的黑人歌曲联系起来，认为歌曲以“适合跳舞的快乐节奏奇谲地强化了一种伤感的旋律”（292）。而雷此前的看法是，“那种忧郁感对他自己和他的民族的来说至关重要。一种奇怪的、如孩子般的渴望和欢笑”（266）。两人对于黑人音乐融合悲伤和喜悦的力量各持己见，但却并未影响两人的跨文化友谊，而是呈现了离心式的哈莱姆作为容纳差异的多元文化空间之在场性。麦凯持有的跨国理念与克利福德保持“分歧的世界主义”观点产生了共鸣，“既能保留文化的差异化功能，又能将集体身份设想为一种混合的、往往是不连续的发现过程”（Clifford 10）。
与伯恩认为美国是“移植的欧洲”和“世界联盟缩影”的观点相似，洛克视哈莱姆为黑人流散的中心。在文化层面上，哈莱姆“对新黑人的作用与都柏林对新爱尔兰或布拉格对新捷克斯洛伐克的作用一样”（Locke， Harlem 630）。作为新黑人的代表，小说中的雷不仅见证了哈莱姆作为多元文化中心的国际影响力，而且深受雨果、福楼拜、泰戈尔等文学巨擘影响的他也将欧洲的现代文化精髓注入哈莱姆，使得加勒比与欧美的文化世界得以混合和杂糅。一战动摇了自19世纪初以来由欧洲列强建立和维护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使美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在全球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印度国民大会党和马库斯加维的普遍改善黑人协会正在蓬勃发展。与日俱增的国际联系加速了全球文化交流和渗透的进程，从加勒比到哈莱姆，麦凯从寻求文化之根转向到探索路径的多元化，并视哈莱姆为移民撞碰的“接触域”。移民在加勒比与哈莱姆之间的流动，促成了两地跨文化的交流与互渗，这既是麦凯多年创作理念中对多元文化叙事的坚守，又是他在异乡探寻加勒比身份意义时，在“全球与本地、民族与跨民族、家园与移居空间之间达成的协商”（潘志明 104）。 结语
哈莱姆既是20世纪初黑人大规模迁徙到城市的最大黑人社区，又是现代黑人文学艺术的发轫地。哈莱姆具有的地方性与全球性使这座国际化的黑人大都会成为世界非裔流散的中心。麦凯对移民跨国流动的观照，揭示了移民通过改变既定身份与重新定义自我而摆脱民族、种族和阶级等传统观念的束缚和身份认同的困惑，从而参与到美国城市的种族空间生产中。虽然移民后引发的国籍变化、文化错位和流散焦虑是他们身处在地国面临的主要困境，然而，麦凯却以对历史记忆、跨国身份、多元文化等的关注方式寻求突围，探究走出移民身份困境的路径。麦凯聚焦加勒比非裔移民对美国占领海地的反应及对移居地哈莱姆的情感变化，这既是他对哈莱姆的跨国人口迁徙与跨文化交流的关注，又是他于跨国视角下客观看待历史、妥善化解移民认同危机的一种机智策略，彰显了他关于非裔流散的全球性视野。克劳德·麦凯的思辨与写作对当代的美国加勒比非裔作家如杰美卡·金凯德，艾薇菊·丹提卡，朱诺特·迪亚兹等的城市叙事与跨国书写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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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