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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纸币：想印钞票，先除文盲
纸币，来自中国，公元1375年至公元1425年
“你们相信有精灵吗？快说你们信！信的话就拍拍手吧！”
彼得·潘邀请观众和他一样相信精灵的存在以拯救小仙女，这闻名于世的一幕永远都能得到观众的热烈响应。有一种本领，即说服人相信某些看不见但又让人抱有希望的事物真实存在，这种本领古往今来一直以各种形式大行其道。以纸币为例，几百年前，某个中国人在纸上印出了一定金额并请所有人相信这张纸确实具有与它注明的金额同等的价值。或许可以说，纸币就如《彼得·潘》中达令家的孩子，应该“和黄金一样珍贵”，或者就本文的背景而言，是和黄铜一样珍贵——其价值与印于其上的铜钱数目相当。现代的整个货币与信用体系便建立在这种单纯的信任之上。纸币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项革命性的发明。
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的这张纸币是早期的纸币之一，中国人称之为“飞钱”——“会飞的钱”——它来自1400年左右的明朝。关于发明纸币的缘由，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说：
我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这句谚语在某种程度上应当反过来说。纸币的发明旨在解决与他人之间的不信任。但问题是，你能否相信发行纸币的人？发行纸币的责任自然由国家承担，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信任国家？这个问题也牵涉到我们能否相信未来的自己。
那个时候，世界上大多数地方还在使用金币、银币和铜币，它们具备固有价值，可以通过重量来判断。而中国人已经发现纸币具有大量金属货币所不能及的优势：它轻巧，便携，尺寸较大，允许记载大量文字与图案，不仅能表明它的价值，还能昭示它背后的政府的权威性以及它所承担的种种职责。在恰当的操作管理之下，纸币能成为高效率政府的强大工具。
这张纸币乍看之下与现代纸币全无共通之处。很明显，它是一张纸，比A4纸略大，质地柔软，呈现天鹅绒般的灰色。它其实是用桑穰制作的，这是当时中国纸币的官方制造原料。桑穰的纤维长而柔软，因此在六百年后的今天，这张纸币仍然保持着柔韧度，可以折叠。
纸币的一面用木版黑墨分条框印满了汉字与装饰图案。最顶端是六个醒目的大字“大明通行宝钞”，这行字下方是绕着纸张边缘的一圈龙纹花栏。龙是中国的传统标志，也是中国皇帝的象征。龙纹花栏内有两列文字，右列再次强调这是“大明宝钞”，左列则写着“天下通行”。
这声明真是好大的口气。天下能被掌控多久？将这样的承诺印在每一张纸币上，明王朝似乎认定自己能万古长存并保证此币的价值。对这种大胆的断言，我请默文·金发表一下意见：
我认为这是一种隐形的合约，合约双方是民众和他们选择相信的、在接下来的百十年中确保纸币价值的决策。这只是一张纸，本身不具有任何内在价值，它的价值是由其背后的发行机构的稳定性决定的。民众一旦相信这一机构能够延续，认为官府所做的保值承诺值得信任，他们就能够接受并使用纸币，纸币也就成了流通中的普通一环。而当政权在战争或革命中被推翻——这一幕屡屡上演，货币系统也就随之崩溃。
事实上，当蒙元帝国的统治于1350年结束之时，在中国的确上演过这样的情况。1368年，接管中国的新王朝明朝所面临的挑战除了恢复国家秩序之外，还有重建货币系统。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本身是位粗鲁无知的军阀，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雄心勃勃地推行了一项重塑中国社会的计划，试图用孔子的理念来指导臣民的言行，使社会稳定、民风开化。历史学家提摩西·布鲁克进一步指出：
明朝开国皇帝的目标是让儿童掌握基本的读写和运算能力，他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接受一定的教育。在他看来，识字的好处之一是有利于商业运作——使经济运转更加高效，同时也有助于培养道德观。他希望国民自幼学习孔子思想，学习与孝道和敬老有关的经典。他也希望文化的普及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想象一下，当时中国社会约有四分之一的人能够阅读这张纸币上的文字，与同时期的欧洲社会相比，这实在是项了不起的成就。
作为这项宏伟政治计划的一部分，这位新登基的明朝皇帝决定发行新的货币。朱元璋明了，一个稳定灵活的货币体系能促进社会稳定。因此他建立了户部，又在1347年成立了宝钞提举司，次年开始发行宝钞。
纸币遇到的第一个挑战便是假钞。所有纸币都会遭遇假钞这一威胁，因为纸张的实际价值与其面值之间的落差实在太悬殊。明朝的纸币上还印有对假币举报者的奖励措施。一方面利诱百姓，一方面又恐吓潜在的造假币者：
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250两，仍给犯人财产。
更大的挑战是保证新币价值稳定。为此，明政府实行的最关键的货币政策是确保纸币能自由转换为铜钱——纸钞与一定数量的铜钱等值。欧洲人将这种铜钱称为现金——它们是一种中央有方孔的圆形铜钱，已在中国使用逾千年。这张明代纸币让我很欣赏的一点是，它在正中间画出了与此纸币面值等额的铜钱，共十串，每串百枚，计一千文，或按纸币上文字所示，计一贯。若要随身携带，这一数量的铜钱必然不及同等价值的纸币方便实用。这张纸币上画的一千枚铜钱若用绳子串成一串，总长可达150厘米，重达三公斤，携带起来十分笨重，取用也同样麻烦。因而对一些人来说，这种纸币必然让生活便捷多了。时人记载：
出钱以收钞，出钞以收钱。此如池中水。虽万世可行。
听起来十分简单。但“万世可行”却曾令大明皇帝苦恼。通常情况下，实践操作都比理论复杂得多。宝钞换铜钱、铜钱换宝钞的想法从未顺利实现过。与别的政府一样，明朝也没能抵抗随意加印纸币的诱惑，导致纸币大幅贬值。明政府发行宝钞15年后，一位官员记录道，一张面值为一千文的宝钞已只能兑换250枚铜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默文·金解释说：
明代没有中央银行，且过量发行了纸币。本质上说，纸币是由铜钱支撑的——发行纸币的原则如此。但实际操作中，这一关系失效了。而一旦百姓意识到这一点，对宝钞实际价值的判定便取决于政府是否会发行更多的纸币，让纸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这样的纸币最终会变得一文不值。 但我以为，并非所有纸币都注定会失败。如果你在经济危机发生的四五年前来问我的意见，我多半会说：“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管理纸币的办法。”但在经济危机之下，我们也许应该更为小心谨慎，在此大概可以引用另一位中国伟人周恩来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下结论为时尚早。”在纸币问世700百年后的今天评价它，也许还是太早了。
1425年，明政府终于放弃努力，中止了纸币的使用。小精灵逃跑了——换句话说，纸币赖以存在的信用基础崩塌了。银锭转而成为明朝货币制度的基础。但无论管控难度多大，纸币所拥有的无数优势仍然驱使世界各地的人无可避免地重新去使用它。任何一个现代政府离开纸币都无法运作。有关印在中国桑皮纸上的早期纸币的记忆，依然活在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小花园里。20世纪20年代，为了向这些纸币先驱致敬，英格兰银行种下了一小片桑树。
女史箴图：古代妇德“教科书”
画，来自中国，公元500年至公元800年
大英博物馆中有一件来自中国的精品画卷，是一幅原作于公元400年或500年左右的画作的临摹品，它包含了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中国，这被称为“诗书画三绝”。作为一幅画卷，它十分适合几位知交好友共同欣赏，而作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它数百年间一直被历代帝王收藏。画卷名为《女史箴图》，它是一种古代中国的行为规范，用于教导宫廷中的女性遵守妇德。
在世界史上，人类对一种行为好坏的判断标准常发生180度的转弯。但欣赏一件像《女史箴图》这样的艺术品一直是公认的乐趣之一。画卷上的题跋和印章是几百年间有幸欣赏过这幅画卷的人所留下的记录。
画卷长约3.5米，整体摊开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特别修建的东亚画作保存室里。画卷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艺术家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自它完成以来，一直大受推崇。公元292年，晋朝大臣张华作了一首长诗；一个世纪以后，公元400年左右，一名画家根据诗文内容创作了一幅著名的画作，原画据说已经失传。大英博物馆保存的这幅很可能是两百年后的一件临摹品。它完全把握住了原画的神韵，甚至有人认为它就是原作。无论真相如何，它都是中国古代画作留存下来的珍品。
画卷中包含数幅场景，每幅各有箴文。画卷缓缓展开时，先看到几句诗文，然后是相应的图画，一次只能看到一幅，这种展开过程正是赏画的关键乐趣之一。其中有一场景颇令人不安。一个美丽的宫廷女子正风情万种地向皇帝走去，衣袂和红丝带随着动作飞舞。但如果凑近细看你就会发现，皇帝伸出胳膊做出了拒绝的姿势，表明自己不想亲近美色，这令她踌躇不敢向前。女子身体扭转，准备转身离开，脸上是难以置信的挫败神情。
公元292年，张华作诗之时，中国正处于汉朝崩塌后的分裂状态，各方势力明争暗斗，皇位危如累卵。当时的晋惠帝昏庸无能，贾皇后大权在握，行为荒唐。据史料记载，朝中大臣张华忧心忡忡，担心皇后及其同党会篡夺皇位。她的淫乱、凶残和奸诈严重威胁了王朝的安稳。张华的诗文表面上是在劝诫所有的后宫女子，实则是想进言贾后。他希望通过优美而发人深省的诗歌的力量，让贾后回归正道，安分守己，恪守妇道：
翼翼矜矜，福所以兴。
靖恭自思，荣显所期。
而表现诗歌的画作也有崇高的道德目标。劝诫的对象不只是女性，也包括男性。皇帝拒绝妃子的引诱，表现了男性的决断与力量。肖恩·麦克索兰博士是中国古代绘画的知名专家，他曾仔细研究过《女史箴图》：
这是一种正面的劝导。艺术家的目的并不是想告诉别人哪些事不能做，而是告诉他们如何能做得更好。每一幅场景都描述了宫廷女性应如何改善自己的行为举止、个性品行。画的主题是关于学习与改进。为了避免欣赏者对说教感到厌烦，艺术家还加入了机智幽默的内容。画作的内容与为君之道密切相联，是对治国者与他人互动模式富有洞见的描画。
但遗憾的是，贾皇后并不为诗文所动，继续过着荒淫的生活。她的冷酷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情有可原，因为当时有藩王叛乱引起的内战。公元300年政变成功，贾皇后被俘获并赐死。
约百年后，宫廷中的悲剧再度上演。一日，晋孝武帝对爱妃说：“你已30岁了，我该去找更年轻漂亮的女子了。”皇帝只是玩笑，妃子却信以为真，当晚便杀了孝武帝，震惊宫廷。劝导妇女遵从妇德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当时的著名画家顾恺之将张华的诗用画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此诞生了绘画杰作《女史箴图》。大英博物馆亚洲部总监司美茵对这幅画了如指掌：
画卷表现了一种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始于汉代的教诲图传统。读诗赏图之时，便能感受到它所传达的深意。孔子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位置，如果能各司其职，社会便能稳定高效地运行。在张华作《女史箴》诗的年代，有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即女性不论美丑，都应谦逊守礼，牢记自己在家中的地位，服从丈夫。这样才能对社会起积极作用。
《女史箴图》告诉我们，当时的女性绝不能凌驾于丈夫之上。只有在保护身陷危难的皇帝之时，女性才能站到他的前面。画卷中的另一幅画描述了一个真实事件：在一次宫廷表演中，一头凶猛的熊逃脱了控制，两位妃子转身就逃，同时惊恐地回头张望。皇帝吓呆了，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而他身前站着一位勇敢的女性，她挡住皇帝，熊愤怒咆哮着向她扑去，皇帝则脱离了险境。画卷告诉我们，伟大的女性应做出这种自我牺牲。
《女史箴图》曾为数位皇帝珍藏。他们也许认为它能帮助他们降伏后宫悍妇，但同时，他们也欣赏画卷的艺术价值，用收藏来表现自己的艺术素养与权势。每位帝王都在画卷空白处盖上了自己的印章，因此我们准确地知道到底有谁欣赏过它。还有些收藏者在画上题字。这带来了一种欣赏欧洲油画时永远无法享受的乐趣：你感觉自己正与古人一同欣赏画作，因为对作品的共同喜爱，你与千百年前的古人结成同盟。例如，18世纪时，大约与乔治三世同时期的中国皇帝乾隆曾留下评语：
顾恺之画女史箴并书真迹。内府珍玩神品。
这幅画作是极为珍贵的传世之宝，历史上能有幸把玩的人极少。而如今情况依旧如此，不过原因略有不同：光线会损毁画卷所用的绢布，因此极少公开展出。虽然如今我们不能盖上自己的印章以示观赏之乐，但多亏了现代的复制技术，我们所有人都能与乾隆，以及千百年前的古人一起享受赏画的乐趣。多亏了互联网，全球人类都能享受中国宫廷的专属娱乐。
纸币，来自中国，公元1375年至公元1425年
“你们相信有精灵吗？快说你们信！信的话就拍拍手吧！”
彼得·潘邀请观众和他一样相信精灵的存在以拯救小仙女，这闻名于世的一幕永远都能得到观众的热烈响应。有一种本领，即说服人相信某些看不见但又让人抱有希望的事物真实存在，这种本领古往今来一直以各种形式大行其道。以纸币为例，几百年前，某个中国人在纸上印出了一定金额并请所有人相信这张纸确实具有与它注明的金额同等的价值。或许可以说，纸币就如《彼得·潘》中达令家的孩子，应该“和黄金一样珍贵”，或者就本文的背景而言，是和黄铜一样珍贵——其价值与印于其上的铜钱数目相当。现代的整个货币与信用体系便建立在这种单纯的信任之上。纸币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项革命性的发明。
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的这张纸币是早期的纸币之一，中国人称之为“飞钱”——“会飞的钱”——它来自1400年左右的明朝。关于发明纸币的缘由，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说：
我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这句谚语在某种程度上应当反过来说。纸币的发明旨在解决与他人之间的不信任。但问题是，你能否相信发行纸币的人？发行纸币的责任自然由国家承担，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信任国家？这个问题也牵涉到我们能否相信未来的自己。
那个时候，世界上大多数地方还在使用金币、银币和铜币，它们具备固有价值，可以通过重量来判断。而中国人已经发现纸币具有大量金属货币所不能及的优势：它轻巧，便携，尺寸较大，允许记载大量文字与图案，不仅能表明它的价值，还能昭示它背后的政府的权威性以及它所承担的种种职责。在恰当的操作管理之下，纸币能成为高效率政府的强大工具。
这张纸币乍看之下与现代纸币全无共通之处。很明显，它是一张纸，比A4纸略大，质地柔软，呈现天鹅绒般的灰色。它其实是用桑穰制作的，这是当时中国纸币的官方制造原料。桑穰的纤维长而柔软，因此在六百年后的今天，这张纸币仍然保持着柔韧度，可以折叠。
纸币的一面用木版黑墨分条框印满了汉字与装饰图案。最顶端是六个醒目的大字“大明通行宝钞”，这行字下方是绕着纸张边缘的一圈龙纹花栏。龙是中国的传统标志，也是中国皇帝的象征。龙纹花栏内有两列文字，右列再次强调这是“大明宝钞”，左列则写着“天下通行”。
这声明真是好大的口气。天下能被掌控多久？将这样的承诺印在每一张纸币上，明王朝似乎认定自己能万古长存并保证此币的价值。对这种大胆的断言，我请默文·金发表一下意见：
我认为这是一种隐形的合约，合约双方是民众和他们选择相信的、在接下来的百十年中确保纸币价值的决策。这只是一张纸，本身不具有任何内在价值，它的价值是由其背后的发行机构的稳定性决定的。民众一旦相信这一机构能够延续，认为官府所做的保值承诺值得信任，他们就能够接受并使用纸币，纸币也就成了流通中的普通一环。而当政权在战争或革命中被推翻——这一幕屡屡上演，货币系统也就随之崩溃。
事实上，当蒙元帝国的统治于1350年结束之时，在中国的确上演过这样的情况。1368年，接管中国的新王朝明朝所面临的挑战除了恢复国家秩序之外，还有重建货币系统。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本身是位粗鲁无知的军阀，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雄心勃勃地推行了一项重塑中国社会的计划，试图用孔子的理念来指导臣民的言行，使社会稳定、民风开化。历史学家提摩西·布鲁克进一步指出：
明朝开国皇帝的目标是让儿童掌握基本的读写和运算能力，他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接受一定的教育。在他看来，识字的好处之一是有利于商业运作——使经济运转更加高效，同时也有助于培养道德观。他希望国民自幼学习孔子思想，学习与孝道和敬老有关的经典。他也希望文化的普及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想象一下，当时中国社会约有四分之一的人能够阅读这张纸币上的文字，与同时期的欧洲社会相比，这实在是项了不起的成就。
作为这项宏伟政治计划的一部分，这位新登基的明朝皇帝决定发行新的货币。朱元璋明了，一个稳定灵活的货币体系能促进社会稳定。因此他建立了户部，又在1347年成立了宝钞提举司，次年开始发行宝钞。
纸币遇到的第一个挑战便是假钞。所有纸币都会遭遇假钞这一威胁，因为纸张的实际价值与其面值之间的落差实在太悬殊。明朝的纸币上还印有对假币举报者的奖励措施。一方面利诱百姓，一方面又恐吓潜在的造假币者：
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250两，仍给犯人财产。
更大的挑战是保证新币价值稳定。为此，明政府实行的最关键的货币政策是确保纸币能自由转换为铜钱——纸钞与一定数量的铜钱等值。欧洲人将这种铜钱称为现金——它们是一种中央有方孔的圆形铜钱，已在中国使用逾千年。这张明代纸币让我很欣赏的一点是，它在正中间画出了与此纸币面值等额的铜钱，共十串，每串百枚，计一千文，或按纸币上文字所示，计一贯。若要随身携带，这一数量的铜钱必然不及同等价值的纸币方便实用。这张纸币上画的一千枚铜钱若用绳子串成一串，总长可达150厘米，重达三公斤，携带起来十分笨重，取用也同样麻烦。因而对一些人来说，这种纸币必然让生活便捷多了。时人记载：
出钱以收钞，出钞以收钱。此如池中水。虽万世可行。
听起来十分简单。但“万世可行”却曾令大明皇帝苦恼。通常情况下，实践操作都比理论复杂得多。宝钞换铜钱、铜钱换宝钞的想法从未顺利实现过。与别的政府一样，明朝也没能抵抗随意加印纸币的诱惑，导致纸币大幅贬值。明政府发行宝钞15年后，一位官员记录道，一张面值为一千文的宝钞已只能兑换250枚铜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默文·金解释说：
明代没有中央银行，且过量发行了纸币。本质上说，纸币是由铜钱支撑的——发行纸币的原则如此。但实际操作中，这一关系失效了。而一旦百姓意识到这一点，对宝钞实际价值的判定便取决于政府是否会发行更多的纸币，让纸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这样的纸币最终会变得一文不值。 但我以为，并非所有纸币都注定会失败。如果你在经济危机发生的四五年前来问我的意见，我多半会说：“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管理纸币的办法。”但在经济危机之下，我们也许应该更为小心谨慎，在此大概可以引用另一位中国伟人周恩来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下结论为时尚早。”在纸币问世700百年后的今天评价它，也许还是太早了。
1425年，明政府终于放弃努力，中止了纸币的使用。小精灵逃跑了——换句话说，纸币赖以存在的信用基础崩塌了。银锭转而成为明朝货币制度的基础。但无论管控难度多大，纸币所拥有的无数优势仍然驱使世界各地的人无可避免地重新去使用它。任何一个现代政府离开纸币都无法运作。有关印在中国桑皮纸上的早期纸币的记忆，依然活在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小花园里。20世纪20年代，为了向这些纸币先驱致敬，英格兰银行种下了一小片桑树。
女史箴图：古代妇德“教科书”
画，来自中国，公元500年至公元800年
大英博物馆中有一件来自中国的精品画卷，是一幅原作于公元400年或500年左右的画作的临摹品，它包含了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中国，这被称为“诗书画三绝”。作为一幅画卷，它十分适合几位知交好友共同欣赏，而作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它数百年间一直被历代帝王收藏。画卷名为《女史箴图》，它是一种古代中国的行为规范，用于教导宫廷中的女性遵守妇德。
在世界史上，人类对一种行为好坏的判断标准常发生180度的转弯。但欣赏一件像《女史箴图》这样的艺术品一直是公认的乐趣之一。画卷上的题跋和印章是几百年间有幸欣赏过这幅画卷的人所留下的记录。
画卷长约3.5米，整体摊开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特别修建的东亚画作保存室里。画卷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艺术家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自它完成以来，一直大受推崇。公元292年，晋朝大臣张华作了一首长诗；一个世纪以后，公元400年左右，一名画家根据诗文内容创作了一幅著名的画作，原画据说已经失传。大英博物馆保存的这幅很可能是两百年后的一件临摹品。它完全把握住了原画的神韵，甚至有人认为它就是原作。无论真相如何，它都是中国古代画作留存下来的珍品。
画卷中包含数幅场景，每幅各有箴文。画卷缓缓展开时，先看到几句诗文，然后是相应的图画，一次只能看到一幅，这种展开过程正是赏画的关键乐趣之一。其中有一场景颇令人不安。一个美丽的宫廷女子正风情万种地向皇帝走去，衣袂和红丝带随着动作飞舞。但如果凑近细看你就会发现，皇帝伸出胳膊做出了拒绝的姿势，表明自己不想亲近美色，这令她踌躇不敢向前。女子身体扭转，准备转身离开，脸上是难以置信的挫败神情。
公元292年，张华作诗之时，中国正处于汉朝崩塌后的分裂状态，各方势力明争暗斗，皇位危如累卵。当时的晋惠帝昏庸无能，贾皇后大权在握，行为荒唐。据史料记载，朝中大臣张华忧心忡忡，担心皇后及其同党会篡夺皇位。她的淫乱、凶残和奸诈严重威胁了王朝的安稳。张华的诗文表面上是在劝诫所有的后宫女子，实则是想进言贾后。他希望通过优美而发人深省的诗歌的力量，让贾后回归正道，安分守己，恪守妇道：
翼翼矜矜，福所以兴。
靖恭自思，荣显所期。
而表现诗歌的画作也有崇高的道德目标。劝诫的对象不只是女性，也包括男性。皇帝拒绝妃子的引诱，表现了男性的决断与力量。肖恩·麦克索兰博士是中国古代绘画的知名专家，他曾仔细研究过《女史箴图》：
这是一种正面的劝导。艺术家的目的并不是想告诉别人哪些事不能做，而是告诉他们如何能做得更好。每一幅场景都描述了宫廷女性应如何改善自己的行为举止、个性品行。画的主题是关于学习与改进。为了避免欣赏者对说教感到厌烦，艺术家还加入了机智幽默的内容。画作的内容与为君之道密切相联，是对治国者与他人互动模式富有洞见的描画。
但遗憾的是，贾皇后并不为诗文所动，继续过着荒淫的生活。她的冷酷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情有可原，因为当时有藩王叛乱引起的内战。公元300年政变成功，贾皇后被俘获并赐死。
约百年后，宫廷中的悲剧再度上演。一日，晋孝武帝对爱妃说：“你已30岁了，我该去找更年轻漂亮的女子了。”皇帝只是玩笑，妃子却信以为真，当晚便杀了孝武帝，震惊宫廷。劝导妇女遵从妇德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当时的著名画家顾恺之将张华的诗用画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此诞生了绘画杰作《女史箴图》。大英博物馆亚洲部总监司美茵对这幅画了如指掌：
画卷表现了一种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始于汉代的教诲图传统。读诗赏图之时，便能感受到它所传达的深意。孔子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位置，如果能各司其职，社会便能稳定高效地运行。在张华作《女史箴》诗的年代，有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即女性不论美丑，都应谦逊守礼，牢记自己在家中的地位，服从丈夫。这样才能对社会起积极作用。
《女史箴图》告诉我们，当时的女性绝不能凌驾于丈夫之上。只有在保护身陷危难的皇帝之时，女性才能站到他的前面。画卷中的另一幅画描述了一个真实事件：在一次宫廷表演中，一头凶猛的熊逃脱了控制，两位妃子转身就逃，同时惊恐地回头张望。皇帝吓呆了，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而他身前站着一位勇敢的女性，她挡住皇帝，熊愤怒咆哮着向她扑去，皇帝则脱离了险境。画卷告诉我们，伟大的女性应做出这种自我牺牲。
《女史箴图》曾为数位皇帝珍藏。他们也许认为它能帮助他们降伏后宫悍妇，但同时，他们也欣赏画卷的艺术价值，用收藏来表现自己的艺术素养与权势。每位帝王都在画卷空白处盖上了自己的印章，因此我们准确地知道到底有谁欣赏过它。还有些收藏者在画上题字。这带来了一种欣赏欧洲油画时永远无法享受的乐趣：你感觉自己正与古人一同欣赏画作，因为对作品的共同喜爱，你与千百年前的古人结成同盟。例如，18世纪时，大约与乔治三世同时期的中国皇帝乾隆曾留下评语：
顾恺之画女史箴并书真迹。内府珍玩神品。
这幅画作是极为珍贵的传世之宝，历史上能有幸把玩的人极少。而如今情况依旧如此，不过原因略有不同：光线会损毁画卷所用的绢布，因此极少公开展出。虽然如今我们不能盖上自己的印章以示观赏之乐，但多亏了现代的复制技术，我们所有人都能与乾隆，以及千百年前的古人一起享受赏画的乐趣。多亏了互联网，全球人类都能享受中国宫廷的专属娱乐。